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卑鄙下流的人有多种多样，我总认为最坏的莫过于以匿名从事活动。而您正是以匿名从事活动的专家……但是，归根结底您是太愚蠢了。我决不能允许您如此为所欲为，现在我彻底地不把您放在眼里了。

    注：您赶快派见证人来吧，过两天我就要走了。

    ［摘自1994年发表的贝尔纳•勒利奥写的《阿拉贡通信录》］

    克勒韦尔也加入了共产党。他在党内的时间比较长。他为法国共产党的杂志写过文章，参加过一些战斗行动。1935年在召开保护文化的作家国际大会期间，他曾经不顾一切地为拉近共产党员和超现实主义者的距离而奋斗过，但没有成功。他同布勒东产生了矛盾，双方都十分恼火。他向萨尔瓦多•达利［见发表于1974年萨尔瓦多•达利为勒内•克勒维尔的《艰难的死亡》写的序言］哭诉了他们决裂的经过。几天之后，长期遭受肺结核折磨的他在彻底的绝望中自杀身亡。

    佩雷在1926年就加入了法国共产党，而且在其机关报《人道报》印刷厂做校对工作，能挣一点儿钱维持生计。当他发觉共产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之间的分歧完全不可能弥合时，就脱离了共产党。1936年，他在西班牙支持该国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中的托洛茨基分子。皮埃尔•纳维尔同佩雷一样：1926年加入共产党，同年担任《光明报》社的社长，1928年由于他成为托洛茨基分子，并且领导第四国际法国支部的工作，被法国共产党开除。

    在巴黎塞纳河右岸，超现实主义者们的政治立场观点同托派比同共产党的更加接近。在左岸，他们的立场观点更加接近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者乐观、爱热闹，主张绝对自由、不拘泥于原则、不关心政治路线，比较灵活，不赞成动辄开除成员的做法。城堡街一侧，老的蒙巴那斯精神延续的时间较长。金钱的困惑、思想启蒙和现代意识的确限制了超现实主义派的腾飞，但在德斯诺斯和普雷韦身上有雅里和阿波利奈尔的精神。而布勒东常让人想起马蒂斯，哪怕是当他声嘶力竭大喊大叫的时候，也不失他的庄重与沉稳。

    蒙巴那斯的超现实主义派之所以能够保持住蒙巴那斯人的原貌，他们之所以没有同喷泉街的超现实主义派融合，是因为他们之间主要的区别在于：左岸的超现实主义派是以普雷韦为首的放荡不羁的赖学生为王，而喷泉街一侧是由他们中间严肃的好学生当家。

    iii 蒙巴那斯，开放的城市（二）第147节 算总账（1）

    ……我循循善诱地启发的结果是：莫里斯整天打字，而维特拉克整天无所事事……

    安德烈•布勒东

    1928年的一天，瑶基•藤田在布雷阿街的白鹳酒吧喝酒。在邻桌上坐着一位穿燕尾服的男子朝这位年轻妇女微笑，这一举动令她十分恼火。那位男子额头上耷拉着一缕头发，手里拿着一把稻草正在编着玩。看见瑶基对他玩的把戏有兴趣，他起身来到她的桌边，让她看他最新发明的超现实主义游戏：他把已经编好的草片连接起来，就形成一只蜘蛛。接着他在上面洒了一滴水，这只蜘蛛的脚就动起来了。

    这位男子放声大笑，并作了自我介绍：罗伯特•德斯诺斯。

    瑶基对他的一套表演完全无动于衷。

    第二天，瑶基和在蒙巴那斯的舞厅跳过舞有点儿认识的布勒东一起喝开胃酒。她向对方讲述了第一天发生的事，并且向他坦言德斯诺斯的行为令她不快。布勒东立即喊来一个服务生，要求给他拿来纸和笔。他马上给他的超现实主义同伙写了一封口气十分严厉的信，批评他不懂得在酒馆如何对待女士。瑶基试图阻止气得要发疯的布勒东，但没有用，信还是发出去了。

    又过了几天，瑶基在另外一家酒馆发现了德斯诺斯。她请他到自己的桌边来，对她把那天发生的事情告诉布勒东向他道歉。但德斯诺斯对此毫不在乎。他刚从古巴回来，是自由人。

    瑶基邀请他当天晚上到藤田在蒙苏里公园附近的家里共进晚餐。于是，他们之间建立了友谊。几年之后，瑶基•藤田成了瑶基•德斯诺斯。

    瑶基和德斯诺斯在白鹳酒吧相遇之后，布勒东向这位惹是生非的青年人写的那封烈火熊熊的信件，反映出布勒东对属下的管制十分严格。萨尔瓦多•达利后来在为勒内•克勒维尔的《艰难的死亡》写的序言中，评价布勒东是一位“正直廉洁和严格刻板”的人。总之，布勒东要求他的属下必须时刻严格地跟着他的指挥棒转。

