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在给孩子的自由时间里，孩子们会选择自己奋斗的方向。自由时间越多，孩子越能明白自己应该做什么。

    彼得小时候总喜欢拆东西。上高中时，他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获得了发明奖，这都是因为我给了他充足的思考时间，让他找到了自己的特长。如果只是一味地督促彼得学习功课，不要浪费时间，恐怕连彼得自己都不会发现自己有那方面的才能吧。

    韩国的妈妈们都有奇怪的强迫症，他们希望孩子不停地学习，从早到晚跟在孩子们后面，每一件事都要指指点点。为了能超过同龄的孩子，妈妈们把自己的孩子像牛一样，在各个培训学校之间赶来赶去。

    妈妈无法忍受孩子有空闲的时候。孩子失去了仰望蓝天，享受阳光的快乐，甚至学习的时候，笔一停都要招来妈妈的批评。这些妈妈们根本不知道在教育孩子的时候，给他们自己思考的时间是多么重要。

    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不用说树立自己的个性、培养自己的才能了，恐怕连休息的时间都不够吧。处在这种没有喘息之机的生活中，孩子们早就已经疲惫不堪了。没有自己思考的时间，就不会有发展的机会。

    不只如此，总是处在妈妈的监视之下，孩子会变得做事畏手畏脚，对世界有着极端的看法。

    孩子需要自己进行思考，塑造自己。只有给了孩子适当自由的时间，孩子才能拥有更大的创造性。父母不能剥夺孩子的自由，更不能去强加管制。无论谁都有决定自己人生的权利。

    如果真的为孩子的人生担心，就要给他们属于自己的时间。给他们一个没有任何人干涉，可以自己思考、享受、塑造自己的世界。

    劳动的价值

    有一天，从小就身体虚弱的彼得突然对我说：“妈妈，请您同意我从明天开始去送报纸。”

    当时，彼得在夏威夷最有名的普纳胡高中上学，在那里聚集了大批优秀的学生，学校

    的功课相当繁重。

    但是，彼得为什么忽然想起要去送报纸呢？在这么重要的时期，彼得提出这个要求让我很为难。经不住彼得诚恳的请求，最后我同意了他的想法，不过我给他提出了一个要求。

    “如果你真的喜欢，那就去做吧。但是，既然决定做了，你就要坚持到底不能中途退出。”

    几天后，彼得真的去送报纸了。其实，送报纸是一份很辛苦的工作，每天凌晨3点别人还在熟睡的时候，他就要去报纸配送站领报纸，然后骑着自行车将报纸送到各个居民点。送完报纸后再去学校上学。

    那时候恰巧孩子们的奶奶住在我家，奶奶很担心孙子，彼得起床后，她也一起起床，一定要为孩子准备早餐，否则她自己也睡不着觉。而且在孩子不在的时候，她还责备我不是一个好妈妈。指责我让一个刚刚15岁的孩子做这么辛苦的事情。我是这么回答她的：“妈妈，这是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必须经历的事情。彼得以前身体很虚弱，通过送报纸，他现在身体变结实了，精神也很好，这不是什么坏事。”

    我虽然对孩子的奶奶这么说，其实自己心里也非常担心。爱丽丝和南希也非常担心彼得，每次下大雨或者刮大风，他们都悄悄地跟在彼得后面，看着他离开家门。

    在一边学习，一边送报纸的过程中，彼得从没有说过放弃。在彼得送报纸的时期，我没有开车送过他，也没有劝他：“别干了。”彼得送报纸一直到中学毕业，足足坚持了3年。

    那段时间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考验，每次心里实在忍受不下去的时候，我就安慰自己说：“这将是孩子最宝贵的财富。”彼得就像了解我的心思似的，在高中时期，他的成绩没有一点退步，身体却越来越强壮。送报纸也是一份需要讲信用的工作，彼得在结束这份工作时，被评为“最优秀报纸配送员”。我现在还经常想起，彼得像演杂技似的握着车把，踩着脚蹬送报纸的样子。

    在彼得中学毕业后不久，我的病频繁发作，不得已需要住院。正在我收拾东西时，彼得递给了我一沓钱：“妈妈，用这个钱住最好的病房，不要用别的钱，一定要用这个钱。”

    彼得递给我的钱是他3年送报纸挣来的，我对他说：“这是你辛苦挣来的钱，你自己留着用吧。”彼得摇了摇头，“如果只是想着这是3年送报纸挣来的钱，这钱没有一点意义，妈妈用了的话，我才会高兴。”听到孩子的话，我的眼泪顿时夺眶而出。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2期p12

