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还将那些被捕的农民押送到伪满洲国去做苦役”(摘自中归联编《侵略》中的“无人区地带”一文)。
徐宝志另外在“无人区”外围，日军还强迫百姓挖掘了封锁沟(宽6米、深4米)，修筑了封锁墙(宽1米、高2米的石墙)。
河北省内没有“人圈”，日军在此实施的是彻底的“三光”政策。但马兰峪的“人圈”则属例外，这是因为从马兰峪越过长城便可进入兴隆县，且当地又有满洲皇帝溥仪的先辈陵墓，所以关东军就将马兰峪划为了伪满洲国版图之内。当地老人徐宝志(81岁)带我们参观了当年“人圈”的遗迹。
潘家峪惨案
潘瑞俭本多胜一的《日军在中国》一书中，以大量的图片和文字披露了1941年1月25日，日军烧毁整个村庄、屠杀村民1237人的潘家峪惨案经过。当时，村民们被赶进一座地主大院后，日军便开始用机枪进行疯狂地扫射……如今村里仍保存着这座被烧毁的建筑。我发现断壁残垣的瓦砾中，一丛丛枯草随风摇曳。另外村里还保留着一处夹道式的建筑。据村民介绍，当时有200多个孩子逃到了这里，但他们还是没有躲过日军的追杀……
惨案发生后赶来的八路军拍下了当时的场景，看到照片中那些被烧焦了的孩子们的尸体，真是令人惨不忍睹!
如今不远处的山坡上已修建了一座立有纪念碑的墓地，同时村里还建有阶级教育纪念馆。据介绍，惨案发生后幸存下来的36名伤者和当时不在村里的共有276人，是他们又承担起了再建村子的任务。此后有22人参加了八路军，同时村里还自发成立了复仇团，大人们都是复团的民兵，他们开赴前线与日军作战。
66岁的潘瑞俭一边带我参观那座地主大院的遗址，一边介绍起了当时的情景。他说：“那年我12岁，日军扫射前我已躲进了猪圈里的小窝篷。开枪后日军先用苞米叶点着了整个大院，最后又进院查看是否还有活着的人。当一个年轻的日本兵与我的目光相遇时，我想这下全完了。岂知他大声地向长官报告说：‘全死啦!’如今我之所以能活了下来，还多亏了那位年轻的日本兵啊!”他认为日本兵里也有好人。至今，潘瑞俭仍无法忘却双方目光相遇的那一紧张瞬间。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潘家戴庄惨案
周树恩与他全身被烧的伤痕滦南县的潘家戴庄有个掩埋1028具死难者尸体的千人坑，它是1942年12月5日日军实施“三光”政策的罪证之一。
82岁的幸存者周树恩给我讲述了当时的情景。他说，那年他30岁。12月5日拂晓，约250人的日军部队包围了整个村庄。日军将村民赶进地主的大院后，便追问起了八路军的去向。只要有人说不知道，便立即遭到一顿木棒的毒打。问了一圈无结果时，日军当场就杀了3个村民。随后又从人群里拉出16个年轻人，让他们在广场上挖了一个掩埋日军两匹战马的大坑。先在坑底垫上3条棉被，将战马安放后又在上面盖了3条棉被，接着便令人用土掩埋。此后又让这16个人在别处挖了一条长30米、宽2米、深2米的壕沟。挖好后就把村民们赶进沟里活埋了。那16个人干完活后，日本兵喊着“你们也下去”！说着便用刺刀逼着这些人跳下了沟，也给活埋了。随后，日军又将干草扔到沟里放火烧，边烧边来回查看是否还有活着的人。
据周树恩讲，他被推进沟后，看到两个日本兵走过来冲着他喊：“这家伙还活着呐!”说着就将点燃的干草和一把铁锹狠狠地扔了过来，他用手挡了一下才没被铁锹砍中。据周讲，他之所能活下来，皆因埋他的地方都是冻土，火烧后冻土溶化，只埋了他的下半身。但后来他的头部又被什么东西击中，便昏死了过去。当他再次苏醒后发现，日军又在前面挖了一个4米见方的大坑，他们把用绳子拴成一串儿的妇女们都推到坑里活埋后，再用火烧。孩子们也被日军接二连三地摔到碾子上，脑浆迸裂，连内藏都飞了出来。此外，他还亲眼看到那些被活埋的妇女中就有自己的妻子。
日军撤走后他开始自救。当时下半身及鞋子、裤子都被深深地埋在土里，他就使劲儿地活动身体，最后好不容易才将下半身拔了出来。他连走带爬地行了65公里，总算是进了妻子的娘家门。所幸的是，不满1岁的儿子和8岁的女儿被祖母带走了，这才躲过了当天的一难。不幸的是，儿子无奶水喂养最后也死掉了，而周树恩的手抬不起来，皮肉也发生了溃烂现象，只好整日躺在炕上。直到1943年春，他才能拄着棍慢慢地行走。
