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说她和亚蒂安之间有深仇大恨,杀了她一点儿也不算罪过。”
“我们问她是否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她说亚蒂安长得很漂亮,她只是在这一点上为她觉得惋惜。她说:‘我想我是太恨她了,所以今后如果再遇到类似的情形,我还会这样做的。’”
被告方法庭辩论的重点,是指责戴文并推卸责任。一上来,约翰·林伯格便向陪审团展示了一个全然不同的黛安娜以及戴文-黛安娜关系。这位辩护律师在开场发言中指出:“在与黛安娜的关系中,戴文·格兰蒙集多种角色于一身,他同时扮演着她的父亲、她的母亲和她的情人……是戴文操纵着黛安娜,而非反之……黛安娜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她成年累月地照顾着她的弟弟妹妹们,她非常珍惜与戴文·格兰蒙的爱情,她视她的贞操为神圣。”
迈可·罗勃博士是被告方聘请的心理学专家,擅长分析各种家庭关系,特别是夫妻和男女朋友关系。他的证词支持了约翰·林伯格关于戴文-黛安娜关系的论点——“一个飞扬跋扈、盛气凌人的男孩子控制着一个连生活必需品都必须由他提供的女孩子。”罗勃博士说,他的这些结论是基于对黛安娜的观察和心理评估,以及这对情侣之间的来往信函。罗勃博士在法庭上出示了1996年8月9日,当戴文听说黛安娜和捷·盖尔德接了吻后,发给未婚妻的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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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障碍”(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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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安娜,见字后务必火速回信。我都快要发疯了!你知道为什么?你是我的,所以不要让任何别的人靠近你。你应该遵循我的规章,就像我遵循你的一样。我的规章如下,也请把你的发过来:
不得让任何男生进入你的房间。如果他们已经在那儿了,去别的地方。
除非事关公务,不得与任何异性交谈。
如果任何人——无论男女试图拥抱你、亲吻你或触摸你,揍他!
每周至少给我写信30页。
爱你,你的骑士,戴文勋爵
但罗勃博士也承认,黛安娜“行为异常,患有妄想症或偏执狂。其对社会的看法等与正常人不尽相同。……内心充满了怨恨和愤怒,而且好斗”。
2月10日,黛安娜走上证人席,开始了为期两天的自我辩护。她在证词中一改当年写下的自白,指戴文·格兰蒙为本案的主谋。黛安娜告诉陪审团,1995年12月3日夜晚,她完全不知道戴文准备杀害亚蒂安,她本人也从未想过要加害于亚蒂安,她当时只是打算和被害人“谈谈”。至于那篇亲笔交代,是因为警方事先向她宣读了戴文的供词,她便依葫芦画瓢,照着戴文的意思写下来的。
黛安娜还在证词中列举了戴文对她的种种“虐待”,除了那些拳打脚踢,动刀子动皮带外,戴文还在某次做爱时,将手枪插入了她的阴道。
在总结性发言中,公诉人麦克·帕里奇向陪审员们指出:“生命是重要的,事实是重要的,亚蒂安·琼斯是重要的。所以你们能送回的唯一裁决应该是:有罪。”
被告方的约翰·林伯格则利用这最后的机会再次将矛头指向法庭外的另一名罪犯。他说,戴文·格兰蒙为了将黛安娜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操纵之下,不惜“牺牲”亚蒂安·琼斯。“他于是精心炮制了一个阴谋,并将黛安娜拉入他的这个阴谋之中,一方面作为替罪羊,一方面也是为了要钳制她。戴文的这个阴谋就是:杀害亚蒂安·琼斯。”
2月17日,经过两天的审议,陪审团一如公诉方所期待的,送回了“有罪”的裁决。黛安娜·丽·扎摩拉被依法判处终身监禁。按照得克萨斯州的法律,她将被允许在40年后的2036年申请假释。
“但是,公诉方的任务刚刚完成了一半,因为那位扣动扳机者尚未受到法律的制裁。”麦克·帕里奇在答记者问时说,随即又以毋庸置疑的口吻补充了一句:“他们是孪生子。所以我相信,黛安娜的今天就是戴文的明天。”
公诉方的自信不无道理。戴文·格兰蒙的辩护律师丹·柯各达尔一直密切关注着对黛安娜的审判。他向媒体坦承道,黛安娜的裁决结果增加了替戴文辩护的难度。而且戴文不但和黛安娜一样,有自己亲笔签名的交代,更有在他家里搜出的作案工具。
所以,在同年7月15日开庭的戴文·格兰蒙审判中,丹·柯各达尔没有传唤任何证人,他的全部工作只是在法庭上对公诉方的证人进行交叉取证。而公诉方的证人们——加利·福斯特、琳达·琼斯、地区法医实验室的葛萝莉·凡可和马科·克劳司博士、两地警署的若干办案人员,还有黛安娜在海军官校的同学们等——以及他们的证词,都几乎与五个月前的黛安娜审判完全相同,令媒界兴趣大减。
