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佛把我召到他办公室并对我说道：“我想撤掉联络科。它每年花掉我们二十五万美元的经费，而别的机构从那里得到的甜头显然比我们还要多得多。让主管自己与其他机构联络好了。”

    “让我想想看，”我回道，“我想我们能找出有效的解决办法。白宫方面怎么办？您想继续直接和那儿联系么？”

    胡佛略加考虑。“除了白宫的以外，其他的全砍掉。”显然，局长决心已定，没有什么能改变的，尽管这个已建成的系统运作良好。1972年，代理局长格雷重建了联络科，但规模要小一些。

    联邦调查局监察员经常会被外派帮助解决调查问题。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胡佛就经常派遣联邦调查局官员赶到重大案件现场。休·h.克莱格曾在1934年被派往中西部，直接指挥对威斯康辛州小波希米亚旅馆的搜捕行动。那里发生过一场枪战，致使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殉职，而约翰·迪林格、“娃娃脸”纳尔逊和其他匪徒却从现场全身以退。监察员艾尔·康纳利曾领着一队人马在佛罗里达州进行了一场枪战，干掉了臭名昭著的“巴克妈妈”和她的儿子。出于同样的考虑，胡佛曾将我派往堪萨斯市，去完成一件毫无胜算的任务。这是一个打击该市黑帮的异常棘手的案子，而我从中也获得了经验，这种经验对我后来在“水门事件”上与尼克松政府摊牌很有帮助。

    我的任务是加快塞尔瓦托·尤金·帕尔马（堪萨斯市的一名恶名远扬的暴徒）黑社会谋杀案件的调查行动。在我担任堪萨斯市分局主管的时候，我就知道了帕尔马的许多事情。他是当地黑帮的优秀“战士”。他绝对依照吩咐行事，没有黑帮大佬的首肯，决不会自作主张。他的首次落网是在1949年12月22日。他以盗窃从犯的罪名被判处二年徒刑，但很快就得以假释出狱。此后，他曾二十次在不同的场合因盗窃或抢劫而被逮捕，却没有一次受到指控。

    帕尔马也试图金盆洗手，经营过几次正经生意。他有段时间是帕提欧烤饼店的股东，这家餐馆于1965年1月1日毁于一场大火。调查人员怀疑是故意纵火，但未找到证据。他曾是国民寄售公司的合伙老板，这个公司却在1964年1月份破产。他还与1964年烧毁的一家女子内衣经销店有关。这家伙是真的不幸还是另有隐情呢？

    我任堪萨斯市分局主管的时候，我们产生过怀疑，但并不能查证帕尔马的大部分所得就是抢劫其他城市超市的赃物。他最终于1965年春露出了一些蛛丝马迹，当时有三个蒙面人抢劫沃思堡的一家超市，射伤一名店员并抢走了两万美元现金。那辆被丢弃的逃跑车辆后来被找到，但当地警方的调查并没有取得进展。而非常意外的是，有个包裹在堪萨斯市的一家邮局裂开了。一名工作人员发现它装有约两万美元的现金，随后就通知了邮政检查人员。检查人员在这个包裹里还发现了一把自动手枪。这个包裹上写有一个假的沃思堡寄信人地址，收件人则是堪萨斯市一座空房子里难以确定身份的人物。利用邮政服务跨州寄运失窃财物或未登记的武器触犯了联邦法律，因此联邦调查局堪萨斯市分局就接到了通知。

    通过与邮政检查人员密切合作，特工们对地址上所写的那处空房子进行了监视。信件投递员接到指令在空房子附近逗留，并煞有介事地向周围邻居询问。监视行动进行到第二天，一名出租车司机认领了包裹便驱车离去，我们的特工就一路跟踪下去。这辆出租车直接把我们带到了帕尔马跟前。帕尔马否认与那个包裹有任何关系，也不知道沃思堡所发生的事情。但联邦调查局经过深入调查，还是找到了充足的证据呈给联邦大陪审团。1965年9月2日，帕尔马遭到触犯《联邦火器法》、跨州运送赃物、通谋和邮电欺诈等数项罪名的指控。

    胡佛的执行人(4)

    这标志帕尔马命运终结的开始。他害怕在联邦法院接受审判，黑帮在这种地方没什么影响。他不是黑帮头目，但在黑帮头目周围待得时间够长，知道谁对谁做了什么，也熟悉当时黑帮运作的许多细节。黑帮因此认为得结束他的用处了。就在他将要出庭接受讯问的那天，他从联邦警官手中被劫走，其尸体随后在当地公墓被发现，就紧紧挨在他父亲的坟墓旁边。他身中两枪，一枪从背部射入，另一枪击中了太阳穴，这正是黑社会的谋杀手法。黑帮头目们称帕尔马是自杀的，却对他如何能从后背射杀自己不做置评。

