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至于演到第三幕时只好收场。当一位气愤的观众向德斯诺斯喊叫说“你们都是被雇用来捧场的”的时候，罗伯特•德斯诺斯反驳说：“我们是受雇用来捧场的，而您呢？”啪！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那位观众的脸上。

    下一次活动于1923年7月6日在米歇尔剧场举办。这一天，查拉把他所有的朋友都拉来观看一场十分平静但混乱得离奇的节目。他们向观众表演了斯特拉文斯基和“六人团”的作品，朗诵科克托、苏波、艾吕雅和阿波利奈尔的诗，表演舞蹈，放映最新电影和演出特里斯坦•查拉的三幕剧《气心》。

    问题是在组织这次活动之前，没有任何人征求苏波和艾吕雅的意见。他们两人都没有预料到能将自己的诗作与科克托的诗作同时在这次活动中朗读。因此，他们出席表演活动时，都带着跟随他们的保镖。

    演出开始时，一切正常，秩序井然。但在乐曲演奏结束之后，一个年轻的达达分子皮埃尔•德•马索走上舞台，开始宣读一篇攻击纪德、毕卡比亚、杜尚和毕加索的文章。恰好毕加索和布勒东当时也都在现场看演出。于是，布勒东上台为画家（毕加索）辩护，德斯诺斯和佩雷跟着布勒东也上了舞台。他们两位上前抓住马索，布勒东举起手中的手杖，打在了马索的手臂上，并且发生了骨折。全场向侵犯他人的那几个人发出了愤怒的吼声，并且将反对的矛头一致转向布勒东。站在远处观战的查拉报了警。布勒东、德斯诺斯和佩雷被驱赶出剧场之后，剧场内才终于平静下来。遗憾的是在短暂的平静之后，查拉的戏剧刚刚开幕，一个与众不同、目光迷茫、金黄色头发的大个子年轻人站起来，点名要求查拉给大家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他为何要把布勒东驱赶出剧场？

    刚来的治安警察仍然在剧场内。他们立即向保尔•艾吕雅冲过去，然而，艾吕雅的朋友们和保镖们马上在他的周围筑起一道铜墙铁壁。于是，诗人们和警察动手打起来了。此时，查拉跳上舞台，艾吕雅改变了他的进攻目标，转身扑向查拉，重重地打了他一记耳光。全场群情激愤，斗殴很快扩展到了观众和剧场的工作人员当中，继而扩展到了剧场之外。剧场内外骤然变得一片混乱。第二天，剧场经理拒绝接受新的演出，理由是：搞艺术可以，打架，不行。

    iii 蒙巴那斯，开放的城市（一）第117节 保持警觉的瞌睡虫（3）

    布勒东对查拉请警察来帮助将他驱赶出米歇尔剧场一事一直耿耿于怀，不能原谅。在他的作品《漫步》中，他写给达达运动之父查拉的题词如下：“赠给1924年的小说家、五毒俱全的骗子、警察的耳目特里斯坦•查拉。”《漫步》中包括一篇题为《放弃一切》的文章，文章充分地表明作者与达达运动彻底决裂的决心：

    放弃一切。

    放弃达达。

    放弃您的妻子和您的情妇。

    放弃您的希望与恐惧。

    到森林深处去重新播种。

    放弃您的猎物，到不为人知的地方去。

    放弃舒适生活和他人为您的未来提供的一切。

    迈出坚实的步伐，走自己的路。

    ［摘自安德烈•布勒东的《漫步》］

    很长时间之后，布勒东和查拉这两位冤家对头还将见面，但这要等到《超现实主义宣言（二）》发表之时。

    超现实主义运动在1924年发生了重大转折。布勒东并不满足于发表他的《漫步》，他也发表了《超现实主义宣言》。与此同时，阿拉贡发表了《放荡不羁》，佩雷发表了《永存的疾病》，艾吕雅发表了《永存的死亡》，布勒东当年结识的阿尔托antonin artaud(1896—1948），法国作家、戏剧家和戏剧演员。发表了《炼狱的中心》。

    这个超现实主义小集团除发表了上述作品，在文人界获得一席之地之外，他们在格勒内尔街15号还有一个“超现实主义研究办”。这个办公室每天下午四点半至六点半开门办公。不久的将来，他们要在雅克-卡洛街开一个陈列室，由想像天才罗朗•蒂阿尔主持领导，遗憾的是他从不写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即将创办一份杂志《超现实主义革命》。首期将在社长皮埃尔•纳维尔和邦雅曼•佩雷的主持下，于1924年12月份出版。

