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是一个出售兔子皮的店铺。他登上几级台阶，进入了一个十分宽敞的房间。房间的墙上有一幅吕尔萨创作的立体画。地面上到处乱扔着一些从跳蚤市场或者附近的垃圾桶中捡来的破烂东西。

    门对面的墙根处放着一套奇怪的家具：很高，带有一个壁橱，一个玻璃缸里装有沙子和一些活的游蛇，一台很不错的电动留声机。在这套家具的上面有一个笼子，里面有一窝欢蹦乱跳的白色耗子。这面墙的外侧是一个凉廊。临时来的朋友就住这个凉廊里。经常来住的人是邦雅曼•佩雷。后来，1928年1月6日到7日，路易•阿拉贡同南希•居纳尔住进了这个凉廊。

    这里住着三人。底层一扇门的后面就是他们三人之一的画家伊夫•唐居伊yves tanguy（1900—1955），祖籍美国的法国画家。的画室。伊夫•唐居伊曾经在他们公用厅的墙上画过一幅血迹斑斑的耶稣像。他在一辆公共汽车顶层发现了德•契里柯的画之后，回来就将这幅画擦掉。从那以后，他放弃了印象主义，而开始创作许多无视传统观念、无视圣像的作品，并且在《超现实主义革命》杂志上发表了它们的复制品。

    二层住着另外两个人。马塞尔•杜阿梅尔目前是一家旅馆的老板。因为他是三名住户中最富有的，房子的修缮工程款就由他支付。

    这三人当中的最后一位雅克•普雷韦jacques prevert（1900—1977），法国作家，超现实主义诗人。当时已经戴着后来成为传奇式的那顶鸭舌帽，嘴角上已经叼着烟头。他经常写电影剧本，但没有人要。他同德斯诺斯合作创作歌曲，并建议基基唱。基基认为这些歌曲不适合她，也不愿意接受。

    他在朋友们演出的电影中当群众演员。他没有上过几年学，从16岁起就靠站柜台叫卖东西维持生计。他诡计多端：向真的顾客开假发票，把商店里所有的钟表调到在客流量最大的时间同时响起。因为当时他还没有与西蒙娜结婚，他就向在稍远一点儿的地方工作的一位年轻女售货员求爱。但女孩子的父母想方设法保护他们的女儿不受他的侵犯。一天，人们看见他在商店前的人行道上奔跑，两名警察在后面紧追不舍。

    他曾经在法国的默尔特-摩泽尔省和伊斯坦布尔服过兵役。在服役期间，认识了他的两位好朋友杜阿梅尔和唐居伊。

    一天，歌词的作者雅克•普雷韦在蒙巴那斯的一家酒馆遇见了《身体与财富》的作者罗伯特•德斯诺斯。当时酒馆里有个人大吵大闹，普雷韦正准备狠揍他一顿时，恰好进来的德斯诺斯举起拳头向他打去，保护了那个受攻击的人。在场的弗洛朗•费尔斯见情况不妙，急忙起身介绍他们二位认识。

    他们两人收起拳头，紧紧握手。接着，普雷韦就带领德斯诺斯去见唐居伊和杜阿梅尔，他立即就和他们成为好朋友。不久以后，他们发现了他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点：四人都出生于1900年，他们认识的时候都年仅25岁。

    这样一来，常在勃洛梅街和城堡街活动的超现实主义者们会合了。接着，塞纳河左岸的蒙巴那斯与右岸的喷泉区活动的两帮超现实主义者也会合了，并且为他们信奉的理念赋予了一个正式的名称——“超现实主义”。尽管他们的“教皇”布勒东和那些习惯于寻衅滋事的普通成员实践他们共同理念的方式不同，但他们还是一致为这一会合深感欣慰。

    iii 蒙巴那斯，开放的城市（二）第145节 城堡街的赖学生（1）

    我们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蒙巴那斯这个永久性集市上闲逛。

    马塞尔•杜阿梅尔

    以普雷韦为首的那帮人，为了显得精神饱满一些，在第一次去见布勒东之前吸了大量的可卡因。因为感觉在城堡街十分自在，所以阿拉贡、凯诺、马克斯•莫里斯、米歇尔•莱里斯等人每天都到那里去。第一天，米歇尔•莱里斯坐得笔直，拿起一瓶金酒，一饮而尽，然后坐得越来越直，越来越沉默寡言，越来越让人猜不透。

