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家尽快离开那里，让他安静会儿。那位西班牙人仍然待在原地未动，雅里拔出手枪，朝窗帘开了枪。

    另外一次，他在一家酒馆，坐在一位女士身边。不知出于何种神秘的理由，他对身边的一位消费者产生了反感，他站起身来，拔出手枪，朝一面镜子开了枪。突然间变得粉碎的镜子哗啦啦散落一地，在场的人们惊慌失措，乱作一团，而雅里却平静得如同未发生任何事一样。他重新坐下，转身对身边的那位女士讲：“好了，现在镜子碎了，咱们继续聊。”一天，他试图用手枪开启酒瓶盖，在他租赁房子的院子里开枪，惊慌失措的房东女主人喊道：“先生，快住手！您这样会打死我的孩子的！”

    “那有什么关系，我们给您再生一个好了！”他强词夺理地辩解道。

    一天晚上，他去观看一场音乐会。他身穿用纸做的衬衣，上面用中国墨画了一条黑色领带。在收票口，他的装扮引起了工作人员的不满，将他打发到音乐厅顶层楼座。当时他一声不响，未做任何反应。然而，当全场安静下来，乐队指挥已经准备好开始演出时，他突然站起来，大声喊道：“这真太令人愤慨了！怎么可以让前三排那些带着乐器打扰观众的人入场呢？”

    1906年5月28日，在接受过临终圣事、起草完遗嘱之后，雅里给他最要好的朋友拉希尔德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应该得到休息的于布老头将努力入睡。他深信在人解体腐烂之后，脑子仍然在发生作用，而且他的梦想就是天堂。于布老头也许即将永远地安息了，在一定的条件下，他十分渴望重返三角坛。

    第二天，他在原信上增加了以下附言：

    我重新打开了昨天写毕的信件。大夫刚才来过，他坚信我得救了。

    ［摘自1987年发表的雅克-亨利•勒维斯克的《阿尔弗雷德•雅里》］

    他的确得救了，雅里又活了近一年半。他每天去医生家就诊时，随身总带着两把手枪和一根包铅棍棒。他的境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悲惨：身上穿着他的朋友们抛弃的衣服，负债累累，遭受结核病的折磨。他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但又对所有人隐瞒。他在默默地等待着生命的结束。

    1907年10月29日，当人们上去敲位于四层半的那扇门时，雅里不开门了。瓦莱特找人撬开门锁，看见作家躺在床上，已经动弹不得了。人们送他到了教会医院。在两天内，他不停地低声重复着：“我在寻找，我在寻找，我在寻找……”

    大夫为他作了检查，病人出奇的平静。雅里面无血色，肝脏破裂，脉搏微弱，但不抱怨，也不呻吟。

    1907年11月1日，他因患结核性脑膜炎，医治无效，离开了人世。他同时还有慢性酒精中毒，但这并非导致他死亡的原因。

    雅里把他修建的三角坛作为遗产遗赠给他的妹妹。有人说（首先是马克斯•雅各布说）他将其手枪留给了毕加索。无人知道他的自行车——一辆用86法郎向他人购买的克勒芒96赛车的下落，直至去世时，他仍然未能付清这笔钱。

    雅里英年早逝。年仅36岁的阿尔弗雷德•雅里没来得及在文坛上扮演应属于他的角色。他的放荡与他做的一系列荒唐事，构成了与他同时代的青年人能够读懂的语言。第一位理解阿尔弗雷德•雅里并懂得他的语言的人，便是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阿尔弗雷德•雅里是一位文坛上少有的奇才。他的任何行动，甚至他的全部恶作剧中都蕴藏着无限的文学内涵。

    ［摘自1975年出版的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令人心旷神怡的现代文学家》］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一）第63节 于布王（4）

    第二位是安德烈•布勒东：

    ……长期以来，人们比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走得更远，认为十分有必要严格地将生活与艺术区分开来。但从雅里开始，这一观点受到了质疑，最后终于从原则上彻底消失了。

    ［摘自1966年出版的安德烈•布勒东的《黑色幽默选集》］

    阿尔弗雷德•雅里在日常生活中处处模仿被他自己定义为“完美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戏剧人物于布，而且他一直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于布那样的人，那么如何做才是对雅里的最好的纪念呢？

