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學隨筆
鈴木大拙著
四、佛教哲學中的理性與直觀
在佛教哲學中,與“直觀”一詞相似的是“般若”(prajna)(1),與理性或“思辨的理解”相類的是“識”(vijnana分別或分別意識)(2)。分別識與般若常常是相對的。
般若超過分別識;在感官與智力世界,我們應用分別識;這個世界的特色是二元性,因為有見者與被見者之分,這兩者是對立的。在般若中,這個分別卻不存在;見者與被見者是同一的;見者就是被見者,而被見者就是見者。當我們把般若象在分別識中一樣,分為兩個因素,般若即不再是般若。般若圓滿自足。分別乃是分別識的特徵,而般若正好與之相反。般若是整體對其自身的自我知識,而分別識則忙碌於各個部份。般若是統合原理,分別識總是分析性的。分別識沒有般若做為支援,就不能發生作用;部份永遠是整體的部份,部份永不能靠它們自己存在,否則它們就不再是部份──它們甚至會不存在。但只是部份的集合並沒有意義,這乃是何以在佛教哲學中,諸法(諸組成元素)(3)若僅從個體存在而觀之,被認做無“我”(atman)(4),“我”是統一原理,當一切法同統一它們的東西無涉,則它們只是不相關連的部份,這就是說它們是“非存在”。要使它們相關相連和有意義,則需要般若。佛教的無常觀與苦觀,不可以僅從道德的和現象學的觀點來解釋。它具有認識論的背景。分別識而無般若則殺;分別識所行的是分化,而由於使每個個體和其他的個體不相關連,分別識乃使得它們都成為無常者,而受制於因果業報律。由於般若,一切法可以從一個統一的觀點而觀之,並獲得新生與意義。
般若恒尋求最大限量的統一,因之沒有更超乎於此的統一。因此它所做的表現或陳述,自然超乎分別識的領域。分別識要將這些表現和陳述置於智性分析之下,試圖在其中依照它自己的尺度,發現某些可解之物。但分別識顯然無法達到目的,因為般若開始於分別識所不能透見之處。分別識,由於是分別原理,永不能見到般若的統一,而由於分別識的本性使然,它總不能進入般若之境。
為了說明這一點,讓我們看一看,當般若不受分別識干擾時所做的陳述。其中最為通常的一句是:“我不是我,因此我是我。”這乃是貫穿在般若波羅蜜經(5)中的思想。這部經的中文譯本有六百卷。在金剛經(6)中(屬於般若波羅蜜部)我們讀到:“佛說般若波羅蜜即非般若波羅蜜,是名般若波羅蜜。”當我們把這句話用通俗的語言來說,就變成了:“空手把鋤頭。”(7)“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
換一種方式來說,“般若邏輯”會對我們做如下的要求:“這個不是竹箅(8);如果你說它是,你就是肯定,如果你說它不是,你就否定。既不肯定亦不否定,你說它是什麼?速道!速道!”此處我們當注意,般若要它的命令“迅速”被領悟,而不給我們以反省或分析的時間。由於這個原因,般若常被喻之為電光石火。“快”並不意指時間的程式;它意謂直接,不做思考,不允許中間命題,不允許從前題到結論的程式(9)。般若是純粹的行動,純粹的體驗。然而我們必須說明,般若中仍舊有一種明顯的睿智素質,就為這個原因,般若常備認做是直觀行為。但這一種解釋仍待澄清。
現在再說“竹箅”的故事。當佛教哲學的大師把竹箅拿出來,要求聽眾不用智性方法,不用客觀方法給它定義時,有一個和尚從會眾中走出,拿起竹箅,折成兩斷,未發一言就走來。另有一次,答案是出以這樣的形式:“我說它是竹箅。”第三種回答是:“我說它不是竹箅(10)。”
拄杖是禪師們出現在“法堂”時所經常攜帶的東西之一,當他們說法時,也就自然常以它做為比喻。下面我再舉一些類似的例子。
一個和尚向一位禪師請問(11)開悟的普遍性(觸目菩提),禪師拿杖趕他,和尚嚇得跑開。禪師說道:“算了算了,以後你碰到別的禪師時,可以再問問看。”在這個故事中,找不到拄杖的般若定義。這位禪師另一次也提到拄杖,說:“過去三十年住在山上,我得力於這根杖子的真是不少。”一個和尚問道:“你得它什麼氣力?”禪師答道:“過溪過嶺,東拄西拄。”招慶和尚聽到這件事情,說:“如果是我,我就不會這麼說。”一個和尚問道:“你會怎麼說呢?”招慶未說一句話,離開座位,拄著杖子走了。
第十世紀的雲門文偃,是一位善用拄杖者,讓我引一些他的話(12)。有一次他這樣說:“天親菩薩,無端變作一條粗木杖,”然後,用拄杖在地上劃了一下說:“象恒河沙一般無數眾佛,都聚在這根拄杖上討論佛法。”
另有一次,雲門也是用拄杖在地上劃了一下,然後說:“一切都在這裏!”又劃一下說:“一切都從這裏出去。善自珍重!”又有一次,他把杖子置於會眾面前說:“這根杖子變成了龍,吞下了整個宇宙。山河大地還在何處?”另一位禪師,曾就拄杖這般說:“當你懂得這拄杖,你對佛教哲學的修習就已完成。”
在禪師手中的拄杖,是一件十分有用和有效的武器。下面一則雲門的故事,雖然沒有直接提到拄杖,卻可以使我們瞭解到禪師如何運用它。雲門道:“你們知道古代禪師如何處理這個事嗎?德山才見和尚來,拿起杖子便把他趕走。睦州看見一個和尚進門,立刻說:‘趕快走,三十棒等著你(13)!’”