于是,记者们将报道的重点转向法庭内的“人物素描”。开庭的第一天,记者们注意到戴文新剪的军人式短发,以及保守而考究的深色西服,再加上人们从未见过的金边眼镜,使他不但英俊潇洒,更一改以往诸多报刊图片上的孔武形象,显出一种翩翩学者风度。戴文的举止也和他的衣着一样,得体中透着轻松和自如,不时微笑着与他的律师用耳语交谈几句。
记者们还注意到,戴文分居多年的父母同时出现在旁听席上。每天的庭审结束时,戴文都要和他的母亲长时间拥抱,再与父亲紧紧握手,然后在两位老人之间坐下,悠闲地跷起二郎腿。说话时,三个人手拉着手,直到法警过来将戴文带走。
记者们期待的高潮是7月22日,黛安娜·扎摩拉出庭作证。这一次,她是作为公诉方的证人,麦克·帕里奇希望她向陪审团重复在2月份的庭审中那些指责戴文的证词。而媒体和民众更想看到的,是这一对旧日情人相见时各自的表演。戴文和黛安娜已经有一年多没见面了,这期间不但黛安娜已被判了刑,而且不知从黛安娜审判后的什么时候开始,两个人不再有书信往来,偶尔跟记者提及对方时,也都在“未婚夫”或“未婚妻”前面冠以“前”字。
那天,黛安娜穿一身蓝地洒白色粉末状花纹的西服套裙,昔日齐耳的短发已经长过了肩,将她圆圆的脸蛋衬托出了几分以往少有的妩媚和娇柔,但却又显出了些许憔悴。黛安娜坐在证人席上,法庭内“至少有十家电视台的摄像镜头对准了她”,但这段戏剧性的场面仅仅持续了几分钟。黛安娜用颤抖的嗓音说,她已决定援引宪法修正案第五款赋予的权利保持沉默,拒绝为公诉方作证。
在第二天的《奥斯汀特快新闻》报上,记者妮可·佛伊这样描写她在法庭上的印象:“她自始至终将目光锁定在她的前未婚夫身上……脸上隐隐滑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哀怨……虽然他也偶尔回赠扎摩拉小姐的凝视,但其轻松潇洒仍一如往日——不时微笑着与他的律师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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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障碍”(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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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文的律师丹·柯各达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不错,他也看着她。但如果你把他连接上一台测定情感波动的仪器,那显示出来的一定是一条笔直的直线。”
两天后,1998年7月24日,正如公诉人麦克·帕里奇所预言的,戴文·克利斯朵夫·格兰蒙被陪审团裁决“有罪”并判处无期徒刑。与他的前未婚妻一样,戴文也将在狱中度过他的青年和中年,等到2036年,他年满58岁时,方才有权申请假释。
目前,戴文和黛安娜被分别监禁于泰兰特地区监狱和盖茨维尔附近的墨勒(女子)监狱。戴文当上了一份得克萨斯州监狱报纸的编辑,黛安娜是监狱仓库的保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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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之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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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丹·伽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拿起话筒,照着《电话黄页》上查来的号码摁了七个键。铃声只响了一下,就听见一个柔和的女声:“少年儿童保护处。请问您是——”
太快了,凌丹好像还没有准备好。她慌慌张张地报上自己的姓名,又慌慌张张地说道:“我想报告一件……”
凌丹想,我确实还没有准备好,我都不知道该把这称作是一件“事”,或一件“案子”。
对方耐心地等了一会儿,仍是柔和地:“没关系,您请讲。”
这似乎给了凌丹一点点勇气,那些早已积攒在舌尖上的话便趁势溜了出来:“有一个七年级的男孩子,才12岁,被他的老师……跟他的老师……总之,那个老师怀孕了,是他的孩子。那个老师的名字叫玛莉·凯瑟琳·莱图纽。”
对方很有兴趣地听完凌丹的故事,又仿佛和旁边的人商量了一阵,才说:“对不起,您应该向有关的学区报告,因为她是一位教师。”
什么?凌丹想,我告诉你一个老师和学生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你让我找学区?