当地的八路军司令员李运昌闻讯后，立即派人给他们村送来钱、粮食及衣物，同时还派人帮助村民们种上了地。但李司令员给他们村送来了16匹马大家没敢接受，怕的是又被日军抢走。当年潘家戴庄的人口约1700人，惨案之后至1953年，仍差10人未恢复到原来的人口数。周树恩说完还让我观看了他上身被火烧后留下的伤疤。据他讲当年的幸存者中，现在还活着的仅剩下他一人了。
1956年的沈阳军事法庭上，周树恩对潘家戴庄的惨案做了证言。他指证是铃木启久派出的第一联队的骑兵队制造了血腥屠杀的潘家戴庄惨案。
以上就是日军在长城南侧，即河北一带开展无人区的肃正状况。它的特点是猝不及防，突然袭击，一天内就结束局部的清剿扫荡任务。而所到之处的房屋、人及家畜一个也不留。
长城之北为伪满洲国。日本人在这里对外标榜的是“五族协合、王道乐土”。因此，尽管关东军也采用“三光”政策来制造无人区，但公开屠杀“国民”的政策将受到严格的限制。为此，日本人制造的“民匪分离”式的集团部落(集家并屯)便应运而生。现将包括热河省在内的伪满洲国内集团部落建设状况列表如下：《集体部落之建设状况》，(3)—87—10，载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4集《东北“大讨伐”》第173页。根据编者的注释，此表是满洲总裁室弘报课《满洲特殊自治制度》的弘报资料，第55号，是1938年10月制成的。合计栏数字有错误，修正的数字放在（）内。伪满洲国集团部落建设状况
1935年前1936年1937年合计1938年计划吉林省760892663231578龙江省13910187111046黑河省——7738三江省—60115175215续表1935年前1936年1937年合计1938年计划牡丹江省——4044041018滨江省24697121673384299间岛省70293913824通化省——10310376安东省4913444227
（614）15奉天省39364211610199锦州省——232328热河省————38兴安西省7279511797216兴安南省3455563441245165兴安东省—————兴安北省——10410476合计1524
（1529）41954916
（4922）10 635
（10 636）2964
（2531）
为配合集团部落的建设，关东国加大了讨伐清剿力度。目标则直指抗日联军。为此，日军还特意发出了悬赏1万元缉拿杨靖宇12名抗日将领的通缉令。1940年2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在山中被通化省的警察部队包围，战斗中英勇牺牲；野崎茂作口供(1954年8月14日)，(1)—119—2，41，1，第4号，载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4集《东北“大讨伐”》第549页。该联军第三路军总司令赵尚志也于1942年2月遭特务暗杀身亡。田井久二郎笔供(1956年6月28日)，(1)—119—2，30，1，第7号，载于同上书第464页。另外，关东军在平定三江省、通化省的同时，又于1942年开始集中肃正热河省内的治安。为此，关东军又将通化清剿中的得力者大量派往热河，以协助当地的肃正工作。
从上表中可知，伪满洲国内集团部落建设数量最少的就是热河省。然而热河省内的集团部落却都集中在兴隆县一带。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兴隆县的惨案
无论是对兴隆县还是热河全境，当时的西南防卫司令部都未花费赏金去缉拿“匪首”，难道说当地就没有八路军吗?原来从1938年起，八路军的宋、邓部队撤出热河后，仅在兴隆一带留下了三支分队，而每支分队的人数也仅为20—30人左右。
