劲把房门砰地一声关上。而如果这两个人当中非有一个前来大发脾气和砰地关上房门，我宁愿来的是玛丽安，因为我对她已经习惯了。这样一想，我立刻寄出了复信。无论如何，这样我就拖延了时间——我的天哪！哪怕是能拖延时间也是好的啊。

    我每次精疲力竭时（我可曾谈到，玛丽安的信已经使我精疲力竭了？），总需要休息三天才能起来。我也太一厢情愿了——瞧我还指望有三天安静的日子哩。当然，我没能指望到。

    第三天我收到一个素昧生平的人寄来的一封荒唐透顶的信。此人自称是我们家的法律顾问（指的是我们那位宝贝老顽固吉尔摩）的代理事务的合伙人，说他最近从邮局收到一封信，外面是哈尔科姆小姐的笔迹。他拆开信封时吃了一惊，发现里面只有一张白纸。这情形引起了他的疑心（这位会动脑筋的律师，竟然怀疑信被人偷走了），他立刻写信给哈尔科姆小姐，但没收到复信。在困惑的情况下，他不像头脑清醒的人那样听任事态自然发展，而是采取了第二个荒谬的举动，来给我添麻烦，写信来问我可知道这件事。这真是活见鬼，我怎么会知道呀？为什么这样自找麻烦不算，还要来给我找麻烦？我在回信中表达了这个意思。那是我写得最尖锐的一封信。自从给沃尔特·哈特赖特先生那个十分讨厌的家伙写了解聘信以来，我还不曾写过比那措词更为犀利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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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信产生了效果，此后我再没收到那个律师的信。

    这件事也许并不十分奇怪。但另一件事确实令人纳罕，那就是：玛丽安此后再没来信，而且不像是会亲自来了。她这样出入意料地不再露面，对我是一件极好的事。我感到很快慰，猜想起来（我当然会这样猜想），大概我的已婚亲属又和好如初了吧。过了五天安静自在、独享清福的生活，我完全恢复了。第六天，我觉得精神很好，就把我的摄影师唤了来，叫他重新为我的艺术品拍摄准备捐赠的照相，以便像我前面提到的那样用来培养附近那些野蛮人的兴趣。我刚吩咐他到工作室里去，刚开始玩赏我那些钱币，路易突然拿着一张名片进来了。

    “又是女仆吗？”我问，“我不见她。我身体不好，这会儿见女仆不合适。就说我不在家。”

    “这一次是位绅士，老爷。”

    来的是位绅士，当然要另眼看待。我去瞧那名片。

    我的天哪！原来是我那讨厌的妹妹的外国丈夫。是福斯科伯爵呀。

    需要我说明：看到来客的名片，我首先想到了什么吗？当然无需说明。我妹妹嫁的是一个外国人，所以，凡是头脑清楚的人都只会产生同一个念头：伯爵肯定是向我借钱来了。

    “路易，”我说，“如果给他五先令，你看能把他打发走吗？”

    路易露出很诧异的神气。而且，我异常吃惊的是，他说我妹妹的外国丈夫衣冠楚楚，看来很是得意。听到这种情况，我最初的想法就有了一些转变。这时候我料定了伯爵是因为自己夫妻间有什么纠纷不能解决，所以，像其他亲属一样，又把那些麻烦事一起推到我身上来了。

    “他说有什么事吗？”我问。

    “福斯科伯爵说，他上这儿来，老爷，是因为哈尔科姆小姐设法离开黑水园府邸。”

    这分明又有麻烦事了。并不像我所猜想的是他自己的事，而是亲爱的玛丽安的事。反正是麻烦事。我的天哪！

    “请他进来吧，”我无可奈何地说。

    伯爵一走进来就吓了我一大跳。他身材那样魁梧，我看了直发抖，我肯定他会使地板震动，会把我的艺术品都碰翻了。可是，他并没这样。他穿着漂亮的夏季服装，带着迷人的微笑，态度安详镇静，讨人欢喜。我对他的第一个印象就非常好。尽管承认以上这一点会说明我缺乏鉴别人的能力（只要看下面的事就可以知道了），但是我这人生性坦率，所以仍旧要承认这一点。

    “请允许我自我介绍，费尔利先生，”他说，“我是从黑水园府邸来的，很荣幸地说，我就是福斯科夫人的夫婿。我之所以这样直率地提一句，为的是请您别把我当外人招待。我恳求您别费神——我恳求您不用动。”