    盲道

    张丽钧

    上班的时候，看见同事夏老师正搬走学校门口一辆辆停放在人行道上的自行车。我走过去，和她一道搬。我说：车子放得这么乱，的确有碍观瞻。她冲我笑了笑，说那是次要的，主要是侵占了盲道。我不好意思地红了脸，说您瞧我，多无知。

    夏老师说：我也是从无知过来的。两年前，我女儿视力急剧下降，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视网膜出了问题，告诉我说要有充足的心理准备。我没听懂，问有啥充足的心理准备。医生说，当然是光明了。我听了差点死过去。我央求医生说，我女儿才二十多岁呀，没了眼睛怎么行？医生啊，求求你，把我的眼睛抠出来给了我女儿吧！那一段时间，我真的是做好了把双眼捐给女儿的充足心理准备。

    为了让自己适应失明以后的生活，我开始闭着眼睛拖地抹桌、洗衣做饭。每当辅导完了晚自习，我就闭上眼睛沿着盲道往家走。那盲道，也就两砖宽，砖上有八道杠。一开始，我走得磕磕绊绊的，脚说什么也踩不准那两块砖。在回家的路上，石头绊倒过我，车子碰破过我，我多想睁开眼睛瞅瞅呀，可一想到有一天我将生活在彻底的黑暗里，我就硬是不叫自己睁眼。到后来，我在盲道上走熟了，脚竟认得了那八道杠！我真高兴，自己终于可以做个百分之百的盲人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女儿的眼病居然奇迹般地好了！有天晚上，我们一家人在街上散步，我让女儿解下她的围巾蒙住我的眼睛，我要给她和她爸表演一回走盲道。结果，我一直顺利地走到了家门前。解开围巾，看见走在后面的女儿和她爸都哭成了泪人儿……你说，在这一条条盲道上，该发生过多少叫人流泪动心的故事啊。要是这条人间最苦的道连起码的畅通都不能保证，那不是咱明眼人的耻辱吗！

    带着夏老师讲述的故事，我开始深情地关注那条“人间最苦的道”，国内的，国外的，江南的，塞北的……

    我向每一条畅通的盲道问好，我弯腰捡起盲道上碍脚的石子。有时候，我一个人走路，我就跟自己说：喂，闭上眼睛，你也试着走一回盲道吧。尽管我的脚不认得那八道杠，但是，那硌脚的感觉那样真切地瞬间从足底传到了心间。我明白，有一种挂念深深地嵌入了我的生命。痛与爱纠结着，压迫我的心房。

    让那条窄路宽心地延伸。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2期p25

    罗尔斯:落入凡间的正义之子

    冉文伟

    约翰·罗尔斯(1921-2002),被誉为20世纪世界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先后执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康奈尔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担任过美国政治与社会哲学家协会主席以及美国哲学协会东部地区主席,并荣获1999年度美国国家人文科学奖章。1971年他的第一部著作《正义论》出版后,成为哲学和政治学等专业学生的必读书目。据说当时的西方学者人手一册,几乎所有的政治哲学著作中都要提到罗尔斯的名字。目前该书已被译成27种语言、售出四十余万册。如今,斯人已逝,但是那瘦削的身影依然在政治哲学的殿堂中高高伫立,令人仰视,他那亲切而带些羞涩的笑容依旧温暖着所有仰慕者的心灵。

    童年埋下正义的种子

    1921年2月21日,罗尔斯出生于巴尔的摩一个富裕的知识分子家庭。其父威廉·李是一位自学成才的杰出律师和宪法专家,也是当时马里兰州州长艾伯特· 里奇的密友和非正式顾问。母亲安娜·埃布尔曾任妇女选民联盟巴尔的摩分部的主席。罗尔斯受母亲的影响巨大,她争取妇女权利的工作引起了罗尔斯后来对于妇女平等权利的关注。

