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为，他将永远撰脱不了这张照片上的父女俩的清秀的眼睛，满含幽怨的眼睛。

    真是命运的安排，一个曾经在越南抬运阵亡官兵尸体的黑人老兵，在祭奠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时。发现了瑞奇留下的这封信和这张照片。顿时，他被这两双眼震住了，吸引住了。他不知道瑞奇住在哪里他把这张照片和瑞奇的这封信，发表在越战老兵的回忆录中一个认识瑞奇的州众议员原来就知道瑞奇的这个故事，看到这本回忆录，马傻瓜告诉了瑞奇。

    那两双清秀而又满含幽怨的眼睛又回来了，回到瑞奇的眼前一这次，这个女孩的眼睛看着瑞奇，仿佛在责备他的遗弃。

    黑人老兵与瑞奇，两个老兵，也见而了。相见时，抱头痛哭。

    最后，瑞奇.路特瑞尔费尽周周折，在越南驻美国大使馆的帮助下，找到了那个女孩——兰。他飞越太平洋，长途跋涉，带着鲜花，与兰见面。他拥抱兰。兰拥抱着这个三十多年前杀死自己父亲的“敌人”，忍不住痛哭，瑞奇也是一样地痛哭。

    我在观看电视时，屏前上，白发苍苍的“敌人”瑞奇抱着己到中年的“小女孩”。两人痛哭。看到这望，我的眼泪夺眼而出。

    这个真实的故事非常感人。沉郁苍凉的音乐配合着节目，令人十分伤感。

    我不知道，人类的意识形态冲动导致的战争，种族歧视导致的战争，统一和分裂，压迫和独立导致的战争，是不是能在我的生命中出现，但是，我知道，以往的战争荒谬是应该有人负这个责任的，有人应该在历史上永远被谴责的。谴责战争的发动者，就是防止未来战争的发生。希特勒应该被谴责，裕仁天皇和东条英机应该被谴责。越南战争应该谴责谁呢？三百万越南人的生命，五万八千名美军官乓的生命，是虚掷了.还是会成为有价值的质问苍天的惊叹号和问号，对未来的战争有所遏制？

    一种更强的意志在我心底滋生，这个意志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人们要阻止战争，阻止仇恨，让世界沟通，让世界交流，让世界和平。任何阻止人类走向和平和民主的人，任何故意制造战争事端的人，都是我们活着的人的死敌。

    妻子曾经在一家公司做事，她的同事——公司的美工编辑叫戴维，戴维曾是一个很有才华的音乐家，是六十年代美国著名的“门” (door)乐队的鼓手。他被征兵后，送往越南当炮兵，他的上司命令他：“开炮！” “开炮！”“开炮！”

    于是他，“开炮！”“开炮！”“开炮！”

    他的耳朵被震聋了，回到美国,他不能从事音乐工作。他又意识到在战争中，往往聪明的人，点子多的人容易战死，至少他身边的人都是这样的结局。越战给他的人生最大的经验是：不再寻求创新。创新，那是要丢命的。他学会了混日子，得过且过。

    当然，从越南战场下来的有作为的士兵也很多，美国前国务卿柯林.鲍威尔将军就是其中之一。但是，在美国的从林水沼中，至今还生活着一批 当年的越战老兵。他们已不习惯文明的美国生活，他们需要复旧才能生活，他们已经适应了旧的战争环境，没法再改换生活方式。他们将在丛林水沼中了此终生。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5期p36

    漫画与幽默

    亲切

    老刘出差回来就赶上开会，他抢先坐到了离领导最近的位子。散会后，大家都说老刘积极。老刘却说：“亲切啊，听了领导的声音，我终于有找到了昏睡的感觉。你们不知道，我出差在外一直失眠。”

    香喷喷的晚餐

    新婚的先生回家后，太太温柔地说：“晚餐已经准备好了，和昨天的一样香。”先生兴奋地说：“太好了，今天吃什么？”太太说：“昨天的剩菜剩饭。”

    梦话

    导演彼得在睡梦中说起了梦话：“亲爱的，我太爱你了，我这次就回去把老婆给......”这是他突然醒了，看到自己的妻子正醋意十足地盯着他。他马上重新闭上眼，翻了个身说：“好，就用这样的语气来说，非常好，开拍！”