雲門所說的“這件事”就是般若直觀;他下面一段話,就是在論這般若直觀,雖然從理性主義的觀點,他的話並不是直接的。“你們不要這樣做:譬如說,當你們聽人談論佛與祖的教訓,就問超佛祖的教訓是什麼。但你們可知道誰是佛誰是祖?你們能告訴我,是什麼東西使他們那般談論?你們又會問,如何脫離三界的束縛。但讓我看看這所謂的三界又是什麼。有什麼東西阻礙你?你的耳聞在阻礙你?你的目見在阻礙你?你所受阻礙著你自由的分別世界在何處?你想逃脫的枷鎖又在何處?
“古代的聖人,看到你們這般困擾於幻象假設中,就把他們整個生命置於你們面前,大聲說:‘這就是全部真理,這裏是最終實相!’但我要說:‘就在當前,有什麼事情讓你們可以分別這個和那個嗎?即使片刻猶豫,你就已經喪失了他的蹤跡(14)。”
“一刻不可猶豫!”“快說!快說!”“頭上打你三十棍!”所有這些告誡都在指明般若直觀的本性,而由於這種直接性是般若直觀的特點,所以把它認同為一般的直觀是錯誤的。因此,我認為般若應該歸類在一種特殊的直觀中,可以名之為“般若直觀”,以便同哲學上與宗教上一般所言的直觀有所分別。在哲學與宗教中,直觀有一個物件,稱之為神,或實在,或真理,或絕對。而當主體與物件發生合一狀態之際,直觀才被認為是完成。
就般若直觀而言,卻沒有一個確定的物件。設若有,則它可以是任何東西:它可以是路邊的一棵小草,也可以是丈六金身佛像(15)。在般若直觀中,直觀的物件絕不是由艱困的推理過程所假定出來的一個概念;它既不是“這個”,也不是“那個”;它永不把自己附著於任何特殊的物件。佛教哲學的大師們之所以常用拄杖,是因為它經常在手,但禪師們隨時準備應用任何方便的材料。如果附近有一隻狗,他會毫不猶豫的踢它一腳,使它叫起來,以便證明佛性的遍在(16)。他會砍斷小和尚的指頭尖,以便讓他瞭解豎起指頭的意義;(豎起指頭是天龍和尚在回答發問者時,所善用的方法)(17)。至於打破碟子、或杯子、或鏡子(18),或把擺好的餐桌整個推翻(19),或不讓一個饑餓的行腳僧吃飯(20);所有這些事情,都是為了幫助尋求真理者,去瞭解佛教哲學。
由於闡明般若直觀的方法,可以有無限的變化,因此對於禪師所提出的一個問題,在做回答時,也可以有無限的變化,這些回答,永遠不是定形的。就從拄杖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出來。要從分別識的思考方法去瞭解拄杖,則只能在肯定與否定之間擇取其一,而不能既是肯定又是否定。但從般若直觀而言,卻並非如此。它宣稱這根拄杖不是拄杖而同時又是拄杖;而禪師所要求的超乎肯定與否定,就某種意義而言,完全被忽視,而在另一種意義而言,卻完全沒有被忽視。然則兩種回答都是對的;這完全要看你是否有般若直觀而定。如果你有,你可以用當時最適合你的方式,來表達你的看法。你甚至可以把拄杖折成兩段;你可以把它從禪師手上拿過來丟在地上;你可以拿著它走開;你可以象一個劍士一般把它揮舞。還有更多的方式,來表明這根拄杖的“秘密”。分別識除非化為般若直觀,就不能做到這一點。在所有這些答案中,都含有一個關鍵之處,而去了悟這個關鍵,便是般若直觀。
這個關鍵不能夠當做一種概念來加以表達,它不是某種可以清楚放在心靈前面的東西。似乎可以說,一切都罩在曖昧之中。它似乎在暗喻著某種東西,但你卻不能把指尖落在上面。它是十分誘人的,但分別識發現它超乎自己的掌握。分別識要求每一件事都輪廓清晰,定義明白,沒有互相矛盾的陳述混合,然而般若直觀卻輕輕的越過此線。
