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我们丑陋的身体，包括人际关系里那种种清规戒律，包括人际关系里那种种约定俗成，包括聪明人之间那种种游戏规则。这些在惯常思维下都是对的，但是换成罗布泊法则，它们则什么都不是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39

    拒绝稀释的爱

    徐彩云

    报上有一则新闻让我心有所动，本地血库告急，呼吁市民积极献血。我对老公说出自己想去献血的想法，他无言，看得出，在他沉默的外表下有一定的思想斗争，他有爱心，但更疼我。

    当他给我披上外套送我出门时，只轻轻说了一句：“抽血前多喝点水，那样血会损失得少些。”我懂他的意思。如果换成他自己，他不会这么做的，可由于低烧，他不能陪我一起去。

    在等待验血结果出来的那阵时间里，我买了一瓶矿泉水，一旦接到合格的通知，我会把六百毫升水一股脑灌下去，我知道，这样的做法很矛盾，我既想奉献一点爱心，又害怕献血后的自己脸色苍白憔悴，惹老公心疼。就在我准备拧开瓶盖的工夫，旁边一位女子引起了我的注意——她已经是第二次从咨询台失望而归，连连低叹。我问她：“怎么？验血没通过？”她摇摇头说：“通过了，但我想多献一百毫升，哪怕五十毫升也行，可是他们古板得很，只准我献规定的量。”她的话让我暗自吃惊，像她这样的纤弱女子，我甚至怀疑规定的量也会让她吃不消。

    “我哥哥就是因为别人献血才捡回的生命，他遇上车祸，而他的血型又很特殊，如果不是电台的朋友帮忙广播，我真不敢想象后果。”她

    的眸子中依然留有那天的余悸，停了一会，她继续说：“我怎么能想到，居然有七个人主动来献血，我哭着，想把他们来时的出租车费给他们，可大家都拒绝了，只说了一句，救人要紧。”

    “你是想报恩？”我轻轻问。她想了想说：“不完全是，其实也是为我自己，在我以后接受献血的时候良心能安然些，谁能保证自己今后

    不出事，谁知道呢？”说完，她冲我笑笑，我捏着矿泉水瓶子的手已沁出汗水，我知道，她是对的。

    我们是挽着手走出义务献血中心的，我把那瓶未喝过一口的矿泉水当作礼物送给了她，她已大汗淋漓，而我，只能用这样的方式表达我的敬意。

    老公出门迎我时，我开口的第一句就是：“我没喝水，但我想告诉你一个故事。”他望着我说：“你是对的，你不会怪我自私吧？”怎么会呢？我被他牵着手入屋，我想我们都知道了一个道理：爱，是拒绝稀释的。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17

    驾驶考试题怎么出

    ——中美“考试文化”一瞥

    刘洪

    《华盛顿邮报》不久前刊登了一篇文章，文章开头列了几个题目，其中一个是这样的：如果遇到腹部外伤，比如小肠流到外面，应该如何处理：a：把它放回腹腔；b：不用处理；c：不要放回去，用杯子或碗盖住，然后用布带扎起来。

    这是医学院的临床测验，还是战地的急救考试？都不是，这是中国的驾照理论测验。

    文章作者伊丽莎白·威廉姆逊说，这些题目让在华的美国外交官吃尽了苦头。按照中国驾照理论考试规定，100道题目中，错10道以上就不通过，美国外交官们只有少数人能一次通过。

    其实，美国人对中国驾照考试的揶揄，——一方面不乏自以为是的俯视心态。不过，看看美国的驾照考试，或许也有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

    美国的驾照理论题目大多是日常最常见的问题，比如，哪些地方不能停车，遇到警车有哪些注意事项。当然，也有一些比较“刁钻”的问题，例如，住宅区最高限速多少，州际公路最高限速多少，雨雪天的最高速要降多少。这常用，但比较混杂，需要熟记。

    总体来说，美国人讲究实际，只要求记住最常见的问题。相反，中国驾照考试既重常识，也重生僻或细节问题。其实，也不独驾照考试，中美其他考试又何尝不是如此。

    另外，文首的试题答案为c，不知你猜出了没有。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24

    集中营里的日记本

    [美]菲丽曼

    这是一本二战时从亚代克集中营带出来的日记本。我花了整整40年时间为它找到阿德里安先生。他已经是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古稀老人，用干枯的手接过泛黄的日记本，泪流满面。这次会面让我不得不再次回想起在亚代克集中营度过的两年非人生活。