    律师的心脏

    一个男人因为心脏不适去看医生。医生建议他移植心脏。那人不太情愿，但是最终还是同意了。他问有没有心脏可供他立即做手术。

    “我这里有三个心脏。”医生说。“第一个心脏是一个18岁的孩子的，这个孩子没有吸过烟，身体健壮，会游泳。他的头撞到了游泳池上，死了。它值 100000美元。第二个心脏是一个马拉松运动员的，他25岁，非常强壮。他是被一辆公共汽车撞死的。它值150000美元。第三个心脏是一个酗酒、吸烟、爱吃肉的人的。它值500000美元。”

    “嗨，为什么第三个心脏那么贵呢？他的生活如此糟糕！”

    “是的，不过它是一位律师的心脏。它从来没被使用过。”

    提前行动

    妻子：“你现在必须向我解释清楚，你的照片怎么会到了婚姻介绍所呢？”

    丈夫：“别生气，亲爱的，这张照片是你去年重病期间，我给他们寄去的。”

    已婚

    裁缝问做衣服的年轻男人：“你结婚了吗？”

    “当然，不然我怎么需要 在西装上特制一个秘密口袋。”

    美好的祝福

    早上收到一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祝你姐姐新年快乐，越长越漂亮！”

    我纳闷了好久，还是回复过去：“请问你是哪位？”

    答：“我就是你姐姐，刚换了号！”

    神奇的副作用

    在一次医学讨论会上，一个内科医生宣布他已经发明了一种神奇的新药。另一个医生问：“它是用来医什么病的？”“我们还没药物可医的病。”又一个医生问：“它的神奇之处表现在什么地方？”内科医生沉默了一会儿，说：“它的副作用会使病人丧失短期的记忆，为此有好几个病人给我付了三到四次的医疗费。”参加讨论会的医生全体起立，热烈鼓掌。

    演讲与梦游

    会议厅里，一位 议员正在没完没了地发表演讲，有位男听众站起来离开了。

    议员对此很不满。那人的妻子慌了，赶忙解释：“请原谅，先生，我丈夫有梦游的毛病。

    不解风情

    老婆出差了，周日我一个人开车去郊区兜风。山里空气不错，顺着小溪我来到一处山泉，听着泉水哗啦啦敲打青石的声音，感觉美妙极了。我拨通老婆的手机，说道：“老婆，我在山里，快听，泉水的声音。”然后把手机靠近了山泉，待了一会儿，我问道：“老婆，好听吧？”老婆哼了一声答道：“我太了解你了，你没有那么浪漫，快把水龙头关了……”

    诡辩

    律师请医生给他的妻子治病，说：您放心，无论您治活了她，还是误诊医死了她，我都将如数付给您500英镑！

    医生于是竭尽全力投入治疗，可由于病情过重，终于回天乏术。医生在表示歉意后要求律师支付急救酬金。

    我的妻子是您误诊死的吗？律师问。

    当然不是！我的诊断和用药都没有错！

    那么您把他救活了吗？律师又问。

    那倒没有。可是----------

    着就对拉！您既没有救活她，又没有误诊医死她，我为什么还要付给您500英镑呢？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5期p34

    旅行记

    北岛

    看到儿子蹒跚学步的录像带，心有所动——那是旅行的开始，其实，一个人的行走范围就是他的世界。

    我家原住长安街，在我眼里它如江似海，汽车像巨轮。在父亲牵领下跨越长安街，我的天地从四合院扩展到对面的中山公园，亭台楼阁大树藤蔓深入梦中。上了幼儿园，红砖楼房高耸入云，老师个个硕大无比，须仰视才见。后旧地重游，才发现那楼房矮小颓败，老师们转眼都成了小老太太。

    我家后来搬到阜城门，即如今的二环边上。我家后窗面对荒野——城春草木深。八岁那年暑假，母亲带我去上海看望病重的外公。第一次坐火车，心如汽笛般激动。那时没有长江大桥，半夜过江，火车分段拖上渡轮，上岸再挂钩伸直。上海和北京完全不同，是我想象中的大都市。黄浦江边，我看到真正的轮船和军舰。这些见闻成了我跟伙伴们吹牛的本钱。

    我家又搬到德胜门内三不老胡同，那原是郑和的家宅。邻居家男孩儿一凡和我同岁。大概受到郑和阴魂的冥冥召唤，我们结伴出游，主要路线之一是去王府井，来回步行三四个钟头。我们像土地丈量员一样，丈量着古老的城市。一路上，一凡谈起他刚读过的《八十天环游地球》，敲响了周游世界的梦想的大钟。