    雅里的悲剧在于，其实他的坏名声来自一个冒名顶替：他并不是于布老头，而且从来都不是于布老头。

    这部将他神圣化了的戏剧作品其实并非出自他的手。《于布王》实际上是一部集体创作的作品，而且可以说他根本没有参加该剧的创作。于布老头是法国布列塔尼地区雷恩中学的一些学生集体所为。他们创作这部戏的目的是嘲弄他们的物理老师——埃贝尔（hébert）老头。这位老师毫无权威，学生们常常以在他的课堂上起哄为乐。雅里16岁来到该校时，此戏剧已经存在。当时的剧名为《波兰人》，署名作者是莫兰兄弟。雅里仅仅是修改了戏剧的名称与其中主人公的名字。主人公的名字于布（ubu）无疑来自埃贝尔（hébert），学生们常叫他hébée或者eb，因而ubu显然是从hébée演变而来。

    剧中反军国主义的一场戏也许是雅里在原作的基础上增加的。但是“绿蜡烛”和“cornegidouille”两部戏不是出自他的手。那段臭名昭著的头场开场白“他妈的儿！”更不是他所写。有夏尔•莫兰的证词如下：

    我们当时都还是孩子。我们的父母绝对不同意我们使用剧中的言辞；那么我们别出心裁地想出在台词中插入许多的字母“r”。事情就仅仅如此而已。

    ［摘自1947年的《新评论》杂志中夏尔•莫兰的文章《从于布到海关职员卢梭》］

    然而，多亏有雅里，于布才得以周游世界。正是雅里将《于布王》搬上舞台，最初将它搬上了雷恩中学的舞台，演员均为那里的学生。接着，其他地方也逐渐开始上演此戏，有的地方还把该剧改编为木偶戏演出。

    《于布王》在巴黎上演之后，热烈的评论开始了。人们将它与莎士比亚、拉伯雷的作品相提并论。《诗歌和散文》向“这部滑稽可笑的不朽悲剧，一部天才的法国名著致意”。雅里去世很长时间之后，《法国行动》还对这部莎士比亚、列宁和前进中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式的讽刺赞口不绝。莫兰兄弟保持着沉默，他们不说话，也不发表意见，但在他们的心底深处，一定认为眼前发生的一切简直荒唐可笑。确实，他们一直为雅里在此事中扮演的角色——自封自己为该集体创作戏剧的惟一作者，有点儿愤愤不平，但他们没有揭露他。他们对所持态度的解释是：该剧的创作只不过是开个玩笑，是为了讽刺那个时代的人，特别是文学界的那些精华。这样的玩笑令他们开心。由于他们与同窗学友雅里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也知道于布这个戏剧人物对他的职业生涯初始帮了大忙，他们也为这一滑稽剧给他带来如此大的声望而高兴。最后，他们也同意雅里修改戏剧的名称，并将主人公与埃贝尔和雷恩中学联系起来。在该剧的两位作者看来，于布仍然是一个玩笑、滑稽剧，更准确地说，是一个骗局。

    即使他是《受奴役的于布》或《戴绿帽子的于布》的作者，即使于布这个人物确实在雅里的作品中出现过，也不等于《于布王》就属于雅里。他的朋友昂布鲁瓦兹•沃拉尔德十分清楚在大战期间，他写过一部北欧传奇续集：《于布老头复生》，由鲁奥绘制插图。

    这一窃取他人著作权的行为，对雅里的命运以及他本人的心理构成沉重的压力。有一次他在谈论作品《波兰人》时倾吐出自己的心声，但是鲜为人知：

    人们用《于布王》将我压得无法翻身。这本来是中学生的一场恶作剧，并且不是出自我的手……我做过的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他们大家都用于布堵死了我的前进道路。我必须谈论他，模仿他，过与他一样的生活。人们想要的只是这些！