    堪萨斯市警察局长克拉伦斯·凯利正式请求联邦调查局接手调查工作，并要求从华盛顿派员直接领导。凯利是一名前联邦调查局特工，同时也是我的好朋友，他懂得其中诀窍。如果调查无果的话，为什么不拉个人一起来承担责任呢？由于在堪萨斯城的背景和作为监察处处长的职责所系，我就成了那个要去承担责任的人。

    黑社会谋杀经常会成为悬案，尽管我喜欢调查中遇到的种种挑战，可我还是希望有着某种成功的前景。我挑选哈罗德·瑞德·坎贝尔随行前往，他是我的一名监察员。他也怀抱着希望，乐于接受挑战。当瑞德和我在密苏里河河湾的老堪萨斯机场步下飞机时，迎接我们的却是令人沮丧的阴冷天气。

    坎贝尔和我在堪萨斯市工作了五个多月，但我们一直没办成一件证据确凿的案子呈给联邦大陪审团。我们知道凶手是谁，可事情就像调查“水门事件”一样：没人愿意谈。刚去的十天里，我们马不停蹄地穿梭活动。我们每天向胡佛发去长而感人的电报，总结案件的进展情况。不过，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而进展越来越小，如何准备每天的电报就越来越令人头痛。三十天过后仍没有多少进展，我们减少了对主犯情报资料的搜集。我们辗转各个匪帮经常光顾的地方，想搅起混水发现些蛛丝马迹。我们庆幸自己还不至于疲惫不堪。

    两个月以后，我们还是看不到多少结案的希望。我于是就给卡撒·“德科”·德洛克打电话，他已接替艾伦·贝尔蒙特任局长助理，主管联邦调查局所有调查行动。或许，我不能向局长抱怨什么，但我还是可以向德科发发牢骚的。

    “德科，”我说道，“我们在这儿真是浪费时间。”德洛克客气地听着，而我则长篇累牍地叙说着我们的进展情况，并为成功的低可能性进行辩解。

    他随后说道：“你和瑞德最好还是要正视这件事，马克。不解决这个案子，局长是不会让你回来的。”

    “德科，你很清楚，这种黑社会凶杀案可能永远都查不出个水落石出，”我坚持道，“这些人对后果清楚得很，如果露了口风，准会穿上水泥靴沉到密苏里河底，一切都玩儿完。我和坎贝尔在这儿真的无事可做，堪萨斯市分局也好不到哪儿去。帮我在局长面前说说看。”我厌恶自己这般哀号。

    “现在还不是时候，”德洛克说，“我会尽快帮你回来，但在这段时间，你活儿还是得干。”

    我每隔一段时间就给奥德丽打电话，每次她都想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回家。当一周周拖成了一月月时，她开始奇怪我在堪萨斯市到底在干些什么。瑞德和我眼看着大平原迎来了春天，而我的心情却很低落。我成天想的是如何找到德科而不是凶手。

    最后，我总算松了口气。4月份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在匹克威克饭店的房间里观看《贝弗利山人》时，突然听到一阵响亮的敲门声。我站在门旁问是谁。一个女声回道：“你的护卫，先生。”

    让我极为惊讶而兴奋的是，来人竟然是奥德丽。她乘坐环球航空公司的班机赶到了堪萨斯市。那个星期六的晚上是我一生中最为美好的夜晚之一。

    我们睡到次日上午，十一时左右我们乘电梯下到咖啡店用早餐。瑞德·坎贝尔住在十楼的一个房间，正好在我下面，所以我们停下来要带他一起去。电梯门在十楼打开时，正是坎贝尔，他正准备上电梯呢。他刚举步却又停了下来，拿不定主意是进来还是走开。他显然觉得自己有些鲁莽。

    胡佛的执行人(5)

    “瑞德，”我说道，“这是我妻子。奥德丽，这是瑞德·坎贝尔，一直是他在帮助我。”

    “很高兴见到你，费尔特夫人，”他说道，脸上却满是疑惑。我们乘电梯继续下行，他的疑惑感消退了，接着又显得局促不安起来。奥德丽开始发笑，瑞德和我也跟着笑了起来。执行任务时拖家带口是违犯联邦调查局规定的，瑞德不可能想象在调查大案时我会让老婆来看自己。