    文化革命爆发不久，我在学校操场发现一辆破自行车，无锁亦无主人，顺便“借用”。骑车出入革命洪流，如虎添翼。第一次“拥有”自行车的感觉真好，虽说车身锈，轮胎旧，辐条少，一根麻绳牵动着含混的车铃。骑在车上居高临下，甚至会对步行者产生鄙视——看来人的腐化是多么容易。得意忘形，我沿大下坡撒把滑行，一个马趴摔在警察岗楼前，膝盖胳膊肘血肉模糊，引来众人围观。没过多久，那辆自行车神秘地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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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串连——这全国青少年的集体免费旅行，彻底改变了一代人的视野及思维方式。它让我，一个17岁的少年整天脸热心跳。南下广州，东进上海，西望长安，千里长江一线穿。除了抄大字报搜集各地革命动向，当然啦，也顺便游山玩水。路上我们认识了一帮北工大的学生，结伴而行。正要从上海返回北京，发现火车站瘫痪，铁轨上坐满了各地红卫兵。于是我们和北工大的同学共同组织纠察队，打电话警告同样瘫痪的上海市委，和铁路局造反组织交涉——第一列开往北京的火车终于出发了。由于严重超员，车厢空气污浊，行李架上和座椅下都睡满了人。我常睡在椅子背脊上，把头卡在两个挂衣钩之间保持梦的平衡。火车走走停停，三天三夜才到北京。

    有了大串连这碗酒垫底，再去哪儿都不在话下。1967年初夏，几个同学在教室闲聊，异想天开，约好去天津玩玩。第二天一早，在永定门外的京津公路集结。一行六七人，高举一手绢毛主席像章拦车，试图贿赂司机。可司机们无动于衷，风驰电掣而过。背水一战，我们背对车流的方向横坐，拦住公路，司机只好刹车。而卡车开往别的地方，把我们抛在半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绝望中见到有两个姑娘正搭车，上前求援。这帮大小伙子埋伏在路沟，听见一辆卡车由远到近，刹车，于是蜂拥而上。司机捶胸顿足地诅咒，无奈。

    到了天津，白天东游西荡，晚上睡火车站广场，与乞丐酒鬼为伍。晒了一天的水泥地像热炕，盖上毯子暖乎乎的。一张当年在天津的合影：大家懒洋洋的神情，好像在享受午后的阳光；只有一人目光坚定，胳膊交叉，一只脚恨不得伸出照片以外。当时就说这小子有官相，后来果然做了高官。

    “上山下乡运动”来得突然，让我们措手不及。与大串连的免费旅行不同，这可是背井离乡，户口一迁走，就永远甭想再回来了。北京火车站的送行的一幕，撕心裂肺。那是我们那代人彼此告别，并与时代告别的时刻。

    我被分配到建筑公司，和别的知青一起被大卡车拉到河北蔚县，开山放炮，在山洞建发电厂。下了班，骑着跟老乡借来的毛驴，沿乡间小路来到山脚下。那阵子正背古诗词。慢是一种心境，小毛驴把我带向古诗词的深意中。春节公休回北京，大家穿皮大衣挤满敞棚卡车，迎朔风，浑身冻得僵硬，却欢声笑语。

    父亲去了湖北的干校，母亲带妹妹去了河南的干校。每年法定12天探亲假外加倒休，我先去干校，然后转道走访名山大川。那是第一次自费旅行。盘缠不够了，我从庐山步行六七十里到九江，与一个乡下孩子同路。最难忘的还是从上海到大连头一次乘轮船的经验。我睡五等舱大通铺，邻居是哑巴，我们用笔和手势交谈。我多半站在后甲板，眺望波涛和海鸟。进入深海，海水近墨色。水平线遥不可及，心向往之。

    扒火车成为那年月的时尚。插队的同学互相传授经验，各有高招。我和刘羽去五台山朝圣，回京的路上钱花完了，到大同找朋友借了十块钱，但还是决定扒车。我和刘羽不时交换目光，像地下工作者，端着茶缸交叉走动，避开乘警。我们嗓子冒烟，腿肚子转筋；车轮飞转，而时间仿佛停滞了。眼看快到了北京，刘羽提议在远郊的小站下，我认为那样目标反而大。我们争得脸红脖子粗。最后他还是跟我到了北京站，下车往出口相反方向走，然后翻墙。

    八十年代初，我在世界语刊物《中国报道》工作。为撰写“大运河”“松花江”和“长城”等旅游专题系列，我以记者身份沿途采访，一直追溯到源头。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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