    后来他经常这样。

    邦雅曼•佩雷呢？他一到那里就操起一架手风琴，深吸一口气，双手猛然往两个方向一撑，手风琴突然从正中间断裂成了两块。

    后来，他再也不干那样的蠢事了。

    《超现实主义革命》杂志第八期上发表了马塞尔•杜阿梅尔拍摄的一幅照片，解说词是《邦雅曼•佩雷谩骂神甫》。这样，就产生了佩雷最喜爱的体育运动是追逐神甫的笑话。当时，他们陪同普雷韦夫妇去接唐居伊夫妇，他们将一起赴马松在尼斯附近萨那利的家度假。马松不久之前在那里租赁了一座房子。他们乘坐的汽车在快速行驶，车窗敞开，佩雷边开枪，边吼叫驱赶着沿途的行人，其中有一位教士。佩雷手枪不离身，而且到处滥用，一点儿不比二十年前的阿尔弗雷德•雅里逊色。

    马松十分了解佩雷的过激行为。在他搬家到勃洛梅街之前，佩雷每天到画家在塞居大街的家看他。在半个月之内每天重复发生同样的事情：佩雷每次从一家底层敞开的窗前经过，恰好看门人和他的妻子及孩子正围坐在一桌热气腾腾的餐桌前吃午饭，饥肠辘辘的他每次都从窗口探头进去，向一家人提出同样的问题：

    “这一盘盘的屎好吃吗？”

    他有一次甚至两天滴水未进了。

    在忍了两个星期之后，受到挑衅的家庭忍无可忍，奋起反击了。当佩雷又出现在面前时，看门人用力地清了清嗓子，小声地嘀咕道：

    “该死的德国鬼子！”

    然后猛地把窗户关闭，以免挨打。

    佩雷十分欣赏布勒东，而布勒东也为此十分感激佩雷。佩雷拥护布勒东的一切思想和行为，时时处处为他辩护。只有每当根恩巴赫神甫坐到布勒东身边时，佩雷就立即站起来，扇他几个耳光，神甫只能离开。布勒东当时正在劝说神甫加入超现实主义运动，但他对佩雷毫无办法，他的这位最忠实的信徒根本不听从他的任何劝告。很久以后，佩雷向他人承认说：“根恩巴赫加入不加入超现实主义运动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位神甫爱上一个女演员，常身穿长袍到“赛马师夜总会”跳舞，常到罗童德喝酒，逛窑子。当他身无分文的时候，就退避老家——卢瓦尔河沿岸的索莱斯姆……但道貌岸然的他仍然是神甫。《超现实主义革命》杂志第五期上登过该神甫同一个情妇小姐的一张照片。佩雷无权阻止杂志做什么，于是他在大街上予以报复。每当他在街上瞅见穿教士长袍人的影子，就怒火中烧，免不了冲上去教训他一通。这类过激行为发生的时候，经常同佩雷在一起的普雷韦也不阻止，他从心底里赞同其朋友的做法。

    一天晚上，布勒东和城堡街的超现实主义者们一起在克里西大街的人行道上等着电影院开门。街上闲逛的人熙熙攘攘，天下着雨，行人人手一把雨伞。布勒东特别讨厌雨伞，尤其是当雨伞挡住了他去路的时候。此时，怒不可遏的他抓住一个路人的雨伞，双臂一伸，不费吹灰之力将伞折成两节。普雷韦看见很好玩，也学着他的样子折断了另一行人的雨伞。德斯诺斯也不甘落后，折断了第三个人的雨伞。接着，佩雷、唐居伊和杜阿梅尔边走边夺过行人们的一把把雨伞，全部照此办理……群众被激怒了，责骂与抱怨声连成一片。佩雷带头动起手来。很快警察赶到，结果显而易见：事件平息了，但看电影就只能等下一回了。因为他们被带走了。

    另外一次，普雷韦、杜阿梅尔和唐居伊都在布列塔尼的海滨。普雷韦在用创作讽刺词的方式搞了一些恶作剧之后，他躲进了一家酒菜丰盛的餐馆。上甜点的时间到了，他敞开所有的窗户，咒骂聚集在餐馆前广场上的农民。只因他的运气好，才未被那些人揍死。几天之后，一个骑自行车的人不小心撞倒了他，他起身狠打了那人一顿。

