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从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

    张学良与杨虎城都知道对方与共产党有联系，但又都不敢说出来，只是进行一些试探性的谈话，彼此心照不宣。

    高崇民到西安后，在张学良的示意下，才疏通了关系，消除了误会。

    从此二人肝胆相照，为抗日救国携手合作。

    张学良和杨虎城为说服蒋介石抗日，对蒋多次进行劝谏、苦谏和哭谏。

    张学良甚至向蒋介石跪下，但得到的却是蒋介石的厉声回答：“是我服从你呢?还是你服从我?”1936年11月1日，张学良去洛阳参加洛阳军校纪念会，蒋介石针对张学良和杨虎城联共抗日的主张，杀气腾腾地说：“勾结日本者是汉奸，勾结共产党也是汉奸！”在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与红军联系共同抗日时，国民党军统和中统特务早已在暗中窥视。

    “剿共”政训处长很快就获得了这一重要情报，并亲自乘飞机到广州向蒋介石告发。

    蒋介石听后大为震动。

    他感到，如张学良、杨虎城与红军之密谋实现，“剿共”大业将前功尽弃，这将直接关系到他的统治和一生的成败。

    他决心继续推行“先安内后攘外”、“匪未肃清绝对不言抗日”的政策。

    他认为，红军残部窜至陕北，经过休整和补充，也不过3万人。

    而他调集30万大军、200架飞机易如反掌。

    他还拥有毒气弹，在两三个月内就可以将共军大部消灭在陕北。

    如果一小部分渡过黄河，到达蒙古沙漠地区，他再控制黄河，用兵围剿，红军插翅难逃。

    到那时，红军让我收编，我也最多收编5000人。

    至于张、杨二人，他自信他们还不敢不服从他的命令。

    如不听令，他立即就将他们调离西北，然后再找机会收拾他们。

    主意已定，他在两广事变结束后，立即于10月22日飞赴西安。

    他初到西安，为了摸清张、杨的底细，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要张、杨和邵力子等陪他登华山，游终南，然后听张、杨对“剿共”的意见。

    这期间，他到张学良办的王曲训练团，以领袖身份训了一次话。

    他说：“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危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危害尚缓。

    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

    那样在家是不孝，为国是不忠，不忠不孝，便不能算一个革命军人。

    国家有法律、纪律在，对这种不忠不孝的军人是予以制裁的。”

    当时东北军中的抗日呼声甚高，不愿与红军作战。

    王曲训练团又是张、杨为抗日培养军事干部的场所，所以军官们听了蒋介石的讲话，莫名其妙，十分气愤。

    会场上顿时咳嗽声、跺脚声、用脚擦地声、低语声响成一片。

    蒋介石只好讲了半个钟头就收场了。

    张学良本想陪着蒋介石与前排的高级军官握握手，可看到会场秩序不妙，就免了。

    一散会，军官们便议论纷纷，有的说：“这算什么训话，简直是胡说八道!

    ”

    有人说：“他的所做所为与卖国贼没有两样。”

    第二天安排讨论，讨论会变成了批判会。

    有着强烈爱国思想的苗剑秋大声说：“我们亡省亡家，他却让我们不要打日本，去打共产党，简直是放屁!

    他讲这样的混账话，我们东北人稍有血气，就应该让他走着进来，躺着出去!

    ”

    蒋介石来西安之时，正是他反动统治登峰造极之时。

    他用分化收买惯技，解决了两广事变，又迫使他的政敌汪精卫出国。

    这年的10月30日又是他的50大寿，他便去洛阳住了一个月，让全国上下为他祝寿，捐财、捐物，到处修建“中正堂”、“介寿祠”，甚至让每一个小学生都为他捐献。

    当年，吴佩孚在洛阳庆祝50大寿时，是“满天风雨会中州”，盛况空前，蒋介石与吴佩孚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15.大抗战拉开了幕布(6)15.大抗战拉开了幕布(6)

    蒋介石一方面祝寿，另一方面会见各路诸侯，抓紧部署“剿共”。

    他调集嫡系部队约30个师驻扎在汉口至郑州、郑州至灵宝的铁路沿线，并内定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下令扩建西安与兰州飞机场，准备容纳100架轰炸机对付红军。