要想屆定般若直觀的物件,其困難也可以在下面一則問答中看出來;這段問答把般若直觀的物件,認為是acintya(不可思議)。當悟性以分別原理為基礎,當“你”和“我”仍處於兩相對立的狀態,就不可能有般若直觀。但從另一方面來講,如果沒有這種二元對立,則般若直觀亦不可能發生。因此,從分別識的觀點來看,般若同分別識可能在某種意義上是相關的,但這正是對般若本性的誤解之起源。
唐代的京兆興善寺的惟寬禪師,有一次被一個和尚問道:“狗有沒有佛性?”他答道:“有。”和尚又問:“你有沒有佛性?”“我沒有。”“為什麼一切眾生都有佛性,你卻沒有佛性呢?”“因為我不是你所說到‘眾生’。”“如果你不是眾生,你是佛嗎?”“也不是。”“那麼你究竟是什麼?”“我不是一個‘什麼’。”和尚最後說:“那是我們能夠看到或想到嗎?”禪師回答:“那是不可思不可議的。因此稱之為不可思議。”
另一次有人問他:“什麼是道?”禪師回答:“就在你前面。”“為什麼我看不到?”禪師說:“因為你有一個‘我’,所有你看不到。只要仍舊有‘你’和‘我’,就有著相互的限制,就不可能有真‘見’。”“設若如此,如果既沒有‘你’也沒有‘我’,還能有‘見’嗎?”禪師答道:“如果既沒有‘你’也沒有‘我’,還有誰要見呢?”
如此我們可以看出來,般若直觀是一個完全獨立特異的直觀,而不能夠歸類於其他任何我們所瞭解的直觀中。當我們看到一朵花,我們說那是一朵花,而這是一件直觀行為,因為知覺也是一種直觀。但是當般若觀照一朵花時,它不但要我們觀照一花朵,同時還要觀照不是花的東西;換句話說,在花尚未成花以前,看到這朵花──而這樣做,並不是由於思想上的假設,而是“直接”見到。用更為形而上學的方式來說,般若會這樣問我們:“在世界未創生以前,神在何處?”或者以個人為物件來問:“當你死後,焚化成灰,散在空中,你的自我在何處?”對於這些問題,般若要求“直下”回答,而不准片刻的反省或推論。
哲學家們當然想用他們所專長的某種邏輯方式,來解決這些問題,並且可能宣佈這些問題是荒謬的,因為它們不合于智性推理。或者他們會說要寫一本書,來提出可解的答案(設若有此答案)。但是般若的方法卻完全不同,如果提出的要求是要看到花開以前的花,般若毫不猶豫的會說:“多麼美麗的一朵花呀!”如果是關於世界未創生以前的神,般若就會抓住你的脖子,猛力搖撼,說:“多麼沒用的一段幹屎橛子!”如果是關於你焚化成灰以後在何處,般若禪師會大聲叫你的名字,你回答說:“在這裏,什麼事?”他會說:“你在哪里?”般若直觀當下解決這類嚴重的問題,而哲學家或思辨家卻花費許多時辰,或許多年,來尋求“客觀證據”,或“實驗證明”。
2.
這是因為般若的方法與分別識的方法或智性方法相對。由於這個原因,般若所說的話,從分別識看來總是如此荒謬、如此莫明其妙,甚至不加思索,便會把它拋棄。分別識是分別原理與概念化原理,並因之是處理日常生活最有效的武器。由於這個原因,我們往往把它認做最根本的方法,以面對相對世界;卻忘記了這個世界是另外一個東西的產物,這種東西比智性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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