    布勒东干预的方面很多。例如，他认为绘画作品买卖（他本人和艾吕雅都在做)是一种崇高的行为，而新闻工作却相反，德斯诺斯、克勒维尔、苏波以及其他许多人都由于从事新闻工作而使自己的名誉受到了损害（德斯诺斯在《巴黎晚报》工作；克勒维尔担任《新文学》的编辑部秘书；1944年，苏波在纽约巧遇迫于生计从事新闻工作的布勒东：皮埃尔•拉扎雷夫雇用他任电台播音员。他给自己划定了一个任何情况下都不得逾越的界限：可以播送除涉及他这位超现实主义教皇之外任何内容的文章）。

    在喷泉街，很难听到或者很少听到马松、德斯诺斯和城堡街及勃洛梅街黑人舞厅的常客们喜欢听并且常听的音乐。即使偶尔听一下，也必须偷偷地背着布勒东。

    布勒东永不放弃的一个信条就是：纯洁的爱情是一种高尚品德，而同性恋却是道德败坏的行为。《超现实主义革命》杂志第11期发表了超现实主义者们在一次关于一个特别问题（“如何看待鸡奸行为？”）的圆桌会议上的发言。普雷韦认为没有什么不好；凯诺持同样立场，他认为在超现实主义派中流行的反对同性恋是一种偏见，他为此深感遗憾。佩雷、于尼克和布勒东站出来反对，特别是布勒东。他说除萨德之外所有的同性恋者，都在“企图用精神与道德上的空虚向人性的容忍性发起挑战”。［摘自菲利普•苏波的《遗忘的回忆》］

    这种严格作风或许能够部分地解释超现实主义者们对科克托的蔑视，以及布勒东对居住在巴黎但效忠于莫斯科的伊利亚•爱伦堡的敌对情绪。

    法国人布勒东对这位俄国人不满的主要原因是他猛烈抨击过超现实主义派，而并非因为他不断地变换手法讨好党的领导。伊利亚认为超现实主义者是一些整天游手好闲、过着寄生虫生活的人，几乎仅仅关心罪中之最的鸡奸活动的人。在为革命作家和艺术家联合会全国大会做准备工作期间，布勒东在蒙巴那斯遇见爱伦堡从家里下楼到酒吧去购买香烟。他尾随着他，并赶上去狠狠地打了他几个耳光，而对方未作任何反应。

    《超现实主义宣言》的作者——布勒东对不忠者一律严惩，无论是动手或者动口，或者二者同时并用，一概毫不留情。而且经常是在对方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形下，打他个措手不及。例如，当他1929年与西蒙娜•布勒东离婚的时候，他还把别人同他的妻子打招呼也视为亵渎君主罪。有人甚至猜测布勒东与皮埃尔•纳维尔翻脸，可能是因为纳维尔的女伴（未来的妻子）丹尼丝•莱维是西蒙娜的表妹。

    谁违背了布勒东的意志，布勒东与他断绝关系是必然的。无论同谁断绝关系，布勒东必定会同他进行一场激烈的厮打或咒骂。达达派及后来的超现实主义派的野蛮粗暴的言行不仅仅对外，他们自己也自食其果。当惩罚或开除组织内的成员时，也每每使用同样野蛮粗暴的手段。（布勒东在1946年发表《再版超现实主义宣言（二）的通告》中，对他本人的“不适当的暴躁”和“过于仓促地作出判断”表示懊悔。）

    超现实主义的奠基人之一、《磁场》一书两作者之一的苏波同样被无情地抛弃，这是三十年之后许多人被无情地从斯大林主义的大家庭中驱逐出去的先兆。与苏波同时被开除出党的还有许多知识分子。被开除出党之后，他们都感觉成了无依无靠、无家可归的孤儿。被开除出与之命运相关的超现实主义派之后，苏波一度处于神经质的意志消沉当中。

