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胡大夫脖子一下，胡大夫可能吓了一跳，就在我亲他的一瞬间，他定住了，我当时也愣住了，真不知该怎么收场。没想到，这时候胡大夫的手揽住我的腰，感觉好像特别从容地把我领到屏风后面的病室检查床上，用特别肯定的动作，一只手把我按在床上，一只手拉开他自己的裤链，我趴在床上，背对着他，他的裤子好像只是解开了一点，没有一点铺垫，没有一点过渡，就那么猛的从后面插进来，我们俩就这么站在床边，除了“干活儿”那部分，其余都穿戴整整齐齐的，我看不见他的脸，只感觉他两只手扶着我的胯，身体猛烈地一顶一顶撞着我的背后，我的脸贴在床上，两只手抓着床边，随着他的节奏，没有呻吟，没有叫唤，只有浓重的喘息，这种机械运动，不知进行了多久，突然，胡大夫伏在我背上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两个人不出声的就这个姿势呆了一会儿，然后他拍拍我的胯，离开我，我们就在黑暗中各自整理着自己的衣服，从始至终，好像一句话都没说。

    那一刻，我的心里其实没有一点偷情的喜悦，甚至也没有一点做爱的享受，只是感到一种欣慰，欣慰我这辈子总算有了点颜色，总算犯了个错误，我想，这个错误有可能成为我这辈子无颜无色生活中惟一值得炫耀的记录吧。其实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被我的“纯洁”折磨着，真怕等老了，什么都干不了的时候，只剩下后悔年轻的时候什么事也没发生。那可就惨了，想到这儿，我甚至有点感谢胡大夫。

    就在这时，跟演戏似的，电来了，病室里的几排日光灯哗哗哗地闪了半天，才算都亮了，胡大夫斜靠在桌子旁正看着我，我故作镇定地对他说：“这事以后咱们谁也别再提……”胡大夫温和地笑笑打断我：“你怎么了？你不会以为我爱上你了吧？”听他这么一说，我的心顿时释然了，我也跟着笑笑说：“咱们谁也没想怎么着吧？”胡大夫伸出手扶住我的肩膀，随着我的口气肯定地说：“放心吧，谁也不想怎么着。”说完这话，我们两人相对大笑，气氛顿时轻松了许多。胡大夫说：“你要不要赶快回你值班室去看看，你出来时间好像不短了。”我说：“是！是！”然后隔着一张桌子，伸过头去，亲了正坐在桌子边上的胡大夫的嘴唇一下，胡大夫也不动，只是微微笑了一下，扶着抽屉扶手的手，从桌子边上伸出来，向我挥挥手，意思说，去吧！

    我从胡大夫房间出来时，走在去内科值班室的楼道，心里觉得很痛快！是那种复仇的快感吧！好像自己报复了自己的“纯洁”，和胡大夫的值班检查床上做爱的感觉其实不算太好，但这对我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终于自己玷污了自己，让我不再为我的“纯洁”感到可耻。

    回到值班室时，小护士美绘正在打电话，一见我来，就对着电话说：“你等等！她来了！”然后，把电话递给我，开着玩笑的口气说：“你上哪儿去了？你们家那口子满世界找你呢！”站在边上正在配药的另一个护士小林，一边配药一边笑着说：“你们家那口子是查房吧？怕素心大夫出什么事？”我听她们这么说我，不但不气，心里反而有点得意，可嘴上还做出一副德高望重、道貌岸然状，说：“小丫头片子！瞎说什么啊？”然后接过电话，电话那头真是我的那位，他问我看见没看见去年我给他买的那双棕色的皮鞋，他说明天要陪局里的领导到下面视察，他想穿那双鞋，想现在找出来，免得明天走的时候吵我。我赶快告诉他，皮鞋就放在走廊门后柜子里靠右手第二格的一个蓝白相间的纸盒子里。也不知为什么，这时候我突然有一种想对他好点的冲动，他答应着，刚想挂电话，我就说：“哎！别挂，还没跟你说完呢，你明天去哪儿？穿多点，别着凉了，出去和局长吃饭，别充好汉，跟着人家乱喝酒，一定注意身体，多喝酒对身体没好处，晚上早点休息，别累着……”我那位大概第一次听我这么关心他，有点受宠若惊，说：“今儿你怎么了！吃错药了吧？”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潜意识里有点负罪感，想掩饰一下，还是想补偿一下，谁知道，反正接下来，我竟用一种撒娇的口气对他说：“人家想关心你嘛！”房间里两个小护士低着头已经吃吃地笑个不停，等我放下电话，两个小护士互相使着眼色出去了，接着楼道里传来她们俩憋了很久爆发出来的笑，其中一个还学着我刚才说的话“人家想关心你嘛！”我坐在桌前，一时间有点发傻！我这是怎么了？我没事吧？