    1924年也标志着安德烈•布勒东生活的重大转折。这一转折与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1844—1924），法国小说家，1921年10月加入法国共产党，同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逝世以及超现实主义者们针对这一事件制造的丑闻有关。

    布勒东憎恨作家阿纳托尔•法朗士，他曾经在他的《与安德烈•帕里诺的谈话》中写道：

    他吹嘘说他的写作风格清晰明了，但在阅读他的作品的过程中，我们丝毫也体会不到这一点。特别令我们反感的是他过重的怀疑心理……在做人方面，我们认为他十分不光明正大，这一点是最令人鄙视的：他吹嘘自己在调解左派与右派的痛苦方面做了所应该做的一切。由于获得过多的荣誉和生活在无忧无虑之中，他在道德上堕落了。

    在举行阿纳托尔•法朗士的葬礼的时候，阿拉贡、布勒东、艾吕雅、德尔泰伊、德里厄和苏波发表了异常激烈的诽谤阿纳托尔•法朗士的文章：《一具死尸》。布勒东还特别在题为《拒绝埋葬》的文章中写道：

    我们应该将除掉这不吉利的三个人——洛蒂loti（1850—1923），法国小说家。、巴莱斯和法朗士的这一年标上白色标记，因为他们分别是白痴、叛徒和奸细。

    阿拉贡愉快地紧接着布勒东问道：你们扇过一个死人的耳光吗？

    我坚持把欣赏阿纳托尔•法朗士（france）的所有人全部看成是堕落的人。在思想方面，他简直是一个可恶的江湖骗子。法国人民高兴地将法兰西（france）的名字借给他用，而他却给他们带来如此大的耻辱，平心而论，他对得起这个名字吗？……有的时候，我真想用一块橡皮将人类的这一污垢擦去。

    集体抨击阿纳托尔•法朗士的文章让安德烈•布勒东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正是这些极其激烈的攻击性文章，使他失去了占据多年的工作岗位。而正是因为他占有这一岗位，他才得以出席了在德鲁奥举行的卡恩维莱收藏画的拍卖会。在那次拍卖会上，他利用职务之便不仅给自己购买了许多著名的绘画作品，而且还给雇用他完成这项使命的一个人买了许多。这是一个在许多年中使得蒙巴那斯的大多数艺术家（包括画家和诗人）得以生存下去的人，他就是大力资助文学艺术事业的时装大师雅克•杜塞。

    iii 蒙巴那斯，开放的城市（一）第118节 艺术缝纫大师（1）

    直至月底，我一直没有任何事情可做，只好到田地里度日如年地煎熬着，躺在草丛中不停地吸烟，不停地胡思乱想……多亏了杜塞先生，我才得以有了今天。

    布莱斯•桑德拉斯

    1924年的时候，雅克•杜塞先生已经不算太年轻，而且对高档时装也已经没有多少兴趣，再加上他也讨厌人们把他当做时装师傅。的确，他曾经是，而且一直是“美好时代”妇女的伟大救星。是他在为她们制作的服装中引进轻薄透明的织物、花边、打褶和刺绣，是他决定不能继续把妇女们禁锢在人工制作（支撑裙子用）的铁圈和紧身胸衣当中，是他为她们制作出了花样翻新的贴身、凹领、能够体现妇女美丽身段的连衣裙。

    他那个时代最高贵的妇人们都穿他制作的时装。他制作的时装表演会的确是真正的艺术展示。每个星期天，那些公爵、伯爵小姐太太都爱到隆尚赛马会上展示他为她们制作的色彩鲜艳、柔软轻便、手工精细的漂亮服装。许多艺术家都是他的朋友，萨拉•贝纳尔sarah bernhardt（1844—1923），法国剧团团长兼戏剧演员和电影演员。和雷雅娜réjane（1856—1920），法国戏剧演员。都是他的知心朋友。然而，他的惟一愿望却是出售他的服装店。因为他虽然是时装大师，但他首先是一位收藏家。尽管表面上看不出来，其实他实际上有点儿异常。他相貌英俊，穿着讲究，银灰头发，胡须柔软、修剪整齐。他腿上带护腿套，脚上穿闪闪发光的靴子：传说他使用特殊的上光漆，并且每天脱下鞋子后都把它们放进炉子里烤。

