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文书是一个什么职位？”

    “您会不知道呀，先生？亏你还是打伦敦来的哩！您瞧，每个教区教堂都有一位教区委员会文书和一位教区执事。当教区执事的都像我这样的人（不过我要比多数人具有更渊博的学识，这可不是我自吹自擂）。当教区委员会1城名，在英格兰西南部、为疗养胜地，以温泉著名。——译者注-----------------------page292

    文书的一般都是律师，瞧，如果有什么和教区委员会有关的工作，那总是由律师去办理。在伦敦，同样是这个情形。那儿的每个教区教堂都有它的教区委员会文书，我可以向您保证，那文书还肯定是一位律师。”

    “那么，小汪斯布罗先生大概也是一位律师罗？”

    “当然是的，先生！他是一位律师，他就在诺尔斯伯里镇高街上，在从前他父亲的老事务所里办公。提到那事务所呀，我也不知道出出进进去了多少次，从前我总是看见那位老先生，出去办事的时候骑着他那匹白马慢慢地跑，沿路东张西望，向所有的人点头！可不是，他真受人欢迎！哪怕是到伦敦去，他也是吃得开的！”

    “从这儿到诺尔斯伯里镇有多少路？”

    “老长的一段路，先生，”教区执事说，露出乡下人赶路时特有的那种对距离的夸大想法，以及对困难的敏锐感觉。“告诉您，差不多有五里路！”

    那还是上午很早的时候。时间尽够我步行到诺尔斯伯里，再回到韦尔明亨；现在要找一个人帮我调查珀西瓦尔爵士的母亲婚前的品行和身份，镇上大概再没有比本地律师更为合适的了。一经决定立即步行到诺尔斯伯里，我就首先走出了法衣室。

    “多谢您哪，先生，”教区执事说，我把一点儿钱塞在他手里。“真的您就这样一路步行到诺尔斯伯里，再走回来吗？行！您的腿劲也不坏——真福气，对吗？就是这条路，您不会走迷了的。我真希望和您一同走一趟——能在这样一个鬼不生蛋的地方遇到伦敦来的绅士，真是一件痛快事。可以听到许多新闻。再见啦，先生，再一次谢谢您。”

    我们分了手。已经从教堂那里走出了一段路，我再回过头去看看，看见那两个人又在路那头出现，这时又多了一个人，他就是我前一天晚上跟踪他到火车站的那个穿黑衣服的矮子。

    三个人站在一起谈了一会儿，然后分开了。穿黑衣服的独自向韦尔明亨方向走去——另两个人仍留在那里，分明是要等我一开始向前走就跟踪我。

    我继续向前走，不让这两个家伙看出我是在特别注意他们。这时他们并没使我感到不快——相反地，他们重新燃起了我已濒破灭的希望。刚才由于发现了结婚的证明，我在惊讶中就忘了第一次看见有人守在教堂法衣室附近时自己所作的结论。现在他们再一次在这里出现，这就提醒了我这一点：珀西瓦尔爵士已经预料到，我一经会见凯瑟里克太太，下一步就要到老韦尔明亨教堂否则他就不会派他的密探到这儿来等候我了。这样看来，法衣室里虽然表面上平静正常，但是深处却有一些蹊跷：那结婚登记簿里还藏有一些我没发现的东西。

    10

    一经走远，已看不见教堂，我就加紧脚步向诺尔斯伯里镇迈进。

    那条路大半是笔直平坦的。我每次回过头去顺着它朝后望，都看见那两个密探不即不离地尾随着我。一路上他们多半和我保持着相当的距离。有一两次他们加快了步伐，似乎要赶上我，但是接着就停下来，彼此商量一会儿，又恢复了原来的距离。显然他们抱有某种目的，但好像又拿不定主意，或者，对达到这一目标的最好办法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见。我猜不准他们要使什么诡计，只是十分担心，怕在去诺尔斯伯里镇的途中遭到什么意外。可不是，担-----------------------page293

    心的事终于发生。

    我刚走到一带冷落的地方，离前面一个急拐弯只剩下一段路，根据时间推算，我以为离那镇已经不远，这时我突然听见紧靠近我身后边两个人的脚步声。

    我还没来得及回头看，其中的一个（那个在伦敦跟踪我的）已经急速在我左边擦过去，并且用肩头猛撞了我一下。刚才他和他的同伙趁我没有觉察，从老韦尔明亨一路在后跟踪，已经激怒了我，我这时就很不应该地用空着的手蓦地一下推开了这家伙。他立刻大声呼救。他的同伙，那个穿猎场看守人衣服的大个子，扑到了我右边，紧接着两个流氓就在大路当中一左一右紧揪住我。