几句例行的客套话之后,电话挂断了。凌丹手里还握着话筒,有些茫然不知所措。
凌丹是在一个月前,跟着丈夫卡尔·伽顿参加一位亲戚的订婚仪式时才听人说起这件事的。论起来,凌丹和玛莉·莱图纽算是两表妯娌,因为卡尔和玛莉的丈夫思蒂文·莱图纽是从小一块儿长大的姑表兄弟。凌丹那天在聚会上没有看见莱图纽夫妇,她先只是随口一问,一位表妹刚说了一句便被站在旁边的舅妈拉走了。又问了几个人,尽皆闪烁其词。回到家里再问卡尔,才发现,丈夫那边的上上下下早在去年秋天就都知道了,只瞒着几位外姓的媳妇和女婿。
卡尔说:“你得发誓不告诉任何人。你先向我起誓。”
凌丹很认真地举起右手,食指和中指交叉在一起。
“玛莉·凯有了外遇。”在亲戚们中,大家都管玛莉叫玛莉·凯,以与她的大女儿玛莉·科蕾儿·莱图纽相区别。
这不奇怪,凌丹心想,思蒂文自己早就有了外遇,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卡尔又说:“她怀孕了。”
“哦,是吗?”
卡尔接下来的话对凌丹无异于晴天霹雳:“和一个12岁的男孩。”
凌丹惊讶得说不出话来,脑子里只嗡嗡着一个反反复复的声音:“哦,我的上帝!哦,我的上帝啊!”
卡尔说,众人守口如瓶只是为了顾全思蒂文的面子,也为了莱图纽家的四个孩子:小思蒂文,11岁;玛莉·科蕾儿,9岁;尼克,5岁和嘉娣,3岁。思蒂文业已收集到了一些相关的证据,包括玛莉·凯的日记以及她与“那个男孩”之间的往来书信。另一个原因是,大家其实也在希望玛莉·凯能去做人工流产,但现在看来这个可能越来越小了,因为玛莉·凯肚子里的孩子已经五个多月了。
凌丹担心的更多。35岁的玛莉·凯是小学六年级老师,她的班上应该有至少十几个这种年龄的男孩子,她会不会对别的孩子也有类似的性侵犯行为?还有她自己的两个儿子?
凌丹没有信守她对卡尔的誓言,她又在私下里告诉了其他的人。但这并不是因为凌丹热衷于传播桃色新闻,而是拿不定主意。凌丹的哥哥听完以后对她说:“凌丹,如果你不举报,我就会举报。这种事绝对不能任其发展。”
凌丹终于下定了决心,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卡尔。卡尔深知妻子的脾气,说,你要做什么不必问我,只是,别告诉我,别让我知道。
果然,凌丹没有告诉卡尔。她趁着卡尔上班的时候打了这个电话。凌丹很害怕,也觉得对不住思蒂文和莱图纽家的孩子们。她知道这个电话一打,玛莉·凯肯定会丢了工作,说不定还得蹲监狱,莱图纽的那个家就算散了。
凌丹再次深吸了一口气,拨通了海莱茵学区办公室。海莱茵学区下辖着五六所中学和十几所小学,凌丹甚至不知道玛莉·凯学校的名字,也不敢保证她听来的每一个细节都一定属实,她唯一能确定的只是当事人名叫玛莉·凯瑟琳·莱图纽,还有那个男孩的名字:贝利。
好在对方并不多问,只简单地说了一句:“我们会调查的。”
这天是1997年2月25日,星期二。
玛莉·凯工作的小学叫肖尔坞,位于华盛顿州最大的城市西雅图的中南部。美国有两个叫做华盛顿的地方,一是首都华盛顿特区,在东海岸,再就是这个华盛顿州,在西海岸,两地相距3000多英里,各在美国的两头,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华盛顿州在美国的华人中很有点名气,因为这里出过第一位华裔州长骆家辉先生。西雅图也很有名气,当人们提到西雅图时,便会联想到蜚声全球的波音飞机公司、微软电脑公司和亚马逊网络公司,进而联想到成千上万的百万富翁们。但西雅图中南部这一片名为“白色中心(whitecenter)”的区域,却不但与“富豪”二字相去甚远,而且,用当地居民中早年自嘲的说法,“你就是翻开这里的每一块石头,也找不出一个白人”。“白色中心”住的都是有色人种,其中以黑人居多,杂以南美人、南亚人和被称为“萨摩亚人”的南印度洋岛民。稍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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