    “多谢您照顾，”我回答，“要是我精神好，能站起来就好了。很高兴能在利默里奇见到您。就请椅子上坐吧。”

    “我担心您今天身体很不舒服哩，”伯爵说。

    “一向是这样啊，”我说，“我这人只不过是一束神经，装扮得像个人样儿罢了。”

    “我从前研究过好多门科学，”这位富有同情心的人说。“其中有一门就是有关神经的高深学问。我可以提一个建议，一个既十分简单又非常有意义的建议吗？您可否让我调节一下您屋子里的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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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可以——不过请您当心，别让那光照在我身上。”

    他走到窗口。他和亲爱的玛丽安形成多么鲜明的对照啊！一举一动，多么顾念着别人啊！

    “光线是最不可缺少的东西，”他说话的口气亲切悦耳，病人听了觉得很舒坦。“光线不但给人刺激，还能起到补养和维护的作用。您不能缺少它，就像不能缺少花儿一样，费尔利先生。请看。这儿，您坐的地方，我关上百叶窗，让您安静。那儿，您不坐的地方，我拉起窗帘，让振奋精神的阳光照射进来。如果阳光照射在身上您受不了，那么就单让它照在您屋子里。阁下，阳光有如上天的伟大意旨。接受上天的意旨，必须自己作出安排。您接受阳光，也是如此。”

    我觉得这话颇有说服力，而且说这话的很体贴人。我听信了他的话——至少是在他谈到光线的时候，我确实听信了他的话。

    “您瞧，我感到很为难，”他说时回到他的坐位上，“说真的，费尔利先生，您瞧，我当着您的面感到很为难。”

    “这话我听了确实很惊讶。请问这是为了什么？”

    “阁下，我走进了这间屋子（瞧您坐在这里，身体这样不舒服），看到您四周摆着这些精美的艺术品，我能不觉察出：您是一位敏感的人，是一位永远富有同情心的人吗？请告诉我：我能不这样想吗？”

    如果我有力气在椅子里坐直了，我肯定要向他鞠躬。因为我没力气，我只好笑着表示感谢。反正这也是一样，因为我们俩已经彼此了解了。

    “请听我是怎样想法的，”伯爵接下去说，“瞧我坐在这儿，自己是一个心细和敏感的人，面对着的也是一位心细和敏感的人。我现在明知道，由于必须提到一些性质十分悲哀的家事，就会伤害那些敏感的心情。而那又必然会带来什么后果呢？刚才我已经向您说过。我感到很为难哪。”

    是不是从这时候起，我开始怀疑他要变得讨人厌了呢？我相信是从这时候起。

    “是不是绝对需要去提那些不愉快的事呢？”我问，“用我们浅显的英语说，福斯科伯爵，是不是可以把它们‘摆开’了？”

    伯爵神情十分严肃，他叹了口气，摇了摇头。

    “我真的必须听吗？”

    他把肩膀一耸（自从他走进屋子，这是他做出的第一个外国人的姿势），露出咄咄逼人的精明神气望了望我。我的本能告诉我，最好还是闭上眼睛。于是我顺从了我的本能。

    “请慢慢地说，”我央求他，“是谁死了吗？”

    “谁死了！”伯爵用外国人那种不必要的激动口气大喊。“费尔利先生！您贵国人士的这种镇静态度吓倒了我。老天爷，我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会使您想到我是来报丧的？”

    “请原谅，”我回答。“您并没说什么，也没做什么。每次遇到这种烦恼的情况，我照例要为最坏的事作准备。据说，这样迎头应付打击，就可以减轻它的威力和什么的。当然，听到没有死人，我感到说不出的快慰。那么，是谁病了吗？”

    我张开眼睛，向他望了望。难道他进来的时候，脸就是这样很黄的吗？还是前一两分钟里变得这样黄了？我实在拿它不准，我又不能问路易，因为当时他不在屋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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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病了吗？”我又问了一句，这时注意到我国人士的镇静态度给他的影响好像仍旧没消除。

    “这就是我带来的一部分坏消息，费尔利先生。可不是。有人病了。”

    “真的，我很难过。是谁病了？”

    “我非常痛心，是哈尔科姆小姐病了。也许，您多少已经预感到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吧？看到哈尔科姆小姐没按照您的意思到这儿来，又没寄来第二封信，您又是心痛又是着急，也许已经担心她生病了吧？”