    ［摘自1947年的《新评论》杂志中夏尔•莫兰的文章《从于布到海关职员卢梭》］

    瓦莱特与拉希尔德的女儿证实，人们从来都以“于布”称呼雅里，而从未听到人们以别的名字叫过他：

    那似乎是一个面具，在我们家，作为家里人，有时他可以摘掉它。有时，我们大家也如同于布老头一样说话、行事。

    ［摘自1947年的《新评论》杂志中夏尔•莫兰的文章《从于布到海关职员卢梭》］

    于布这个角色侵犯了雅里的生活与心灵。但他还是一直那样扮演着，无论他人如何叫他，他一概接受。他在生活的舞台上如同这个人物的模子，既像麦克白macbeth，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悲剧人物——1040—1057年期间的爱尔兰国王。——译注，又像福斯塔夫falstaff，莎士比亚戏剧人物——1379—1459年，英国上尉，英法交战期间，任法国诺曼底、麦那和安汝地区总督。、高康大gargantua，拉伯雷剧作中的人物，胃口十分大。及波里西内勒polichinelle，滑稽剧或木偶剧中鸡胸驼背、尖着嗓门说话的小丑人物。。在生活的重负下，他强打精神，挺直腰杆高喊“merdre”，在上流社会的沙龙，他用寻衅闹事、蛮横无礼制造轰动。此类行为更多的是出于极端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好斗者软弱的表现。他的一生都如同在上演一出独幕悲喜剧。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一）第64节 立体主义的瓦解（1）

    这一天，在所有人心中都响起了一声晴天霹雳。

    约瑟夫•戴尔泰joseph delteil(1894—1978），法国作家。

    于布缺乏理智。

    20世纪也一样。它刚刚进入理性年龄，便把世界带入了战争。

    1914年6月28日，弗朗索瓦-斐迪南大公倒在了塞尔维亚狂热分子的子弹之下。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7月31日，德国向法国与俄罗斯发出最后通牒。同日，让•若雷斯jean jaurès（1859—1914），法国政治家、作家，反对政府的殖民政策，反对战争。遭暗杀。8月1日，法国全国总动员。8月2日，法国军队在灿烂的阳光下走出了巴黎的军校和军营，一个个身挂头盔、枪系红花的士兵，在战刀、宝剑、刺刀发出丁丁当当清脆的撞击声中，在战旗的军乐队的带领下，雄赳赳气昂昂地沿着巴黎的条条大道，向各火车站进发。重骑兵、龙骑兵、炮兵、狙击兵和步兵异口同声地呼喊着同一个口号：打到柏林去！他们计划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到达那里，并且带着他们的战利品——凯泽kaiser,1871—1918年期间的德国皇帝。以同样快的速度返回巴黎。

    在巴黎，人们聚集在蒙巴那斯的各家酒馆里举杯痛饮，为获得胜利祝福。开战前夕，蒙马特尔的艺术家们，为躲避战火而到蒙马特尔落脚的人们，纷纷跟随毕加索跨越塞纳河到达左岸蒙巴那斯。于是，蒙巴那斯的瓦万大街取代了蒙马特尔的“机灵兔”，成为来自蒙马特尔的艺术家们最集中的区域。他们在塞纳河的右岸蒙马特尔山撒种，却将在蒙巴那斯收获。

    丁香园酒馆不再组织舞会了，因为那里资产阶级化了。茴香酒从六个苏涨到八个苏。为避免遭受镇压，画家和艺术家们从山上下来以观形势的发展。他们推开门，进入位于瓦万大街两侧的两个较大的酒馆：多姆和罗童德。前一个酒馆比第二个早开张十五年。多姆酒馆有三个厅，供德国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人和美国人玩台球。罗童德占两大优势：一台老虎赌博机，一个朝阳的大平台。不久之后，他扩大规模，把隔壁的两家酒馆巴那斯和小拿波利丹吞并。艺术家们经常在这里相聚，为德国皇帝凯泽喝倒彩。

    8月2日，瓦万大街同其他路口没有两样。只是在它的南侧，人们在组织欢送军队开赴战场的庆祝活动，罗童德内人群熙熙攘攘，而位于北侧的多姆却空无一人，德国人放弃台球桌溜了。从此以后，他们只能在国界线的另一侧耀武扬威了。直至那时，一直认为艺术没有国界的拙劣画家们，也悲伤地陪同他们的日耳曼朋友到纪尧姆皇帝召见他们的火车站去了。他们在群众的一片嘘声中走了，去了柏林或慕尼黑。

    当时，社会各界都酝酿着狂热的反日耳曼情绪。艺术也无法逃脱这一法则。举办“熊皮”拍卖会的次日，《巴黎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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