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视群雄。周边一些国家与地区自然把“中国因素”视为挽救本国经济的至宝。如在台湾地区，以“积极开放，有效管理”代之老古不化的“戒急用忍”的政策，借以“三通”，开放内地民众到台湾旅游等来加强两岸的经贸关系合作。在新加坡，不仅各媒体把如何“搭中国顺风车”炒得火热，而且，真刀真枪而为，一个接一个的官商代表团访问中国，以便搭乘中国“入世”、西部开发及申奥成功等顺风车，到中国寻找经济发展的商机。在香港，更是借助于天时地利之优势，不示弱于台湾地区与新加坡。不仅组成了声势浩大的西部考察团，而且政府部门主动出击，与内地的职能部门及周边省市洽谈种种经济发展事宜，希望借“中国因素”摆脱香港经济之困境。简直是蜂拥而至。

    其实，国内的经济尽管目前看上去不错，但由于原有的发展水平甚低，其未来发展的潜力怎么也不可低估，正如笔者多次撰文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20年没有半点问题。但是具体来说，实际情况并非如外界所想像的那样好。首先，中国的经济增长数据从何而来？是实体经济的统计结果吗？非也。人们不可太看重它了。试想，多年来，中国实际的gdp增长率总是与预期的gdp增长率不相上下，能信吗？数字出官，官出数字，一以贯之。可以说，目前支撑国内经济的主要是沿海一些省市，如广东、上海等。只要一往内地走，其情况却是另外一番景象。还有，内地的国有企业在2000年底捷报频传，可不到半年就出现亏损450多亿元。从最近出的中报来看，上市公司亏损的也比比皆是。足见其数字中的水分。

    其次，中国加入wto、开发西部及北京申奥成功，这都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不可多得的机会。如果港人能够抓住机会，是能够分得一杯羹的。试想13亿人口的中国如何不可容纳一个700万人口的香港呢？但存在着经济发展之机会，并不是说经济发展就会一定出现奇迹，如果制度安排跟不上，其结果会迥然不同。如西部大开发，如果仅是这样以政府为主导，而不是以市场为原则，笔者想除至多只会多产生几个贪污腐败者之外，人们所期望的东西不会太多。

    再次，尽管中国改革开放已有20多年了，中国经济也基本走上了市场化的道路，但是传统体制的顽症并没有消失，以往的特权既得利益集团时时都侵蚀着市场经济发展的成果。贪污腐败盛行、社会信用丧失、政府对经济之干预仍然渗透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因素自然会给整个经济生活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与风险。面对这种巨大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港人进入中国内地难道不要多几分谨慎吗？

    总之，内地经济的迅速发展，自然会给香港经济发展带来不少商机，但是它并不是灵丹妙药，即不会只要主动地进入内地就可以让香港经济走出困境，港人不要为“中国因素”的热浪冲昏了头脑，而应该更冷静地思考如何来把握商机。

    (2001年9月)

    第四部分 互动中的香港经济第74节 内地、香港自由贸易区边界何在

    香港政府倡导的设立内地香港自由贸易区，近期有一定的进展，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香港特区政府都在紧锣密鼓地组织专门小组探讨与研究此事。而对香港的媒体来说，更是不断地鼓与呼。既然建立内地香港自由贸易区的设想有了下文，那么，人们会问未来的内地香港自由贸易区该是什么样子？它的边界在哪里？是采取激进的方式还是采取渐进的态度？是局部贸易自由化还是全部贸易自由化？问题一具体化，就会涉及实际利益，那么各人对问题的答案一定会迥然不同。有人主张内地香港自由贸易区的边界应该以深圳特区的边界为限，先在此试点，试点成功之后再推广到全国，采取渐进之方式也；有人主张以广东省的边界为限，形成以香港为龙头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区，然后以此辐射到全国；也有人认为内地香港自由贸易区应该面向全国，实行全方位的自由贸易，即采取所谓的激进方式也。也有人主张贸易自由化仅在于物流上而不在服务业上？等等，众说纷纭，见仁见智。其实，不管渐进还是激进，不管各个方案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如何，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做到自由贸易区的设立双方都是最大的赢家，而不是仅为某一地方利益服务，也不是仅为个别团体服务。