    看见素心脸上的笑意，我故意逗她：“要不要爱一次？”素心摇摇头，反问我：“再爱一次？省省吧！我这样的年纪，这样的日子，已经买不起浪漫的单了。”我知道，如果时间、地点合适，我还会和胡大夫上床，但我绝不刻意去安排这样的时刻，我和胡大夫的生活都不会有什么改变，我和他好，只是想让自己的“贼心”凑合着能跳着，给我大半辈子无味无色的感情一个安慰和补偿吧，仅此而已。

    第四部分文明的前行中“受难”（1）

    □ 姚亦泽 □ 51岁 □ 研究所会计处出纳

    □ 余文乐 □ 50岁 □ 姚亦泽的丈夫

    □ 杜 丽 □ 37岁 □ 余文乐同事

    我们那位夜里12点了，还在电话劝那个哭哭啼啼的女的。而且一劝就是两个钟头，他和那女的老一块儿去图书馆，他们一块儿翻译外国书，头顶着头地趴在桌子上查字典，可他愣说他和她就是朋友。

    姚亦泽一看就是那种特会过日子的妇女，当她丈夫估计能被伺候得特周到。不过可能要忍受她的叨唠。你要听余文乐白描姚亦泽就知道：我老婆姚亦泽在家里肯定给你收拾得一尘不染，小孩子的衣食住行肯定也会照顾得特别周到。我不管回来多晚都能吃上可口的饭菜，出门时，我的衣服永远给洗得干干净净。就算你告诉他晚上要出差上海，她也会一会儿的工夫，收拾出一个手袋，里面井井有条地给你收拾好要带的东西。我胃不好，每次都会把胃药分好袋装好，还会给我带上一个暖胃的小手炉。只是姚亦泽“爱的奉献”是特别霸道的那种。你和她过日子，什么都不要想，也不能说，更不要去做点什么，我是她生活的奴隶。她用“爱的服务”奴役我的精神世界，而杜丽却恰好丰满着我的精神世界。不过无论怎样，我都不想离开我老婆，因为我知道，老婆是我的房子，杜丽只是我房子窗外的一片云彩。

    采访姚亦泽是一件特困难的事。首先，她说家里的事不好对外人说，这事不太光彩，给她脸上抹黑，再有就是这阵子折腾得不轻，家里外面鸡飞狗跳的。现在事情的发展好像变得我越来越是个“无事生非”的人。余文乐和我一个单位，我们还有孩子，我心里又不是真的想跟他分，闹来闹去的，余文乐在单位“臭”了，对我们家也没有什么好处。

    姚亦泽说的这些理由还不是真正困难的事。困难的是姚亦泽是个爱冲动的人，一冲动起来话就说得颠三倒四，一片混乱。但姚亦泽的想法和做法却是特别具有典型性的，我可以理解成在社会文明，特别是两性文明发展的进程中，这种冲突不可避免，同时不能回避。我们知道，前行的两性文明，终将会让姚亦泽们改变想法，但在激烈对峙的当下，尽管这种对峙中的惨烈，若干年后会变成可笑，我们是不是该把其中的细节剥开来曝光在大家眼前呢？

    姚亦泽最终在我的“引诱”下，说出了她的故事。

    我有病，他是外地人，“门当户对”了

    我进研究所的是我爸给我走的“后门”，我们那届算老三届的最后一届，老初一。除了有出身不好或老爸老妈是“走资派”的去了山西插队，大部分都分在工厂里，那时候当工人绝对是一件特光荣的事。我上的是师大附中，能进这所中学的都是佼佼者，可惜赶上“文革”，我和我们班大部分同学都分到郊区一家化工厂。这家工厂离北京特远，在平谷，算远郊区。但是，那时候，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不错的出路了。到厂子以后，我们班大部分同学都分在车间一线干活儿。我特别幸运，分到总务科，卖饭票，也兼卖澡票，月底还卖月票。因为在化工厂一线工人比较危险，在化工厂干后勤就算挺不错的工作。我们都住那儿，每周回一次家。因为住在一起的还是同班同学，和我们在学校住校时的情形差不多，虽然离家远了，也没觉得怎样，都一帮十几岁的小姑娘，活累钱少，每月从16块开始挣，但是，大家在一起还是挺快活的。

