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里正好有 6名旅客：里宾特洛甫手下的一

    名官员，他拿着一只公文包，4 名穿便服的武装人员，还有利贝尔。利贝尔在舒伦堡手下的人给他指定的位置上坐下。在同一行前面的座位上，坐着那名官员。如果必要时使用无声手枪的话，他是很合适的靶子。随行人员坐在另一边，他们能很好地观察到飞机上的所有座位。

    快到“预定时间”的时候，利贝尔不知道驾驶员是否遵照舒伦堡的命令办。他的目光不时与那些随行人员的目光相遇。他们不知道利贝尔是谁，或许还以为他是通过另一条渠道来保障这位官员的安全的。

    在还有40分钟就到柏林的时候，利贝尔握紧无声手枪，如果驾驶员不降落的话他就准备动手了。

    正当他忖量着、计划着采取行动时，显然，飞机在降落。

    飞机刚在跑道上停下，就听到了骇人的排枪声，飞机上的人还没站起来，子弹就准确地击中他们所坐的地方，这几个人全都立即身亡。

    利贝尔事先不知道会有这一手，他不动声色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他得出结论：这是舒伦堡精心安排的，狙击手对飞机乘客的位置了如指掌，所以能弹无虚发。

    几秒钟以后，利贝尔从那位官员的位置上拿起公文包下了飞机。

    飞机舷梯两旁，站着手持自动步枪的两排士兵。其中一人客气地向利贝尔指了指停在距离飞机不远处的一辆汽车。

    按照计划，他们直接从机场把利贝尔送到希姆莱的防空隐蔽所。一名党卫军军官给他打开一扇很大的钢门，内有一间陈设舒适的大房间。希姆莱和舒伦堡坐在安乐椅里。利贝尔进来时，舒伦堡满脸堆笑，向他走去。利贝尔把从飞机上拿来的公文包递给舒伦堡。

    舒伦堡满意地说：“我向党卫军全国司令保证过，你肯定会来的!”

    事后，利贝尔及时把纳粹德国内部的争斗情况上报了莫斯科。不久，苏军日益逼近柏林，第三帝国的崩溃近在眼前。在攻克柏林的隆隆炮声中，约翰·利贝尔神秘地失踪了。

    他在第三帝国充当苏联主要情报人员这一激动人心的使命显然结束了。

    几天后，一架军用飞机在莫斯科的伏努科沃机场降落，机下只有一名旅客：阿贝尔。

    在机场迎接他的只有两个人：他的妻子和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一直与之保持无线电联系的莫斯科总部负责人。

    移师美国 事变被捕

    虽然第三帝国已成了一片废墟，但是，阿贝尔的使命并未因此而终止。1946年阿贝尔接受了去美国的新使命。他扮作美国公民安德烈·卡约蒂斯抵达加拿大，身份是画家和艺术摄影师。

    在加拿大适应两年之后，1948年11月15日，阿贝尔拿着美国公民安德烈·卡约蒂斯的护照在纽约港登岸。

    尽管这是他第一次来到美国，但他“熟悉”纽约，英语讲得很好，没有什么能使人怀疑他不是美国人。

    他在百老汇附近的一家便宜旅店里安顿下来。他这么做是有理由的：作为一个刚从被战争破坏的欧洲回来的收入微薄的美国人，他必须生活俭朴并尽快挣些钱。

    他的长笛吹得很好，吉他弹得也很出色，舞也跳得不错，因此他就开始了另一番生涯：在百老汇和布鲁克林当杂耍游艺场的演员。

    由于阿贝尔多才多艺，为人诚恳，他所住的那家小旅馆的人员很快就喜欢上了他，把他看成是最好的客人。他有一种特殊的才能和魅力，善于接近人，直率开朗，对人宽厚谅解。就这样，他在这家旅馆里不受干扰地慢慢地开始同自己情报网里的特务建立了无线电联系，并把情报网逐步扩大到美国各地。不久，他就成了苏联情报机构在北美的主要负责人。

    这位惹人喜爱的“艺术家”有一天终于退掉了旅馆里的房间。他说，他不想在百老汇挣这点“辛苦钱”，而想试试当一个艺术摄影师，因为他有当艺术摄影师的能力。

    就这样，游艺场演员安德烈·卡约蒂斯(阿贝尔的化名)于1952年搬进了法尔顿街第252号，身份是画家和艺术摄影师，改名叫埃米尔·戈德富斯。他在5层楼上布置了一个工作室。马路对面就是美国司法部大楼。从自己的窗口他就可直接观察到出入这幢重要大楼的美国最有地位的一些人。