    这期间，他专程飞往太原，会见阎锡山，飞往济南会见韩复榘，并让他们向傅作义、宋哲元等人传达他的停止抗日、集中力量“剿匪”的方针。

    蒋介石还命他的外交部长张群与日本大使川樾进行了六七次会见，在东京的许世英大使也与日有田外相进行了商谈与勾结。

    12月4日，蒋介石再度来到西安指挥“剿共”。

    他的几十名高级将领和大员如钱大钧、陈诚、陈调元、蒋鼎文、卫立煌、陈继承、朱绍良等也一起来到西安。

    与此同时，260个团约30余万部队的前锋已到达陕西潼关，100多架新从意大利买来的最新式飞机(其中一部分是给他的献寿飞机)一批批飞到西安。

    西安上空整天机声隆隆，街上跑的到处是高级小汽车，旅馆里塞满了人。

    大饭店座无虚席，猜拳、打麻将声不绝于耳。

    妖艳的妓女夹在大员之间，调情卖俏，异常活跃。

    在“剿共”大战即将爆发的关键时刻，12月10日，张学良对蒋介石进行了最后一次哭谏。

    他声泪俱下，希望“委员长纳忠言，千秋万世留下美名。

    否则，即使他本人愿意孝忠到底，部下也不肯听命”。

    蒋介石不但不听，反而拍桌大怒，一顿臭骂后，恶狠狠地走入内室。

    张学良还不甘心，出来后让杨虎城再去劝说一次，看看情形。

    可蒋介石依然故我。

    至此，张、杨感到光靠劝告、苦谏、哭谏已无济于事，而蒋介石12月12日就要离开西安了。

    如不采取果断措施，便会丧失良机。

    他们只好进行兵谏。

    为了万无一失，他们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严密的分工。

    由张学良的东北军负责在华清池捉蒋介石，并负责从西安至临潼的警戒；杨虎城的17路军负责解除西安的中央宪兵、特务、警察及部分中央军的武装，并扣留飞机和南京军政大员。

    12月12日凌晨天亮前，东北军卫队团的警卫营悄悄摸进华清池。

    由于行动被蒋介石的卫士发现，并开枪射击，双方展开激战。

    蒋介石的少爷卫士一听枪声便惊慌失措，还未集合就被东北军扫射而死，尸体都排得整整齐齐。

    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也被打伤足部。

    蒋介石在梦中听到枪声后，以为红军来了，顾不上戴假牙，穿着睡衣、拖鞋就往外跑。

    在翻墙时，由于过度紧张，跌进一个荆棘坑里，摔伤了腰部，掉了一只鞋。

    这时恰巧遇见一个侍从副官，便背着他向东南方向的山上跑，在一块叫虎畔石的大石后面的草丛中藏了起来。

    警卫营孙铭九营长等见蒋介石跑了，但衣服在，汽车也未开走，便一边把情况报告张学良，一边继续搜查。

    在搜到虎畔石附近时，蒋介石的秘书肖乃华刚探头就被一枪打死。

    蒋介石赶紧举起两手说：“我在这里。”

    东北军的战士端着枪走过去，只见蒋介石浑身哆嗦，缩做一团。

    他上身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身穿一条白色睡裤，一只光脚流着血。

    白凤翔和孙铭九闻讯后十分高兴，立即赶来，叫蒋介石跟他们走。

    蒋介石因怀疑他们是红军，便问：“你们是哪一部分军队?”孙铭九说：“我们是东北军。”

    蒋一听是东北军，便赖着不走。

    白凤翔看见蒋介石冻得全身发抖又行动困难，便脱下自己的大衣给他披上，让孙铭九和卫队连长王协一轮流将其背下山。

    走到汽车边，蒋介石又怀疑是东北军一部分哗变，死也不肯上车，并问：“张副司令在哪里?”白凤翔和孙铭九回答说：“我们领你去见张副司令。”

    然后硬把他抬进小汽车里，护送到张学良的住地西安新城大楼。

    与此同时，西安市内的中央军、警、宪等武装已全被缴械，南京军政大员也全部扣留。

    包围宾馆时，邵元冲跳窗逃跑，不听制止被击成重伤，死在医院。

    在集中点名时，独缺陈诚一人。

    原来他身带处分张、杨的绝密文件，听到枪声后，立即将文件撕毁投入马桶，用水冲下，自己逃入地下室躲起来。

    宋文梅营长带领士兵走进地下室搜查时，把他从一个空啤酒箱中拉出来。

    宋营长拍了拍他的肩膀，讥讽地说：“军人嘛，怎么这么丢人!

    ”

    在兰州方面，也已解除了朱绍良部队的武装，并控制了飞机场。

    张学良和杨虎城扣留蒋介石后，为了说明真相，于12月12日上午向全国发出通电，电文说：“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继之于后。

    凡属国人，无不痛心。

    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

    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

    15.大抗战拉开了幕布(7)15.大抗战拉开了幕布(7)

    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

    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

    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

    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

    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

    昨日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唆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

    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

    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以上八项为我等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以往误国之愆尤。

    大义当前，不容反顾。

    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

    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

    临电不胜待命之至。”

    张、杨通电集中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和要求，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篇重要文献。

    12日上午10时，西安各报便出了号外，捉蒋消息立即传遍全市，大街上挤满了人，人们一边走一边欢呼，青年学生更是兴高采烈，不自觉地形成了一股股的游行队伍。

    张学良在发动兵谏时，于12月12日晨5时致电毛泽东主席，称“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介石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政府。

    兄等有何意见，速复，并望红军全部速集于环县一带，以便共同行动，防胡(宗南)敌北进。”

    捉住蒋介石，张、杨二人兴奋不已，但如何处理后事，二人一时又拿不出什么好主意，心情很快变得沉重起来。

    他们联名给中共中央打电报，请派代表团到西安共商大计。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13日在保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对西安事变后的局势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12月15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红军领导人的名义致电南京政府，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

    12月16日组成以周恩来副主席为首，包括叶剑英、秦邦宪、李克农的代表团飞抵西安。

    12月19日向全国发出了《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通电》。

    同时为了应付南京的“讨伐”，将红军南调至西安附近的泾阳、三原、淳化、咸阳一带，红17军团挺进到西安东南的蓝田，以支援东北军和17路军。

    张、杨捉蒋的消息传到南京后，南京党政军大员乱作一团，有的悲，有的暗中高兴。

    军政部长何应钦感到这是夺取委员长一职的难得机会，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力主讨伐，企图用飞机炸死蒋介石。

    12月12日下午，他召集党政军首脑开会，交换意见，当晚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了武力讨伐的决定；又给在德国“养病”的亲日派首领汪精卫发电，促其立即回国。

    亲日派的这些举动，引起了亲英、美派的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人的强烈反对。

    事变当天，宋美龄、孔祥熙等还在繁华的上海享乐，第二天一早便赶紧来到南京。

    他们力主以和平方式营救蒋介石，坚决反对何应钦等人所做出的决定。

    在宋美龄的强烈要求下，孔祥熙以行政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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