    我要说的是日记本的主人莫妮卡。莫妮卡比我要早到集中营，看上去她和日本兵打得火热。我们每天必须去种植园干活，她只需要待在集中营里给人看病。或者帮日本人缝衣服，读报纸。

    莫妮卡貌似神通广大，能通过日本人买到药品、酒，甚至面包和香烟。可在我们眼中她就是条地地道道的狗。因为她可以弄到药品，我们谁也不敢得罪她,只是她的药价贵得离谱，几片退烧药需要一块瑞士手表交换，她则拿我们的钱或东西去讨好日本兵或者换昂贵的伏特加，每天晚上她都要喝上一杯。我们指责她，她总是不屑一顾："生存就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的。"我们不知道她所谓的希望是什么，事实上，我们依然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

    在我进如集中营后半年的冬天，巴布斯太太的女儿米歇尔因淋雨高烧不退，求莫妮卡帮她买退烧药。莫妮卡想了想说可以，不过要用巴布斯太太脖子上穿着戒指的项链交换。"简直就是抢劫！"巴布斯太太指着莫妮卡大骂："我们都是美国人，可你拿我们的钱给那些日本猪，你比魔鬼还可怕。"莫妮卡没有任何反应，坐在床边，一口口地掇着酒，冷冷地说 "世界上一切人对我而言，除了加以利用外，实在没有别的好处。"

    巴布斯太太只好求当地人帮忙从黑市弄药，价钱便宜很多，不过风险很大。如果被日本兵发现，就可能没命。他们约在种植园旁边的原始森林里交易。交易很顺利，在回来的路上她被巡逻的日本兵抓了个正着。第二天一早，我们看见她已经被拉到太阳底下跪着，周围插满了被削得尖尖的竹片，稍微一动，竹片就可能把她扎死。所有人都认为是莫妮卡告的密，米歇尔发疯一样找莫妮卡："你为什么要出卖我妈妈，那枚戒指是我爸爸上战场前留给她唯一物品！"莫妮卡没做任何反驳，冷漠地推开米歇尔。她的态度更让我们认定就是她告的密。晚上她领回了本要被处死的巴布斯太太。她居然静静地把戒指脱下来给了莫妮卡。

    雨季快来的时候集中营的厕所坏了，日本兵挑我们这帮身强力壮的年轻女孩去干活。连续几个月，火辣辣的阳光烤得我们浑身脱水。汗水，指甲缝的血水和脚上泡破的脓水一起淌下。而远远的，莫妮卡和在树荫底下死盯着我们的警卫调情。

    支撑不住我猝然倒在了沟渠上。等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在住的地方，莫妮卡说："你中暑昏倒，最好吃点中暑药。"我见过这个魔鬼的厉害，使出全身力气爬起来对她吼："我没钱给你，我不想活了，在这个地狱里死了算了。"莫妮卡甩了我两个耳光："你个胆小鬼，不管怎样，都要活着出去！有希望，一切幻想都可能变成现实。"晚上莫妮卡给我喂了几片药，还给我一个涂着金灿灿黄油的白面包，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吃过药我沉沉睡过去，整个晚上我感觉有人摸着我的头，伴着浓浓的酒味。

    很快日本兵投降，我们要离开集中营了，不过没人愿意带莫妮卡一起走，米歇尔甚至指着莫尼卡的鼻子骂她"嗨，我们自由了，可你的好日子到头了，你这条狗，你就死在着吧！"我们相当解气。而她则不做声，一直捂着胃，还不停地咳嗽，泪水不停地在眼睛里打转。"你也有眼泪，你也有今天，你这个魔鬼，一枪打死你都不过分！" 米歇尔觉得还不过瘾，接着骂。最后我和巴布斯太太决定带她走。米歇尔冲上来大叫"妈妈，难道你疯了，是她差点害死你。" 巴布斯太太摆了摆手"算了，毕竟是她救了我。" 米歇尔狠狠地瞪着莫尼卡："她救你只是为了减轻她的罪过。

    经过丛林的沼泽时莫妮卡不小心掉了进去，泥浆淹到腰部，我和巴布斯太太拼命用树枝拉住她，米歇尔因为仇恨莫尼卡不肯帮忙。我们费了好大力气把她弄出来，把她背到一个废弃的房子里。微弱的火光下莫妮卡脸色惨白，眼睛深陷。她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一枚戒指给了巴布斯太太用颤抖地声音说:"我没把它给日本人，告密我的不是我。"接着拿出日记本交给我："如果可能，请把日记本交给我丈夫阿德里安。谢谢你们能带我一起走。"然后就赶我们走。我哭着要背起她，可她却肯起来，我摇着她的肩哭喊着"是你告诉我的，我们都要活着，有生存就有希望，有希望就是光明的，你是医生，你怎么能这样就放弃呢。"莫尼卡无奈地笑了，我第一次见盛气凌人的她这样温柔地笑"我不是医生，我是个哲学教授"。然后就安详地闭上了眼睛。回过头我发现米歇尔竟然偷偷地躲在一旁擦眼泪。