    戈德富斯在新环境中结交了许多朋友，特别喜欢他的是他的邻居——画家柏特·西尔伯曼。西尔伯曼的工作室紧挨着他的工作室，可以说是门挨着门。他们过从甚密，常常交换颜料，有时候还请同一个模特儿。戈德富斯不愿出售自己的作品，主要靠当艺术摄影师来挣钱过日子，而且似乎从来都不担心他的生意好坏。

    戈德富斯有时也离开纽约。走前他总对西尔伯曼说，他要逃避纽约这个“牢笼”，到大自然里为自己的作品寻找景色。有时候，一离开就是个把月。其实，他是借机去视察各个情报活动点，并从自己手下的特务那里收集对莫斯科有用的情报。

    在绝对秘密的情况下，这种状况一直保持到1957年 6月21日，那一天，埃米尔·戈德富斯(阿贝尔)终于被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发现。

    那么，他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早在1953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就已经有了一个线索，那就是一枚5美分的硬币。

    1953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一个名叫詹姆斯·博扎的13岁男孩，在挨家挨户分送报纸。有些人付给他的是5美分硬币。詹姆斯走在马路上不小心有一枚5美分硬币掉下来滚走了，他追上去，用力一脚踩住。他拿起这枚硬币时，看到这枚硬币已裂开了，而且像一只小盒子那样可以关上，在硬币里面装着一小卷微型胶卷。

    詹姆斯把这枚硬币给他姐姐看了，而他姐姐的未婚夫是警方的一名特工人员。

    于是这枚硬币就这样到了联邦调查局手里，他们把那卷微型胶卷冲出来后，发现上面密写着一系列数字。事情是明摆着的：在布鲁克林某个地方有一个间谍在活动，由于不经心，他把这枚硬币花了，而这枚硬币本来是用来装微型胶卷的。

    不过，逮捕阿贝尔的还是由于另一个线索。

    1957年，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了苏联情报部门的几个特务。其中有一个名叫雷诺·赫哈伦。美国警察说服了他，他同意同美国警察合作。

    这个雷诺就是阿贝尔的助手，就是他把装情报的重要工具花掉了！这个家伙整天花天酒地，还胡搞，阿贝尔曾经化装回到去揭发他，可是上级竟然不相信阿贝尔！

    雷诺交代了一些情况，

    最重要的是“马克”(阿贝尔的活动代号)这个名字，雷诺说，此人就是他们的总头目。关于此人赫哈伦无法提供更详细的材料，因为马克十分谨慎，不向任何人提供自己的地址，不向任何人谈自己的真实姓名。雷诺说，只知道他住在布鲁克林。

    这样一来，那枚5美分硬币又变得重要了。

    在布鲁克林，围绕小詹姆斯卖报的地区，美国联邦调查局开始缩小包围圈。就这样，不久，画家埃米尔·戈德富斯就成了重点嫌疑对象。然而，正当 fbi要密切注意他的时候，他又外出了。

    阿贝尔知道赫哈伦和他的小组被捕，感到他自己有可能被出卖，因此他决定暂不回到布鲁克林的工作室。

    不过，联邦调查局还是在马路上的一家叫“莱塔姆”的小旅馆里找到了他。“莱塔姆”旅馆是一家供收入微薄的职员和领养老金的人住宿的小旅馆，那里可包伙食。警察在那些日子里到许多旅馆里去查阅旅客登记簿。在这家旅馆里，有一个令人起疑的名字：马丁·科林斯。他出生证号码是 31024，而这个号码是属于一个叫伊米莉亚·弗曼的女人的，她已在 6个月以前死去。这就是说，科林斯拿的是伪造的证件。其实，这个马丁·科林斯就是阿贝尔。他从外地回来后，不敢回原来的住处，就伪造了一个身份证，在“莱塔姆”旅馆住下，观察情况。

    6月21日，早晨7点钟，阿贝尔正在纽约“莱塔姆”旅馆里睡觉，联邦调查局的人员涌进了他的房间。他们出示证件后建议阿贝尔跟他们合作，如果他不同意，就得戴上手铐离开这间房间。阿贝尔说：“我不清楚你们谈的合作是指什么?”