    虽然衣食无忧,但他的童年却还是遭遇了两次悲剧。在连续的两年中他的两个弟弟因为从他那里传染了疾病——分别染上了白喉和肺炎——而相继离世。悲伤的记忆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灵。罗尔斯后来提起,正是这些不幸使得他的口吃进一步加重而困扰其一生。两个弟弟的相继离世使年少的罗尔斯感受到命运的冷酷无情,也使他对弱势群体有了一种特别的关切。他也开始把目光投向周围的黑人,并和一个黑人孩子成为好友,但这受到了母亲的反对。父亲也像他那个阶层的人一样怀有种族偏见。种族和阶级问题又进入了他的脑海。有一次随家人在缅因州度假时,他发现了当地的穷苦白人受教育的机会和人生前景远不及他。在多年之后,他在《正义论》中写到,由社会制度决定了人们不同的社会地位和不同的生活前景。这是一种特别深刻的不平等,需要正义原则来进行调节。童年的经历似乎已经注定了他今生的使命。

    在二战中死里逃生

    二战爆发时,罗尔斯进入了普林斯顿大学。在对化学、数学甚至艺术史一一尝试之后,他最后选择了哲学,并遇到了其大学时代最重要的老师马尔科姆。1941 年夏季二人的初次见面以罗尔斯提交的论文被严厉批评和退回而告终,但这反而强化了他对哲学的兴趣。1943年1月,聪敏而勤奋的罗尔斯以最优成绩提前一个学期从哲学系毕业。一个月后他接受军训并成为太平洋战场的一名步兵,先后在新几内亚、菲律宾和日本服役,度过了他一生中并不愉快的两年戎马生涯。其间有一次差点遭到日军伏击,但是幸运女神再次降临,因为日军枪响得太早,罗尔斯幸免于难。对于美国向广岛投放原子弹的行为,他表示了深深的谴责。这个正直的青年发出了这样的询问:为什么世间会有邪恶?人类是否可被救赎?建设一个正义的秩序良好的社会是否可能?战争引发了他对人类正义问题的思考,他试图寻找人为的灾难背后的深刻原因和解决之道。他一生的工作就旨在发现正义对我们的要求,并且显示我们人类有能力去实现它。

    1946年初罗尔斯放弃升任军官的机会离开了军队这个“阴郁之所”,并得以重返普林斯顿攻读哲学硕士学位。在那里他邂逅了布朗大学的四年级女生马迪,6 个月后,二人于1949年6月结婚,从此罗尔斯有了一位53年温柔相伴的贤内助。1950年罗尔斯可谓双喜临门,他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也迎来了他的第一个孩子安娜。

    险遭火焚的传世巨著

    1949-1950学年罗尔斯在普林斯顿的一个研讨班上,研习了美国历史上几乎所有有关正义的重要观点,并试图把每一种观点融入一种系统的正义观念之中。1950年到1952年,罗尔斯担任了哲学系的讲师。在普林斯顿,他遇到了很多良师益友。得益于他们,罗尔斯摆脱了对形而上学争议的纠缠,投入到建构性的哲学任务之中。1951年的《用于伦理学的一种决定性的程序的纲要》是处理罗尔斯成熟理论中中心问题的早期尝试:什么样的决定程序有助于我们公正解决有争议的问题。此后他便一直致力于《正义论》的研究和写作。

    1952年至1953年,他以高级访问学者身份在牛津基督教会学院游学,在牛津所从事的有关法律和政治哲学的实质性工作对他启发巨大,特别是受到哈特和伯林的影响,奠定了他以后的学术目标:寻找一种将自由和平等在一个政治正义的概念中统一起来的方法。

    在他写作《正义论》的年代,美国正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外有越南战争,内有黑人运动、学生抗议运动和女权运动。罗尔斯将产生种种社会危机的症结归于财富的严重分配不均,并把正义问题的解决放在社会制度的合理设计之上,希望构建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以使人们获得一种有价值的美好生活。

    1962年他来到哈佛大学执教。1969-1970学年罗尔斯带着200页的《正义论》第三稿来到斯坦福大学以便专心完成他的巨著。当时还没有用电脑写作的条件,修订的部分由秘书打印出来。一天早晨6点钟,研究中心主任给他打来电话:“夜里几颗燃烧弹在中心爆炸了!你的东西全完了!”罗尔斯的心顿时一落千丈,他8个月以来全部的写作稿都在办公室的书桌上。不过令他欣喜的是他的书稿在火灾中幸免于难,只是经受了水的洗礼。

    1970年9月,罗尔斯又回到哈佛,由于同时承担着行政和教学任务,他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对手稿进行最后的润色。他自己也不知道手稿的长度,当哈佛出版社送来587页的校样让他校对时,他也大吃了一惊。1971年年底,这部凝结着近20年心血的划时代巨著一经出版,即震惊了美国和世界,罗尔斯被公认为政治哲学的领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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