    40年来我始终没有放弃寻找阿德里安，终于通过一个老兵得知阿德里安的下落，在佛罗里达找到了他。我和阿德里安打开了这本封存了四十年的日记本，首页写着这样的话"世界上有这样一些幸福的人，她把自己的痛苦化作他人的幸福，挥泪埋葬自己在尘世间的希望，把它变成了种子，长出鲜花，为生活在绝望中的带去希望。"通过日记我才知道，莫妮卡和日本兵拉关系是为了帮我们弄到药，让我们尽可能活着出去。而她的药价那么昂贵是因为她早已患有胃癌，不得不去依靠烈酒缓解疼痛，得以存活，给我们带来活着的希望。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54

    回家去问妈妈

    毕淑敏

    那一年游敦煌回来，兴奋地同妈妈谈起戈壁的黄沙和祁连的雪峰。说到在丝绸之路上僻远的安西，哈密瓜汁甜得把嘴唇粘在一起……

    安西！多么遥远的地方！我在那里体验到莫名其妙的感动。除了我，咱们家谁也没有到过那里！我得意地大叫。

    一直安静听我说话的妈妈，淡淡地插了一句：在你不到半岁的时候，我就怀抱着你，走过安西。

    我大吃一惊，从未听妈妈谈过这段往事。

    妈妈说你生在新疆，长在北京。难道你是飞来的不成？以前我一说起带你赶路的事情，你就嫌烦。说知道啦，别再嗦。

    我说，我以为你是坐火车来的，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

    妈妈依旧淡淡地说，那时候哪有火车？从星星峡经柳园到兰州，我每天抱着你，天不亮就爬上装货卡车的大厢板，在戈壁滩上颠呀颠，半夜才到有人烟的地方。你脏得像个泥巴娃娃，几盆水也洗不出本色……

    我静静地倾听妈妈的描述，才知道我在幼年时曾带给母亲那样的艰难，才知道发生在安西的感动源远流长。

    我突然意识到，在我和最亲近的母亲之间，潜伏着无数盲点。

    我们总觉得已经成人，母亲只是一间古老的旧房。她给我们的童年以遮避，但不会再提供新的风景。我们急切地投身外面的世界，寻找自我的价值。全神贯注地倾听上司的评论，字斟句酌地印证众人的口碑，反复咀嚼朋友随口吐露的一滴印象，甚至会为恋人一颦一笑的涵意彻夜思索……我们极其在意世人对我们的看法，因为世界上最困难的事莫过于认识自己。

    我们恰恰忘了，当我们环视整个世界的时候，有一双微微眯起的眼睛，始终在背后凝视着我们。

    那是妈妈的眼睛啊！

    我们幼年的顽皮，我们成长的艰辛，我们与生俱来的弱点，我们异于常人的秉赋……我们从小到大最详尽的档案，我们失败与成功每一次的记录，都贮存在母亲宁静的眼中。

    她是世界上第一个认识我们的人。我们何时长第一颗牙？我们何时说第一句话？我们何时跌倒了不再哭泣？我们何时骄傲地昂起了头颅？往事像长久不曾加洗的旧底片，虽然暗淡却清晰地存放在母亲的脑海中，期待着我们将它放大。

    所有的妈妈都那么乐意向我们提起我们小时的事情，她们的眼睛在那一瞬露水般的年轻。我们是她们制造的精品，她们像手艺精湛的老艺人，不厌其烦地描绘打磨我们的每一个过程。

    我们厌烦了。我们觉得幼年的自己是一件半成品，更愿以光润明亮、色彩鲜艳、包装精美的成年姿态，出现在众人面前。

    于是我们不客气地对妈妈说：老提那些过去的事，烦不烦呀？别说了，好不好？！

    从此，母亲就真的噤了声，不再提起往事。有时候，她会像抛上岸的鱼，突然张开嘴，急速地扇动着气流……她想起了什么，但她终于什么也没有说，干燥地合上了嘴唇。我们熟悉了她的这种姿势，以为是一种默契。

    为什么怕听母亲讲过去的事情？是不愿承认我们曾经弱小？是不愿承载亲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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