    以下是菲利普•苏波对他被开除经过的叙述：（1926年11月的一天晚上，苏波被传唤出庭。与审判巴莱斯大会一样，审判由布勒东主持）：

    我进到一间相当大的房间。那里的灯光昏暗。我早已意识到，根据惯例，出席类似审判仪式的人很多，布勒东主持，路易•阿拉贡和马克斯•莫里斯协助。他们指控我的诉状充满敌意，甚至谩骂。我丝毫没有料到过去我一直视为朋友、在他们遇到无论何种困难，我都尽全力帮助的人们竟然会如此对待我。我很快就明白，他们预先早已精心策划好。这一次他们非要凌辱我，直至把我完全整垮为止。组织者们完全没有要听取我辩护的意图，因为他们已经做出了最终的决定。我感觉他们的这种做法荒唐可笑、荒谬绝伦。

    ［摘自菲利普•苏波的《遗忘的回忆》］

    iii 蒙巴那斯，开放的城市（二）第148节 算总账（2）

    他们指控菲利普•苏波什么呢？没有经常出席超现实主义者的组织会议，为一些“资产阶级”杂志工作，写了一些引起争议的书，以作家的身份从事“乌七八糟的文学活动”，拒绝加入共产党，抽比工人们抽的无产阶级黑色烟卷更加贵族化的英国烟。

    阿尔托也同样被开除了，他们对他的指控是什么呢？行为卑劣，不讲道理；形而上学；“为人卑鄙下流”；他负责的《超现实主义革命》杂志第三期中的文章全部带有“半极端自由主义”、“半神秘主义”［摘自安德烈•布勒东的《与安德烈•帕里诺的谈话》］的色彩，这就有可能将运动引导到与其创始人的意图背道而驰的方向上去。而运动的创始人本来正想依靠该杂志同上述倾向作斗争。

    两年之后，阿尔托在阿尔弗雷德-雅里剧院上演了《梦幻》，他又成为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满足虚荣心”和“为个人牟取私利”［摘自安德烈•布勒东的《超现实主义宣言（二）》和让-雅克•波韦尔的《在超现实主义宣言中》］的告密者。天才的戏剧家听到对他如此指责，满不在乎，只耸耸肩膀，一笑了之。

    仍然是在1926年，马克斯•恩斯特和若昂•米罗也被送上了被告席，原因是他们同意为佳吉列夫导演的一部最循规蹈矩的戏剧《罗密欧和朱丽叶》制作布景。在戏剧上演的当天，布勒东、阿拉贡和他们的弟子们一起来到剧场，从剧场的楼上撒下数百份谩骂性的传单，众口一词地说两位艺术家在金钱利益的诱惑下毁坏自己的名声。莱里斯在距离舞台不远处突然打出一面大旗，上面写着：“洛特雷阿蒙万岁！”穿着时髦雅致的阿拉贡在佩雷和德斯诺斯的大吼大叫声中，破口大骂在场的群众……很快，宪兵队的口哨声掩盖了他们的喊叫声。结果是他们都被关进了看守所。

    接着就轮到了德•契里柯。人们十分欣赏他前期的创作，而讨厌其后期的创作。1928年3月，为了与展出新绘画作品的莱昂斯•罗森伯格抗衡，布勒东违背德•契里柯的意愿，派遣雷蒙•凯诺从德•契里柯在蒙巴那斯的画室取了画家前期的绘画作品，组织了超现实主义画廊。

    1929年3月11日，在城堡街进行了另一桩清算案。不是在原来的房客居住的那座房子里（他们已经将它让给了更加正统的乔治•萨杜尔和安德烈•蒂里翁），而是在对面的酒吧。布勒东召集超现实主义的全部人马到那里讨论几个重大问题：革命，在斯大林统治下托洛茨基的命运以及应该采取的共同行动……

    一些重要人士选择了不参加会议，他们是：纳维尔、阿尔托、维特拉克、兰布尔、马松、蒂阿尔、巴塔耶。鉴于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以及他们的“性格怪异”，超现实主义中央委员会没有通知原来住在城堡街的两位房客杜阿梅尔和普雷韦参加会议。曼•雷和唐居伊虽然被人“忘记”，还是去参加了会议。

    这次站在被告席上的是一些新加入运动的小字辈：以《大游戏》杂志命名的大游戏派的罗歇•吉尔贝-勒孔特、勒内•多马尔和罗歇•瓦扬被指责为：搞神秘主义；支持朗德吕henri landru（1869—1922），谋杀十名妇女和一名男孩的法国杀人犯。被判处

本文链接:http://m.picdg.com/43_43500/652311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