“快睡吧，天快亮了。”不久，他响起了鼾声。我却怎么也睡不着，继续翻阅老鬼子编的影集，思考着许多问题……
德国人是因为有日本人的存在才显出高大起来（我这里说的决不是身高）。而侵华日军老鬼子小林勇是因为有满嘴胡言的少数日本政客出现，才变得诚实和反省的可贵。虽然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日本国民。
1996年8月15日，日本6名阁僚和80多名国会议员前往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由此可以看出，在日本战败51周年之际，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依然美化侵略战争，不愿反省过去那段侵略历史。这些政客们的做法在原侵华日军士兵小林勇面前显得多么渺小。
1996年10月12日，有个叫●山静六的官房长官发表演说。他说：“桥本龙太郎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有什么不好？一个首相怎么能屈服于外国的压力。”当我在《每日新闻》上看到这条报道时非常气愤，我很想给●山静六讲两个故事。
1972年9月25日，田中角荣首相偕大平正芳外相、二阶堂进官房长官及49名有关政府官员乘专机来北京。田中一行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接见。田中首相访华期间我正在首钢当铁匠。当时首钢一位载重汽车司机发誓要开大卡车去机场路和“日本鬼子同归于尽”。原因是1943年他5岁时亲眼见到日本兵闯进他的家，先开枪打死他的父亲，后*他的母亲。*完他母亲之后，两个鬼子又用枪刺扎了七八刀，他哭喊着冲上去，鬼子兵又给他一刺刀。母亲闭眼前只对他说了一句话：“活着，要报仇！”扫荡的鬼子走之后，村子成了一片火海，活着的乡亲寥寥无几。是村里一位老爷爷救了他，当时他胸口的血和棉衣凝固在一起，脱都脱不下来。后来是这位老爷爷拉扯他几年，直到解放。当时首钢工人之中，直接或间接在日军侵华战争中受到*的人为数不少，所以千百工人兄弟都同情被公安局看管的这位暴跳如雷的大卡车司机。
我要给●山讲的另一个故事是我在日本驻华大使馆工作时，一个老翻译讲给我听的。老翻译告诉我：他1973年陪驻北京日本记者去东北某地采访，村民们听说“日本鬼子又来了”，都抡着锄头涌向村口，他们没有忘记那年日本鬼子惨无人道地屠杀了2000多村民，烧了全村的房子。
我这里要说的意思是：●山静六不要在家门口喊“参拜靖国神社有什么不好”，他是男人的话，应该去中国从北到南数不清的村庄访问访问，趁这些曾目睹日寇烧杀的老农民们还活着。或者是听听首钢那位捶胸顿足的大卡车司机的诉说。
大家看看，这个官房长官比一个侵华老兵正直吗？
日本还有个叫藤网冈信胜的教授，他攻击新版教科书是“充满自虐和反日的记述，将使学生认为日本是最坏的国家，这是极为严重的问题，是当前最值得人们忧虑的问题。”他还认为教科书中关于“从军慰安妇问题的记述，违反了历史真实，是对日本国民精神上的虐待。”他要求日本政治家“删除教科书的记述，彻底改革日本的历史教育。”请大家比较一下，这样的教育家是不是比一个当年的鬼子还坏，他坏就坏在误人子弟。
我认识的鬼子兵
> 小林勇的影集及其他（15）
小林勇的影集及其他（15）
其实，我倒不希望小林勇老头儿当政治家、当教育家、当官房长官，他和我一块儿当临时工挺好的，这样更自由一些。首先他走路的姿势就难登大雅之堂。我常常和他开玩笑：就你这种走路的姿势，当年在北京前门楼子、东四牌楼前这么一晃，人们是不是都吓跑了？他认真回忆后说：
“那要看距离了，800米上下，就是三八枪的有效射程之内，大姑娘小媳妇看见我们‘噌’地一下子就闪进胡同。当距离在100米上下时，女人们都看着地面走。我注意看了一下，地面上没钱包呀。而老头儿、老太太则向我们鞠躬，表示‘敬意’。我们日本人之间见面只鞠一个躬，可他们见了我们没完没了地鞠——他们确实手无寸铁。”小林勇说完苦笑起来。
我对小林勇老头儿说：“战争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您这种走路的姿势应该改改了，又在自己的国家。”我说：您这种走路的姿势我也可以走出来，无非是行进中双臂在屁股后面左右摆动，而不是前后摆动，两腿叉开，保证行进中裤裆里可以自由地穿行一只狗——这种姿势就出来了。我还对他说中国有句谚语，叫：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70多岁的人也不要紧，只要坚持，一定能把走路的姿势改过来。小林勇者头儿少见地双眼笑成一条缝，以一个老人特有的慈祥对我说：