    其实，贸易自由化最基本的原则就是非歧视原则，即使在自由贸易区的各成员国(地区)之间贸易完全处在平等互利的条件下。更具体地说，就是各成员国(地区)之间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而且，按照非歧视原则，任何其他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方的企业均可来香港设立机构从事贸易活动，从而享受自由贸易区的优惠。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无论是从设立自由贸易区的目的来看，还是从如何有利于香港未来发展，设立内地香港自由贸易区画地为牢或画对象为牢都是不合适的。

    最近在香港边缘地区有一种主导意见，就是内地香港自由贸易区应该率先在香港与深圳或香港与广东之间实行，因为自由贸易区不可能一开始就涵盖幅员辽阔、发展状况千差万别的全国整个区域，它需要在有条件的地区起步和进行试点运行，成功之后，再将贸易协调的功能向内地全面推开，而最可能实现和能够率先启动的区域是珠江三角洲莫属。其实这种画地为牢的意见应该早成历史了。因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已不是20世纪80年代从计划中走出的中国了。

    笔者曾多次撰文指出，近年来，有些人总是将香港与上海相比较，认为随着上海经济和金融的进一步发展，依托于中国境内经济的上海将取代香港而成为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其实这种比较在思路上就不对，上海发展是上海发展，它并不会妨碍香港未来发展之路，不要认为上海上去了，那么内地的资源就被上海占去了，而对香港发展相当不利。其实，事情并不是这么回事。可以说，中国加入wto后，香港作为经济和金融中心的地位将受到来自内地一些地方或某些方面的种种挑战，但是香港同样可以面对这种挑战，跳出自己以往的思维模式。香港地区应对挑战的主要战略，是跳出就香港而论香港的局限，将眼界扩大到珠江三角洲地区，即从香港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和金融联动关系来考虑和规划香港金融的发展问题。在中国加入wto后，香港应特别重视发挥其“龙头”作用，运用其在经济和金融方面的全面优势，来带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和金融发展。同样重要的是，通过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和金融发展来支撑香港地区的经济繁荣。也就是应立足于整个珠江三角洲，确立起“大香港”的发展战略。

    但是，确立起“大香港”的发展战略只是以整个珠江三角洲为经济基础，并不是要画地为牢，把香港只限定在这块土地上，而是要共享国内的资源，以便利于内地与香港共同的发展。因为，尽管香港与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往交易十分频繁，经济发展水平也越来越趋近，经济的联系也十分广泛与深厚，而且两地之间具有直接对接的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这些都为两地之间开展自由贸易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但是按照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理论，要素之间的势差大小，决定其贸易之间的利益大小。如果同样的一笔贸易，为什么不选择贸易要素势差大利益多的呢？笔者想这是任何一个商人都十分明了的问题。而且在信息成本较低的情况下，人们面对的可选择越多，其资源有效利用的可能性就越大。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如何，一般都在于彼此之间的游戏规则。在同一游戏规则下，商人完全能够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判断做出好的选择。以往的特区发展本来就是对全国其他地方的歧视，就是对其他地方不公平，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制度性的歧视状况早就该改变了。如果设立内地香港自由贸易区仍然是以画地为牢，仍然是以深圳画为率先自由贸易区的试点，这不仅是把以往的歧视性制度继续延伸，有悖于市场经济的原则，有悖于wto的协议，也有悖于设立内地香港自由贸易区的宗旨，香港未来发展的利益也会由此减少。

    总之，设立内地香港自由贸易区，既不是仅为香港牟利而设立（有人就认为设立自由贸易区只要对香港有利就行。尽管此言是出自好心，但单边获利的贸易是不存在的，贸易只能在双方都赢时才得以进行），也不是仅为一个地方或一个地区，而是在“一国两制”下，在符合“世贸”规则及市场法则的情况下，如何确立在内地与港澳之间自由贸易的新模式。在这种前提下，内地香港自由贸易区应该是面对全国的自由贸易，应该是物品与服务的全面的自由贸易。