    在周围邻居的心目中，城堡街54号是一个妓院，否则，整天有那么多的人来来往往作何解释呢？

    白天，住在54号的人都不工作，他们整天在蒙巴那斯泡酒吧，逛电影院和剧院。据说德斯诺斯每天去一次电影院，普雷韦也一样，因为他的弟弟皮埃罗是塞纳河右岸电影院的放映员，可以放普雷韦和他的朋友们免费进去。有许多电影他们都反复看了无数遍。晚上，他们回来阅读乔治•巴塔耶秘密出版的书——《眼睛的故事》。

    他们一起住的人总是很多。以三个人的名义租的房子里常常住十五六个人。每天睡觉之前，他们都听美国的华尔兹舞曲的唱片，喝酒，吸烟，玩一些稀奇古怪的游戏。

    什么样的游戏呢？

    大家围坐在一张桌子边，桌子上摆放着一些纸片。他们轮流传递一张纸片，每人都背着其他人在纸上写自己想写的东西，折叠好，传给下一个人。一圈结束后，另取一张重新开始。这种小纸片游戏是查拉发明的，而普雷韦赋予了它文化内容：正是他给出了下面一句名言的开头：

    老鞋也将走出新路。

    iii 蒙巴那斯，开放的城市（二）第146节 城堡街的赖学生（2）

    画家和诗人们经常组成小组做游戏：有时曼•雷、米罗、莫里斯、唐居伊为一组，有时布勒东、杜阿梅尔、莫里斯、唐居伊……为一组。他们中的诗人时而也拿起画笔搞绘画创作。

    他们在一起时也讨论政治问题。他们的立场观点与《光明》杂志比较接近。该杂志由亨利•巴比塞henry barbusse（1873—1935），法国作家。创办于1919年。1924年，它的革命立场已经变得更加彻底。乔治•格罗兹george grosz，祖籍德国的美国画家。1919年时为柏林的达达运动成员。曾经说过：在这个“智力贫乏，甚至几乎要崩溃”的国家——法国，光明社这支小小的政治队伍是彻底革命的惟一希望。“人们习惯性地经常视为最佳人道主义预言家的罗曼•罗兰是一位与赫里欧edouard herriot（1872—1957），法国政治家，作家。政治立场同样温和的彻底革命家。”后来，该杂志成为法国共产党左派的机关报。而眼下，它是反对摩洛哥战争的先锋。许多知识分子，包括超现实主义者们也参加了这一斗争。但是，光明社同时也提出了共产主义的问题。布勒东为此发表了一篇长文《正当防卫》，一方面反击《人道报》上对知识分子的攻击，同时也回答皮埃尔•纳维尔pierre naville（1904—1993），法国社会学家，是法国劳动社会学的一位奠基人。的质问：超现实主义者们“确实”做好从事革命“行动”的准备了吗？布勒东的回答：是的。但是，“思想上”的革命与“行动上”的革命同等重要，不能说只有共产党成员才可以从事革命斗争。

    那几年的最大问题是：超现实主义者们到底是否即将搭乘共产主义的列车。普雷韦曾经说过：“别人将把我编进党的一个支部。”［摘自1972年出版的马塞尔•杜阿梅尔的《请别讲述你的生活》］在他看来，1929年组建的“十月小组”和工人聚集的郊区创办剧团都无须建立党组织。

    莱里斯和唐居伊对是否加入共产党组织犹豫不决，阿尔托和德斯诺斯明确表示拒绝加入。布勒东、阿拉贡、佩雷、于尼克和艾吕雅于1927年1月采取了果断行动，从组织上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但布勒东由于对共产党的文化政策完全失望，很快就退党了。)他们发表了一篇文章《告天下》，对外宣布他们的决定，讲解做出这一决定的理由。文章的发表引来让•波朗在《nrf》上发表了一篇尖酸刻薄的评论文章讽刺挖苦他们。布勒东在答辩文章中，称波朗是“法国种的奸夫”。波朗派遣马塞尔•阿尔朗和弗朗西斯•克雷米约以见证人的身份去见布勒东，要求同他决斗，布勒东避而不见。波朗在《nrf》上发表了他给上述两位朋友的一封信，内容如下：

    亲爱的朋友，

    非常感谢你们二位。我劳驾你们跑了一趟，也没有白费。现在人们都看清楚了表面上行为蛮横粗暴与语言肮脏下流的这个人，内心深处是多么胆小如鼠、贪生怕死。

    ［摘自1927年11月1日《nrf》］

    阿拉贡后来给波朗写了一封反击信。这是一封超现实主义色彩很浓、极力为布勒东辩护的信件。他写道：

本文链接:http://m.picdg.com/43_43500/652310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