    幸而，我明白这是他们设下的圈套，而且已经懊恼地想到自己落进了圈套，所以我克制住自己，没把事情弄得更糟，没和两个人进行无益的较量，因为，我赤手空拳，单是其中的一个我大概也没法对付。我本来打算摔开他们，但是接着就克制住这一任性的举动，我环首四顾，看看附近是否找得到一个人出来评理。

    这时有一个工人在附近空地上干活，他肯定亲眼目睹了事情的全部经过。我唤他和我们一起去镇上。他摇摇头，表示坚决不肯，然后朝公路后边一个农舍走过去。同时，紧揪着我的两个人声称，他们要控告我打了人。这时我已经变得冷静和聪明，不再去反抗他们。“撒开手，别揪着我胳膊，”我说，“我跟你们到镇上去。”穿猎场看守人衣服的那一个粗暴地拒绝了我。但是另一个较矮的很机灵，他考虑到事态的后果，反对他的同伴不必要地动手行凶。他向那个人做了个手势，接着我就被松开双臂，在他们俩当中继续向前走去。

    我们走到公路拐角，那地方已靠近诺尔斯伯里镇边缘。一个当地警察正沿着路旁小道走过。两个人立刻去找他。他回答说，这时候法院推事正在镇公所审理案件，我们最好立刻去看他。

    我们到了镇公所。书记正式传讯，受理了那两个人对我提出的控诉，一般在这种情形下，控诉习惯上总是夸大其词，并且是与事实不符的。法院推事（他是脾气暴躁、专以运用权力为乐的那种人）查问，大路上或者附近一带有谁亲眼目睹了打人的事，原告承认那个工人当时在空地里，这使我感到十分惊奇。但是，此后一听法院推事接下去说的话，我就明白了他们承认这件事情的目的。推事立刻拘留了我，要我提出见证人，同时准许我取保候审，随传随到，这必须有人为我作保。如果镇上有人认识我，那我只需要交纳保释金，就可以获释，然而我在这里人地生疏，所以必须找一个人负责为我作保。

    这时我已洞悉他们的全部诡计。按照他们的安排，是要把我扣押在那个镇上，而我由于在那里完全人地生疏，就没有交保获释的希望。拘留到推事下次开庭时为期只有三天。但是，在我被拘禁的那段时间里，珀西瓦尔爵士就可以不择手段挫折我的下一步行动，完全不用担心受到我的阻扰，而这样也许就可以使他的罪行永远不会败露。三天过后，原告的控诉肯定会撤回，那时也就根本无需什么见证人出庭了。

    看到我下一步的行动受到这种恶作剧的阻挠（这种手段本身虽然十分卑劣不足挂齿，然而它可能带来的后果却是非常严重、令人沮丧的），我在那一阵愤怒，几乎可以说是绝望之下，起初完全失去了思考能力，一时想不出-----------------------page294

    一个最好的办法来摆脱当时的困境。我真愚蠢，当时竟会索取纸笔，准备私下里把我的真实情况告诉法院推事。可不是，我已经提起笔来写了几行，接着方才觉察这种做法是不够慎重的，也是毫无希望的。说来也惭愧，我几乎已被烦恼折磨倒了，但最后我推开了纸笔，想出了一个珀西瓦尔爵士大概不会料到，在几小时内获得自由的办法。我决定把自己的处境通知那位住在橡树场的道森先生。

    读者们也许还记得，我第一次在黑水园府邸附近进行调查时，曾经去过这位先生所住的地方，带给他哈尔科姆小姐所写的介绍信，信中再三托他大力照顾我。现在我通知道森先生时，就提到了这封信，并且像上次告诉他的那样，谈到我所打听的事件的复杂性与危险性。我没让他知道劳娜的真实情况，只说我出来办理的这件事，对私人的利害有着重大影响，并且是与哈尔科姆小姐有关。讲到为何来到诺尔斯伯里镇时，我仍采取了审慎态度，只说我是受了医生所熟悉的一位女士的重托，上次在他家里曾蒙他殷勤招待，现在我处于孤独无援的境地，探问是否可以请他帮助。