    尽管他同巴黎的大多数文人都有来往，但由于他性格比较粗暴，朋友不多。然而，他是个感情丰富、多愁善感的人。遗憾的是，他的爱心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回报而时刻感到十分孤独。他爱过一个年轻姑娘，但遭到拒绝；爱上了第二个姑娘，当她还没来得及接受他的求爱，便去世了；后来他爱上一位已婚女子——r夫人，他打定主意要劝她离婚。在他计划送给未来新娘的礼物中，有他已经让人开始在布洛涅森林附近的斯蓬蒂尼街修建的一座私人公馆。当他漂亮的心上人终于同意答应他的求爱时，雅克•杜塞购买了大量拉图尔、弗拉戈纳尔和布歇的油画、瓷器、中国的小摆设，再加上他原有的华托、戈雅和夏尔丹的油画、雕刻作品以及一百来件18世纪的作品（1906年德鲁奥第一次大拍卖时，大师已经购买了上述作品收藏起来），无疑，新娘将拥有一座博物馆似的公馆。

    令人遗憾的是，这位r夫人从未来过这座梦幻般的宫殿。因为在她丈夫终于同意她离婚请求的前几天，她突然去世了。

    杜塞从此一蹶不振。1912年，他卖掉了全部收藏品。他决定把由此获得的700万金法郎用来修建一座艺术图书馆。

    从1909年起，他在斯蓬蒂尼街私人公馆的对面租了一座房子，在里面集中存放经过他精心挑选购买到的一些稀有手稿和出版物。他雇用了艺术评论家勒内-让协助他工作。他扩建了这座房子，它后来成为法国最大的图书馆之一。在大战期间，先后由安德烈•苏亚雷斯、安德烈•布勒东和玛丽•多尔穆瓦负责管理这座图书馆。雅克•杜塞最后将它遗赠给了巴黎大学。

    收藏家杜塞处处表现出他的慷慨与大方。一天，他参加在其时装店举办的试衣活动，一位顾客大声地嚷嚷道：“我一旦听到《特里斯坦》的曲子，我就欣喜若狂，就可以随便别人怎么摆布，他们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好极了。”时装大师自言自语道，心想这下可找到知己了。

    历史书中没有记载杜塞是否喜欢瓦格纳，但他为这位女顾客摆设筵席盛情招待了她，这就足以体现他是多么尊重这位女顾客。他租了一套房子，在里面布置了十分考究的家具摆设，并且请了女音乐家。她来了。贵客刚刚关上客厅的门，优美的乐曲就在隔壁房间响起。

    “请您来看。”杜塞说。

    他拉着自己不久之后的意中人进了一间房间，那里有一些音乐家正在演奏《特里斯坦》的片段。那里的气氛像在天堂。

    杜塞对在大战期间和大战以后资助的艺术家们也表现出同样的慷慨，完全如同对他的美人儿一样。他要求他们每人送给他一份礼物。他要的不是人，而是他们的作品。因为他不仅仅收集初版书籍和手稿，无论这些手稿是何等的稀少（例如波德莱尔、兰波、夏多布里昂、魏尔伦、马拉美、福楼拜、克洛代尔、雅姆、纪德的手稿），也希望他资助的作家和诗人为他写些东西。

    杜塞在他最先接触到的文人中选择了安德烈•苏亚雷斯，交给他一项任务：每星期给他写一封信，内容是有关现代文学或者当前形势。1916年，皮埃尔•勒韦迪经常写涉及那个时代艺术运动的文章，每篇可以获得酬金50法郎。《南北》杂志创办之后，杜塞不仅从物质上给予支持，而且经常给他提出大量的建议。正是在杜塞的督促下，勒韦迪把让•科克托从该杂志编辑部开除出去。但这也并不妨碍在谈到雷蒙•拉迪盖接受杜塞的帮助（每个星期写一篇专栏文章，得酬金50法郎）的时候，让•科克托对拉迪盖说：“嘿，是我的那位老朋友杜塞啊！”［摘自弗朗索瓦•夏蓬的《雅克•杜塞——资助艺术的艺术》一文］

    安德烈•萨尔蒙发表他对文学的观点也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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