“我看你是吃多了。”
写完这个章节搁笔之前，我想应该给小林勇家打个电话了。虽然君子之交淡如水，但不能总是每到新年写张明信片吧。日本就像一台飞速转动的大机器，一旦融进去就没时间打电话了。尤其是男人和男人之间。
十一
令人沮丧，老太太告诉我，小林勇先生已经住院半年了，肺癌晚期。
我听了后感到意外，我对老太太说：数年前我们还一起做临时工，一起抽烟喝酒，一起聊天，一起开摩托车四处跑呢，他怎么会病倒了呢？
对面电话里的老太太不出声。
我问她医院的电话，我要把电话打到他床头去。老太太告诉我：“你的心情我理解了，但小林勇先生已经不能说话了。”老太太还告诉我：“丈夫在神志清醒时一再嘱咐：方先生喜欢那几本影集，他没事就来翻拍；我如果不成了，就把它们当成礼物送给方先生，如果他愿意要的话……”我听了老太太的话，心情沉重，一时语塞。
小林勇老头儿突然病危的消息让我感到几分惆怅。我忽然感到这个人不一般。这个活生生的老头儿的出现，丰富了我对一个词汇的认识，这个词汇就是“鬼子”。这说明这个人对一个词汇的内涵与外延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原来的“日本鬼子”在我的心目中是我们中国人民的仇敌，只有消灭他们这些无恶不作的侵略者，中国才能安宁。真和老鬼子朝夕相处了，才发现经过半个世纪的风雨，现在的“老日本鬼子”中已有不少人悔过了、认罪了，他们知道自己曾做了军国主义的牺牲品；他们本人也知道，他们青春时代的罪过已经永远地被钉在耻辱柱上了。
当一个普通人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眼睁睁看着罪恶横行时，那是多么可悲的事情；而普通人在某一特定环境下、某一特定氛围里所犯下的罪恶又是多么可怕呀。但当他们集合成一体时就成了我们地球上制造人类灾难的魔鬼！侵华日军就是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的魔鬼。
小林勇年轻时没被中国的抗日力量消灭，于1945年投降交枪，这是他第一次放下武器；过了半个世纪他又虔诚地对中国留学生敞开心扉，彻底地解除武装，这确实是令人欣慰的事。我想关键是后来的人，他们是不是再从地上拾起那些破烂的战刀，再一次把它举过头顶——可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了呀。
我不由得想起和小林勇老头儿之间的许多往事。我和他之间还有两件已经约定好的事没办哪：
其一，小林勇要我陪他去北京，他要在前门楼子前照张相——就是他和他的部队扛着三八枪进北京的地方。
其二，他要我陪他去北京张自忠路走走。原因是1940年5月在湖北宜昌，他的部队与中国政府军的部队在夜间曾激烈枪战，双方都要抢夺因不投降而自杀的张自忠将军遗体。在这次争夺战中他的腿部和耳朵中弹。日军抢张将军遗体的目的是要用来开追悼会，鼓励日本士兵学习中国将军宁死不屈的“武士精神”。后来张将军的遗体被中国政府军抢去，双方死伤惨重。认识小林勇老头儿我才知道，原来天下还有这样的新鲜事儿。
回国之前，我最后去了一次富士山。小林勇先生的新墓碑立在他家族的墓碑之中。我把沿路采摘的野花放在他的墓碑前，又打开从东京买来的北京二锅头酒从他的墓碑上浇了下去。石碑的颜色立刻浓重了。我想，也许侵华老鬼子小林勇先生知道我来了。闻着呛人的酒味，我自言自语说道：“这是中国老百姓爱喝的酒，这种酒能愤怒地燃烧，也能友好地微笑。小林勇先生，1937年你在中国喝过这种酒吧。再见了，我要回北京了。”
我站直身子，向小林勇的墓碑敬了一个中国退役军人的军礼。我想，中国人对有悔过之意的日本老兵是宽宏大量的。
我认识的鬼子兵
> 白雪红旗（1）
白雪红旗（1）
一
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其实我并不具备写作的才能。
搜肠刮肚，扪心自问，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驱使我写下去。
我要告诉人们些什么呢？
如果日本人像德国人那样的话，我还有必要动笔吗？我的喋喋不休还有人听吗？我写的东西还有人看吗？我的书还会有价值吗？
有一本书上说人有三种能力是努力奋斗的源泉，这三种能力是：爱情驱使力、创造力和逆境反作用力。是什么使我拿起笔来？我感到是一种历史的责任感在驱使着我。
二