然而到了1940年7月，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将1939年成立的冀热察挺进军第13支队划归冀东军分区指挥，并同时任命了以该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政委李楚离、副司令员包森、参谋长曾克林为核心的领导班子。张廷贵、袁伟、陈浩良：《中国抗日部队发展史略》，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328页。当时的冀东军分区下设有第12团和第13团。潘家峪惨案发生后，李运昌的部队在长城南侧向日军展开了攻击。至1941年5月，该部已由原来的2800人扩大到4169人。此外民兵游击队也增至3200人。
铃木启久少将指挥的第二十七师团与李运昌指挥的第13军分区主力部队是冀东战场上的宿敌。为此双方不断地在遵化、丰润及迁安等地展开激战。1942年4月，为了给承德的日军造成压力，李运昌率领主力部队一举攻克了亮甲台，并在当地建立了十余个抗日根据地；当年5月，铃木启久指挥的第二十七师团向西边的蓟县、兴隆方向进发，以寻求与李运昌的部队进行决战。趁此之机，日军加强了喜峰口一带的防御力量，并在当地建立起了几个日军据点。其实，当时双方的战场就是河北一带。
然而此时的李运昌却率部经王厂沟进入了五指山根据地。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休整部队，发动群众，准备再度进入河北作战。而李运昌率部在水泉子村为百姓打井抗旱的事迹，就是在此期间内发生的。1943年，李运昌又率部在承德东北的光头山建立了抗日根据地。为此，西南防卫司令部也把光头山一带划成了无人区。
从1938年起，八路军就已经在兴隆县的大小黄崖(雾灵山)、狗背岭、五指山一带建立起了抗日根据地。同样，日军也自然地将这一带划为了无人区。据“1943年下半年冀热边区状况报告”见姜宇：《1943年下半年冀热辽情况报告》，载于兴隆县党史办公室编：《冀热辽简报》第15期。中记载：这一带根据地中，有居民2000户约13 000余人。其中大部分是不愿意进入“人圈”的百姓，亦称“跑山的”，而另外一些则是民兵。那么此时此地的正规八路军兵力究竟有多少呢?对于这个问题，无论是《兴隆县无人区中的抗日根据地》、指兴隆县党史办公室编：《兴隆县“无人区”里的抗日根据地》，1985年。《热河史稿》以及《中共抗日部队发展略史》之中都没有任何记载，因为当时的八路军来无影去无踪，毫无规律可言。
尽管西南防卫司令部的任务是阻止八路军从五台山东进至伪满洲国境内。但日军并不清楚八路军究竟在何处，因而它也就失去了讨伐作战的真正目标。有时虽然也发现了一点儿八路军的蛛丝马迹，但那也不过是稍纵即逝，根本无法与之展开正面决战。因此西南防卫司令部的独立守备队，也只能将决战目标放在了河北一带的战场上。而在兴隆县内，由于当地百姓积极地为八路军提供粮食、军鞋等补给物资，所以日军便以“私通八路”为名，大量抓捕当地百姓，并对抗日根据地实施疯狂的扫荡。
我认为兴隆的悲剧就在于：一、因日军找不到八路军的踪迹，便倾其当地的2万兵力来全面镇压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二、因兴隆的日军无法像河北平原那样用骑兵去突袭村庄后，再就地实施“三光”政策，所以他们便采用各种更加卑劣的手段来残酷镇压山区中的百姓。
当地日军最惯用的手段就是检举和讨伐，即把从无人区里抓到的农民带到“人圈”后，当着众人的面公开斩首或对其施以各种酷刑。日军的杀人及酷刑可谓名目繁多、残忍至极。其中有：1断食空腹(饿死)；2倒栽莲花(将人头朝下活埋)；3军犬扑咬；4滚绣球(令赤身裸体的活人蜷缩着进入布满钉子的笼中，然后再滚动笼子)；5电击人体(电休克)；6枪刺沙袋(将活人放入袋子中，供新兵训练刺杀)；7虾公见龙王(将活人头脚捆到一块扔进池塘或河里)；8开膛取心(将活人的心脏取出食用)；9钢针绣骨(把钢针钉入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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