    我获得堂上的允许，可以雇一个送信人立刻带着我的信乘车出发，立刻去把医生接来。橡树场位于黑水园偏近诺尔斯伯里镇的一面。雇来送信的人说，他能在四十分钟内赶到那里，然后再花四十分钟时间把道森先生接来。我吩咐他，万一医生不在家，那么，无论他到哪里，一定要把他找到。然后，我竭力耐着性子，同时满怀希望，坐下来等候这一行动的结果。那时还不到下午一点半，送信人已经出发。三点半前，他陪着医生来了。道森先生及时帮助了我，他那样热心，那样周到，但他却认为那只是应尽的责任，这使我深受感动。保释的必要手续一经提出，立刻被接受了。那天下午四点以前我又成为一个自由人，在诺尔斯伯里镇街上和这位善良的老医生热烈地握手。

    道森先生殷勤地邀我和他一起去橡树场，要我在那里过夜。我只好回答说，现在的时间不能由我支配，还说，让我过几天再去拜访他，我将向他重申谢意，并向他说明我认为他应当知道、但目前我还不能透露的一切。我们彼此依依不舍地分了手，我立刻取道去高街汪斯布罗先生的事务所。

    现在时间十分重要了。

    我交保获释的消息，肯定在今天天晚之前就要传到珀西瓦尔爵士那里。如果我不能在此后几小时内做出他最害怕的事情，完全把他制伏，我就可能前功尽弃，以后永远无法重新获胜。这个人是一向不择手段的，他在本地拥有势力，而我暗中进行的侦察工作又对他的罪行暴露构成了巨大危险：这一切都在警告我，要我加紧进行彻底的追查，一分钟也不能浪费。刚才我很好地利用了等候道森先生的时间仔细思考。早些时候那位唠叨的老教区执事的部分谈话使我感到厌烦，但是，现在重新回忆时，我却在那些话中发现了新的意义，我脑海中隐隐闪过了先前在法衣室里未曾触及的疑念。我原先去诺尔斯伯里镇的目的，只是要找汪斯布罗先生，调查珀西瓦尔爵士的母亲的事。但我现在去那里的目的，则是要查看老韦尔明亨教堂里的结婚登记簿的副本。

    我去找汪斯布罗先生的时候，他正在事务所里。

    他是一个生性愉快、态度安详、脸色红润的人（与其说像一位律师，倒不如说像一位乡绅）；听了我的来意，他好像觉得惊奇，同时也深感兴趣。他只听说过他父亲抄的结婚登记簿副本，但是根本没见过它。至今还没有人来问到这个副本，它肯定是和那些自从他父亲去世后就一直不曾动过的其他-----------------------page295

    文件一起收藏在保险室里。真可惜（汪斯布罗先生说）老先生没能活到今天，听见终于有人要看他那宝贵的抄本。如果现在知道了这件事，那他就会更加热衷于这一癖好了。可是，我又是怎样知道这个副本的呢？是听镇上人说的吗？

    我竭力支吾其辞，避免回答这一问题。在这侦查阶段中，总以尽量小心谨慎为妥，最好别让汪斯布罗先生过早地知道了我已经查过结婚登记簿的正本。因此，我说这次来是在调查一些家庭事务，但时间很紧，很有必要节省每一分钟。我急于要将某些细节的记录当天寄往伦敦，如果能看一看结婚登记簿的副本（费用当然按规定照付），我就可以搜齐需要的材料，省得再去一趟老韦尔明亨。我还说，如果以后需要一份正本抄样，我将请汪斯布罗先生的事务所为我提供那份文件。

    听了这番说明，他同意取出副本。他吩咐一个雇员到保险室里去；稍停，那本簿子被取出来了。它和法衣室里的登记簿大小完全一样，唯一不同之处是它装订得更精致一些。我把它捧过去放在一张空着的写字台上。这时我的手在颤抖——我不敢径自打开那簿子，我知道需要克制着自己，不可以让屋子里的人看出我激动的心情。

    我先翻到前面的空页，它上面写的几行字已经墨迹黯淡。那几行字是：“韦尔明亨教区教堂结婚登记簿副本。在我指导下抄录，录后由我逐条与正本核对无误。（签名）：教区委员会文书罗伯特·汪斯布罗。”在这条说明下边，是另一个人的笔迹写的这样一行：“自一八○○年一月一日至一八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我翻到了一八○三年九月份。我找出了一个和我教名相同的人的结婚登记。我也找到了两弟兄同一天结婚的登记。再看，在这两条登记之间，在那一页的最下边——？

    什么也没有！教堂结婚登记簿里记录的费利克斯·格莱德爵士与塞茜莉亚·简·埃尔斯特的婚事，连个影子也没有！

    我的

本文链接:http://m.picdg.com/38_38418/585180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