    5月底，就在奥德丽和我此后在酒店里美滋滋地享受生活的时候，凯利局长给我打来电话。那个杀死帕尔马的人被发现死在自己的车里，汽车头朝下漂浮在河中。没有发现谋杀的证据，该县的验尸官裁定为意外死亡。不管怎样，这件事总算结束了我呆在堪萨斯的日子。胡佛没有批评我在这个案子上的表现，也没提到我妻子的事，但我肯定他知道她和我在一起，他不会闭目塞听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我所知，这是他仅有的一次在违规问题上视而不见。

    人们可能会嘲讽我的无能，嘲讽我没能在事情自行解决之前摆平帕尔马谋杀案。不算上广告时间，电视里的埃弗雷姆·津巴利斯特在六十分钟以内就能解决这个案子，其中还会有一两场枪战。到今天，按照我的看法，匪帮干掉杀害帕尔马的凶手就是要让联邦调查局离开该城。

    如果我确实受到胡佛眷顾的话，这可能与我1965年初的一次排障行动不无关系。4月，多米尼加共和国军队发动了叛乱，企图推翻唐纳德·卡布拉尔领导的现任文官三人领导机构，以夺回流亡海外的前总统、左翼分子胡安·博施失去的政权，多米尼加共和国随后暴发了全国革命。林登·约翰逊总统对此严重关切，并派遣海军陆战队进入该国，名义上是保护美国公民和美国人的财产。

    总统要求得到全面和最新的战况情报，这是情报系统所不能提供的。这就到了胡佛施展拳脚的时候了。暴乱的第三天，局长向总统递交了一份情报概要，概述了左翼叛乱分子在第四天将要采取的行动。事情的发展印证了联邦调查局获得的内部情报，胡佛得以继续向总统提供预见性情报，揭露叛乱分子的构想和计划。总统大喜过望，而对胡佛而言，这算得上是联邦调查局的一项值得炫耀的战果了。顺便提一下，这种情报源源不断的取得正是得益于可靠的调查程序。

    博施住在波多黎各，通过电话发号施令。每天夜晚，他会花上两个小时与圣多明各的同党谋划策略。在取得胡佛和司法部长的批准后，圣胡安分局主管华莱士·艾斯提尔在博施的电话上装了一个窃听装置。结果联邦调查局特工录下了那些革命战略会议的每一句话。这种情报经过综合整理就发送给联邦调查局总部，再传给总统和情报系统，使约翰逊得到其革命行动的准确和预见性情报。

    可是，由于从圣胡安到华盛顿的情报传送发生延误，联邦调查局的情报质量开始下降。面对这种被动局面，胡佛召开了会议，与会者有克莱德·托尔森、艾伦·h.贝尔蒙特（负责所有调查行动）、德科·德洛克（负责与白宫联络）和我。胡佛举了几个圣胡安分局延误情报的例子，然后斩钉截铁地说:“我不允许再发生这类事故。”托尔森估计可能是圣胡安分局的特工5点半就回家了。贝尔蒙特为那些特工进行了辩解，还说那是个复杂的问题。就在这时，格里小姐走进房间。她手里拿着一份发自圣胡安的最新电报，电报相当简短地概括了博施与其同党的电话谈话内容。这是十八小时以前发生的事情。胡佛读到这份电报时，顿时气得脸红脖子粗。想到总统看到它时至少会过去十九小时，他就把目光转向了我。

    “费尔特，我想你得去圣胡安一趟了，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得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消除这些该死的延误问题，延误了这么久的情报一文不值。”我推测圣胡安分局可能还需要一台加密机器。

    “我希望明天就得校正过来。”胡佛草草地说道。

    胡佛的执行人(6)

    我陪着贝尔蒙特走向他的办公室，他这时向我简要说明了圣胡安的工作流程。窃听到反叛者的谈话后，得将西班牙语翻译成英语，为了准确起见还要检查两遍。从圣胡安发送到华盛顿后，加密信息得在这里进行解密，还得耽搁一阵子。

    次日凌晨三点十五分抵达圣胡安时，我在机场见到了分局主管沃利·艾斯提尔。我们驱车直接前往分局办公室，他在路上向我全面介绍了情况。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没有付诸努力。艾斯提尔平均每天要加班八个小时，其他人也是如此。我在办事处调查情况时，我确信在加快监听信息转换上没有更多的办法可想。二战时的老式编码设备尽管安全，但使用起来十分不便，这是造成延误的另一个原因。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无线电发送。圣胡安分局只有一台发射机，无线电报务员用莫尔斯码一次一个字母地敲出信息。两名报务员昼夜不停地使用这台发射机，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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