全日本有中国官方的11家报社、通讯社，另外还有留学生自己办的7种报纸。中国在日本的记者人数大约在60名上下，在日本大学读书的公费、自费生有3万人，其中不乏佼佼者。只要他们之中站出来一个，我就自惭形秽。如若他们之中有一个人写鬼子的话，就一定比我写得好。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
本人才疏学浅，也可能功夫不到家。我在日本众多图书馆内那烟波浩渺的书海里，还没发现一本采访今天老德国鬼子、老日本鬼子生活的札记。只有一本奥地利著名新闻记者彼得?西施罗夫斯基写的《生而有罪》，还是对纳粹子女的访谈录。
我是在日本东京读到的这本书，备受感动之余，不免产生疑问：目前仍然有几十万当年参战的德国鬼子活着，为什么不去采访他们本人呢？难道纳粹子女的所思所想，会比50年前在欧洲制造过骇人听闻的人类惨案的德国鬼子本人更重要么？
欧洲记者在想什么呢？
我如果能去德国，仍然半工半读。我还从洗盘子、送外卖、拆房子、擦皮鞋、送报纸、背石头、通烟囱做起。我一定能采访到当年的德国鬼子。两三年后，我一定能交给您200张照片和20万字的采访札记。如果一个中国人能去德国采访，那么，他的第一个调查写作单元应该叫“街坊”。当年德国纳粹把除英国以外的欧洲四合院里的“街坊”们都祸害了一遍。《生而有罪》的犯罪感正是由于德国和周边国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纳粹子女才受到来自于父母罪行的影响。而日本人没有德国人那种犯罪感的原因是：日本人与“街坊”隔着漫长而浩瀚的海峡，“街坊”的愤怒需要记者才能传真过去。
三
我的写作意图确实很多，但这些“意图”又确实很难实现。我不能不面对现实，我不能不脚踏实地，我确实没机会去德国通烟囱了，尽管我本人十分想采访那些当过德国兵的老人们。
当新世纪的曙光就在我们面前时，许多侵华日本士兵的生命也快要走到人生的尽头了。他们回味侵华战争的血腥吗？他们忏悔自己的罪恶吗？他们思考对未来的和平贡献力量吗？他们要把侵略他国时所犯下的罪恶悄悄带进坟墓而不警示后人了吗？在连老鬼子本人都不忏悔的情况下，他们的子女会很好地认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恶以及他们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危害吗？这正是我想知道的。我在日本留学6年，正是抱着这个目的，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深入采访了十几位侵华老日本兵。借助他们自己的言谈，他们的日记，他们提供的战争期间的照片，他们从中国劫掠去的文物，向世人揭示他们今天的内心世界。
我正是抱着这种意图，拿起笨拙的笔，写出这本《我认识的鬼子兵》。
四
我不怎么爱看伟人的传记，我很喜欢看普通人的传记。原侵华鬼子兵们也是普通人，和你我他一样都是芸芸众生的一员，是构成复杂社会的基础。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什么样的气候里，才使他们变成为残酷无比的魔鬼的呢？这正是我想研究的内容之一。
我认识的鬼子兵
> 白雪红旗（2）
白雪红旗（2）
只要您去采访当年的老日本鬼子，就会惊讶地发现，当年的老鬼子们不过是一群开机床的、种菜的、送信的、做木匠活的、开饭馆的、修铁路的、教书的、敲锤子的、当会计的普通劳动者，总之和你我一样都是平凡的人。但就是这些普通人的头脑中，却曾被灌输进“为天皇圣战”、“武士道”、“大东亚共荣”、“高贵的日本大和民族要解放愚昧的亚洲殖民地”、“保卫日本国海外领地”等等、等等军国主义思想。正是这些军国主义思想润滑了当年侵华日军的疯狂车轮，是这些罪恶的车轮碾碎了多少中国人的美好家园。甚至这些罪恶的军国主义思想，至今阴魂不散，仍盘踞在日本社会一小撮残渣余孽的头脑里，并不时兴风作浪。不警惕他们，就不能根绝这种罪恶。也只有批判他们，才可能避免50年前那场战争悲剧的重演。
在日本报纸上不难看到，全世界都在追踪德国纳粹的老军官，即使他跑到天涯海角，即使他躲过了50年，也要把他抓回来送上法庭。我关心的不仅是党卫军军官，他们的罪行罄竹难书，这点我早已清楚了；我还关心的是那些大头兵们，那些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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