    我也相信自己又是心痛又是着急，在一个时期里确实是那样忧愁担心来着，只是这会儿可怜我竟然完全想不起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但是，我要承认这一点，因为对自己应当有一句说一句嘛。我很惊讶。亲爱的玛丽安那样强健，真不像是会生病的人，我只能猜想她是发生了什么意外事故。从马上摔下来了，在楼梯上脚踏空了。或是诸如此类的事。

    “病情严重吗？”我问。

    “确实很严重，”他回答。“我只能希望它不危险。哈尔科姆小姐不幸被一场大雨淋湿。受的风寒很重，现在出现了最坏的后果：她发高烧了。”

    一听到“高烧”两个字，同时想起这会儿和我谈话的讨厌家伙刚从黑水园府邸里来，我差点儿当场昏了过去。

    “老天爷！”我说，“这病是传染性的吗？”

    “目前还不是，”他回答，那副泰然自若的神情叫人看了厌恶。“它会变成传染性的——但是我离开黑水园府邸的时候，还没出现什么难治的并发症。对这件事我非常关心，费尔利先生——我曾经尽力协助，经常看护病人，观察病情——请相信我的保证：我上次看到她的时候，高烧是非传染性的。”

    相信他的保证！我生平最不相信任何人的保证。他向我赌咒发誓我也不会相信。瞧他脸色这么黄，谁能相信他的话。他那副样儿活脱就是西印度群岛传染病的化身。这样一个大胖子，他随身可以带来成吨的伤寒病菌，可以用猩红热病菌给他走过的这条地毯染上颜色。在紧急情况下我会很快拿定主意，我立刻决定打发他走。

    “请您原谅一个病人，”我说，“无论是谈什么，只要时间一长，我就会感到难受。是否可以请问一声：您来这儿究竟是为了什么事？”

    我迫切地希望，这句十分露骨的话一出口，就会使他狼狈不堪——使他张慌失措——使他只好赔礼道歉——总而言之，使他离开这间屋子。可是，真没想到，这句话反而使他坐定在椅子里。他更显得一本正经，准备无话不谈。他举起了两个可怕的手指，又咄咄逼人地向我露出一副精明的神气。这叫我有什么办法？我又没力气和他争吵。你们可以想象一下我当时的处境。那是能用语言形容的吗？我想那是不能的啊。

    “我来这儿的目的，”他接下去说，我没法阻止他，“就像我的指头表明的，一共有两个。第一，我怀着十分惋惜的心情，来证实珀西瓦尔爵士和格莱德夫人之间不幸发生了失和的事。我是珀西瓦尔爵士最老的朋友；我内人和格莱德夫人有着亲属关系；我曾经亲眼目睹黑水园府邸里发生的种种事情。凭以上三点，我，在地位上有资格，在关系上够密切，才会满怀同情来和您谈这件事。阁下，您是格莱德夫人府上的一家之长，现在我向您报告，哈尔科姆小姐在她给您的信里所说的一切都千真万确。我可以证实：只有采用这位有见识的小姐所提出的办法，您才可以保全面子。暂时把他们夫妻分开，是和平解决这场纠纷的唯一办法。现在暂时让他们分开，等到所有招惹-----------------------page206

    气恼的原因都消除了，那时候我，这会儿向您报告这件事的人，就要负责把珀西瓦尔爵士开导明白。格莱德夫人是无辜的，格莱德夫人是受了伤害的，但是——现在请听我是怎样想的！——正是由于这个原故（谈到这里，连我也为此事感到惭愧），她一天待在丈夫家里，一天就会招来气恼的事。除了您府上，再没有其他适合于她待的地方。我请求您把她接回来！”

    说得倒轻巧呀。现在他们夫妻间发生争吵，好像是英国南方下着一场冰雹，而这个衣服褶缝里满都是高烧病菌的人却邀我从英国北部赶到那儿去吃雹了呀。我要愤慨地阐明我的观点，说出以上的想法。伯爵却不慌不忙地屈起了一个可怕的手指，仍旧伸着另一个指头，接着说下去——那情景就仿佛是驾着一辆车在我身上辗过，甚至没像一般车夫那样当心地吆喝一声就把我撞倒了。

    “再请您留心听听我是怎样想的，”他又接下去说，“您已经听我谈了第一个目的。我到府上来的第二个目的是，要处理哈尔科姆小姐因为生病而不能亲自处理的事。由于我富有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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