    (2002年1月)

    京港合作切入点：权力经济与人才

    第五届京港经济合作研讨洽谈会2001年10月23日在京举行，无论是北京方面还是香港方面都派出了高级别的、庞大的代表团参加。从会上传出的信息来看，参加者无不兴奋不已。北京方面希望借此机会能够吸引更多的港资入京，香港商界则看到了北京潜在的巨大商机。尤其是通过两地政府联手主动地开辟了进一步加强合作的通道，更是让两地商人看到了未来发展的美好前景。如京港间经济合作协调机制的设立；2008年北京奥运会投资项目向港商开放；凡是国家允许开放的领域，都将尽快对香港投资者全面开放，国家逐步开放的领域，将对香港投资者开放试点；京港共同开发新的合作项目，携手开发京港两地旅游市场；对京港合资企业，北京将给予扶持，并提供优质的服务，等等。这些激动人心的信息无疑给面临着巨大困境的香港经济带来一线发展的曙光，对此港人怎能不兴奋呢？

    但是，20多年来，港人能够在珠江三角洲成就辉煌，在北京能否重造以往的历史呢？这就得看港商能否在既定的政策下找到两者经济合作更佳的切入点了。可以说，京港合作尽管在过去的几年里有所进展，据有关资料，截至2001年9月，香港在京投资累计签订合作项目214个，总金额达105亿左右美元，投资企业已达6230家。这与香港在广东与上海的投资相比微不足道,至于如何更好地加强两地经济合作，不仅在于提供一些好的优惠政策，不仅在于如何争取到一些临时性的项目，更重要的是应该找到两地经济长期合作的切入点。而要做到这点就必须真正地把握住北京经济的特色。

    其实，在北京，一没有坚实的现代工业，二没有发达的现代商业，三没有繁荣的现代金融服务业，但是它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就经济发展的综合实力而言，仅居于上海之后。之所以如此，就于北京的权力经济与人力资源汇集。

    因为，在中国经济体制下，尽管全国基本上迈向了市场经济之路，整个社会经济的运作基本上会以市场价格机制为依归，但计划经济的阴影仍然不会挥之而去。在一种体制向另一种体制转变的过程中，既得利益者总是会千方百计地维护旧有制度，他们总是会利用既有制度为自己谋取利益。因此，权力经济仍然是中国市场经济中的最大特色，权力的大小也就决定资源分配的多少。而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权力中心，自然对整个中国许多资源的配置具有更多的话语权了。也因为北京掌握了中国社会资源配置的话语权，就使得种种资源源源不断地涌入北京，带动了北京的经济繁荣。看看北京的房地产，就可以多少看出一些门道。

    另一方面，北京作为全国的文化中心，是全国最优秀人才的汇集处。可以说，全国最好的大学、最好的研究机构基本上都汇集在北京。如果假定全中国有100名科学家，那么在北京至少有85名以上，足见北京在全国人力资源中所占的比例。在传统经济中，这种人才的优势还不是那样显著，但在知识经济的年代，这种人才的优势则大放异彩。如中国的it产业，北京一直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

    总之，京港合作如何能够深入地发展，就在于如何认清对方的特质，如何借助于对方的特质来发挥自己的优势。只有这样才能提升自身素质，保持旺盛的竞争力，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无往而不胜。

    (2001年10月)

    第四部分 互动中的香港经济第75节 从中国错过大买卖看香港经济转型

    “9·11”事件的噩梦还没有让美国人从恐惧中醒来，而炭疽热袭击又突然而来。美国自从上周五传出nbc员工感染炭疽病后，许多美国人非常紧张，纷纷到药店购买治疗炭疽病的抗生素类药物和防毒面具，以备不测。因为美国与阿富汗开战后，美国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受到恐怖分子来自各方面的袭击，特别是生化攻击随时都有可能发生。而一旦美国遭遇攻击，出现生化疫情，政府是不可能为所有的人提供所需要的药物与面具，那时或许连买都没有地方买了。

    正因为美国受炭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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