    就这样他们谈了30分钟。

    最后，进来的人中的一个人出示了逮捕令，这是纽约移民局签发的，理由是阿贝尔非法居留美国，未向该局登记。看来，联邦调查局没能说服阿贝尔。

    阿贝尔后来回忆说，他在被捕的那天夜里同总部进行了一次无线电联系，密码材料就在旅馆房间里。那里还藏着其他一些东西。要在 6名特工人员眼皮底下销毁这一切是难于办到的，但是他定下了一个“最低纲领”：要不惜任何代价销毁密码和夜里刚收到的那份无线电报。

    销毁密码不难，因为密码很小。他把密码捏在手里，说要上厕所，在一名特工人员“警觉的”监视下，把密码放水冲掉了。他还记得有无线电报的字条放在桌子上一堆白纸的下面。讯问结束后，他们叫他收拾东西。刚好他的画板上还有颜料，于是他就设法从那堆纸下面抽出那张字条，并巧妙地拿它来擦颜料。画板擦干净后，就顺势把字条捏成一团扔了。当然，他感到遗憾的是，未能销毁其他证件。不过能销毁密码和无线电报，就已经相当不错了。

    他们给阿贝尔戴上手铐，带到汽车旁，让他坐在司机后面。他身边坐着移民局的一名特工人员，前面坐着另一个。这就出现了销毁另一个证据的可能性。在阿贝尔领带的别针中还有一小块很薄的相机底片，拍有关于一个重要问题的报告。他装着开始整理领带，那个特工人员发现了，就从他手中拿走别针。但是，那个特工人员没有冷静地先仔细看看，就立即把别针打开了。他一打开别针，那一小块底片就掉了。那个特工看了看别针，没有找到什么东西，就把它还给了阿贝尔。这件事使阿贝尔更感兴奋。

    在宣判的前夕，法院为阿贝尔确定的辩护人丹诺万给拜尔斯法官写了一封信，指出为了美国的利益应当保留鲁道夫·伊凡诺维奇·阿贝尔的生命。他写道，关于此事，他同华盛顿的“有关”机关，包括司法部谈过话。

    他在信中指出，美国有许多公民在国外，在苏联的“相应级别”的美国人很容易被逮捕，到时候可以拿阿贝尔交换美国人。

    丹诺万不仅仅是一位律师而且是搞情报工作的，从第一次与自己的当事人见面起，他就不错过任何机会，通过提出忠告和建议，不停地提醒阿贝尔，“同美国政府建立合作”不会是件坏事。

    美国人甚至开出了每年付给他11万美元的天价，当时人们的工资不过是每月100多美元。

    但是，等待着这位律师和反间谍专家的却始终是阿贝尔的冰冷的“不”!

    事后美国人才知道，苏联人给他的是这个的十倍！

    这是60年代！

    于是阿贝尔开始了4年零8个月的铁窗生活。

    在狱中，阿贝尔情绪冷静，积极锻炼身体，他相信，一有机会，苏联会营救他的。果然，不久机会就来了。

    1961年，美国报纸的国内版上有一条简短的报道，谈到一架u—2型气象飞机显然迷失航向，进入苏联上空，因而被击落，驾驶员鲍尔斯失踪。

    这发生在1960年5月1日，正好赶在四大强国政府领导人会晤的前夕。

    飞机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西方谁都不知道，而莫斯科保持缄默。艾森豪威尔总统是知道和赞成u—2飞机的这些飞行任务的，于是他忧心忡忡。

    5月5日，赫鲁晓夫宣布了一条消息，谈到u—2飞机的间谍飞行和这次飞行的不光彩的下场。

    这一下，美国一片惊慌，但还不清楚飞机是在边界上被击落的，还是在深入苏联领土上空被击落的。

    第二天，葛罗米柯和格列奇科对击落u—2飞机的最初的报道作了补充，《劳动报》上发表了被击落的飞机的照片。最后，莫斯科宣布美国驾驶员鲍尔斯还活着，他已交代了u—2飞机间谍任务的许多情况以及飞机是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地区被击落的。

    华盛顿被逼得走投无路，被迫承认u—2飞机是从事间谍飞行的。

    最初没有提到是艾森豪威尔总统批准这次间谍飞行。接着发表了由国务卿赫脱签署的一份新闻公报，公报披露了总统批准u—2飞机搜集情报，包括在苏联上空飞行的事实。

    这时，华盛顿的争论是是否建议进行交换。联邦调查局的人寄希望于阿贝尔最终会同美国合作，因此反对交换。中央情报局的人，则想把自己的驾驶员要回来，以便了解1960年5月1日在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不远的苏联上空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苏联人到底凭什么秘密武器击落当时世界上飞得最快、最高的间谍飞机的。

    1962年2月的一天，在柏林监狱里，早晨6点钟光景，阿贝尔的辩护律师丹诺万又来了。他告诉阿贝尔，他在柏林已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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