    后来就恢复高考了，你想我们都是以前上师大附中的底子。第一年的考卷对我们来说太容易了。哗啦一下，我们这拨差不多全考走了。我是惟一没考学的人，因为当时恰好我爸的老部下在研究所工作，正帮我调研究所的会计处。恢复高考时，我的手续也办得差不多了，我爸说上大学，毕了业还得全国分配，不如现在去研究所。我当时也没什么主意，就想着不用在大郊区里卖饭票，一下子进了研究所，我同学特羡慕我，说这不就跟天上掉馅饼似的吗？！我也没往远处想，哎！我跟你说，其实我原来在学校，学习棒着呢！后来去上了大学的那些同学，现在都比我混得强，有一个都混到海南省委里了，还有几个现在叫“大企业家”，反正都是社会中坚那堆儿的。

    在研究所当出纳，特轻松，你想一个小研究所才200多人，能有多少事。只是等工作“落地”了，我已经临了老姑娘的界了。其实，我人从小到大挺自卑的，那时拼命的学习好，也是为了别太让人瞧不起。你知道我是个有缺陷的人。你看见了啦！我天生有白癜风，你看，我脖子上有一点，主要是腰腹部特别多。为这个我住校那么多年都不敢游泳。洗澡的时候都是挑人特别少的时候，在宿舍从来不当着人换衣服。其实，在化工厂的时候，就有一个师傅追过我，我们总务科科长有一次还把他外甥介绍给我。都是在他们拥住我，解开我衣扣的瞬间逃跑了，跟得自闲症似的。一想到人家知道这事的表情，我就要发疯，心里老问：怎么办啊！有时我把自己关在家里，掀开衣服看到腰腹部那一片一片的白色，心里就自卑得恨不得想自己杀死自己，心理障碍特别大。

    我们那一代赶上“文革”结婚都不算早，但还是没有现在这么开明，每个人都认为结婚是天经地义的事。我妈妈看我这么多年都没什么动静，急了，找到我爸的老部下，他当时就在我们研究所当所长，托他看所里有没有合适的，给我介绍一下。

    我们所长就介绍了一个，这就是我现在的丈夫余文乐。余文乐家在安徽一个特偏僻的小镇上。他爸妈原来就是地道的农民。后来因为国家征地，他家乡变成了城镇。他那么土的小地方来的。考的却是北外德文系，现在研究所当德文翻译。余文乐的样子也特土，皮肤黑得吓人，而且满脸大紫包。发型干脆就是一中分，就跟毛主席去安源那造型，穿着一件蓝布干部服。一条棕色裤子特肥特长，多余出来的部分还挽着，而且挽得也不齐，一高一低，一长一短的，站在那没说两句话，就咯咯地傻笑，还使劲地搓手，搓完手就搓脸。其实这人来过会计处几次，有点印象，但没太注意，因为他那造型你怎么也不能和学德文的外院大学生联系起来。

    说起见面，当时的情景特可笑，那天我们所长给我打电话，要我去他办公室。我进去的时候，余文乐就已经坐在里面了。见了我特猛的站起来，冲我笑了笑，又特猛地坐下了。所长示意我坐下，然后就说：“小泽啊！你妈妈托我的事，你也知道的。小余同志我也和他谈了，初步看，他没什么意见，要不你们到隔壁会议室再谈谈？”那情景哪像介绍对象，就跟交待工作差不多。

    第四部分文明的前行中“受难”（2）

    从所长办公室出来，我说在会议室也太别扭了，要不下了班你来我办公室。他搓了搓手笑得有点干，说“好！”那天下班以后，办公室的人都走光了，就剩我一人，坐在办公桌前，一会儿，他蹭进来，说蹭进来是因为当时那样好像还有点鬼鬼祟祟的，一点都不大方，反正怎么看都是小地方来的人。后来他半天一句我半天一句，我们没话找话聊起来，那时我心里没有一点兴奋，但是，倒有一点企盼，其实，我嘴上不说，我心里还是挺怕找不到对象的。你知道我是那种特想过小日子，特想为什么人做什么事的那种女人，就是特有母性的那种，要让我不结婚，想想都恐怖。

    我们谈了一段时间，就顺理成章地带他回家。其实，直到这时我也没把我的那病告诉他，可能因为自卑吧，我对他的态度是比较谦和的。这种谦和，对他来说挺重要，因为自从到北京上学遇见的本地人对他都是那种特有优越感的。那天，他一进我们家，和我爸妈聊天还挺随意的，只是聊着聊着就在床上盘起腿来了，再加上他那样子、那姿势，典型一个村里的。这时我妈跟他说，我们小泽有个实情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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