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体之后，再把它从诗的语言恢复还原为散文。有时候，我还有意把文章的内容次序打乱，过些日子再重新进行整理，设法使它们恢复原来的排列次序。然后再来展开句式完成全篇。我之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学习如何整理思想表达方式。到后来，我又把自己所作的散文和原文进行比较，找出里面的错误一一订正。也有这样的时候，我洋洋自得地以为在某些不太起眼的细节上，自己竟然对原来的章法和语言做了某种改进。这又促使我以为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一名不错的英语作家，对此我心里寄予了极大期望。可是，我只有在晚上或者早晨去上班之前才有时间做这些练习，不然就只有在星期天。一到星期天，我就设法逃避上教堂做礼拜，尽量能够独自呆在印刷厂里。要是我还在父亲的管教之下的话，他是一定会逼我上教堂去的。虽然如此，我当时还是认为做礼拜是每个人应尽的义务，只是我实在挤不出时间来履行这项义务罢了。
大约在我16岁的那一年，也是极为偶然，我见到一本屈里昂写的一本宣传素食的书，我决定尝试一番。那时候我哥哥还没有结婚，我们自己不做饭，师徒全都在另外一户人家搭伙。我不吃荤给大伙儿带来了不少麻烦，常常因为这种怪癖而受他们的责备。我学会了一些屈里昂介绍的烹调食品的方法，如煮山芋、煮饭、做快速布丁等等，然后向哥哥提出：假如他愿意把我每周伙食费的半数给我，我愿意伙食自理，他立刻同意了。不久我就发现还能够从这笔钱中再节省一半。这可为我买书增加了一大笔资金。这样做还给我带来了另一个好处，就是当哥哥和别的徒工去吃饭，我可以一人留在印刷所。草草地吃完了我的轻便点心，常常只是一块饼干或是一片面包，一把葡萄干或是从面包铺中买来的一块果馅饼和一杯清水，在他们回来以前的一段时间里我就可以读书了。由于饮食节制常常能使人头脑清醒、思维敏捷，所以我比以前取得了更大的进步。
我曾经因为不懂算术而遭到人们的羞辱，在学校里也有两次算术成绩不及格。因此我就把考克尔的算术教本找了来，很顺利地从头到尾自学了一遍。我还读了舍勒和斯图美有关航海的书籍，从中学到了一些几何知识，不过除了这一点以外，我对于这门学科没有做过更深的研究。在这一时期，我还读了洛克的《论人的理解力》和波尔·鲁耶学院教授们所著的《思维术》。
就在我这样专心致志提高语言写作能力的时候，我弄到了一本英语语法书（可能是格林伍德所作）。在这本书的后面附有关于修辞法和逻辑的简短介绍，关于逻辑的那篇在结束时举了一个用苏格拉底对话进行论辩的实例。不久，我又找到色诺芬写的《苏格拉底回忆录》，其中还有许多关于这种论辩法的例证。这一辩论方法把我深深地迷住了，我完全放弃了以前辩论时那种生硬的反驳和正面论证的方法，而且在辩论的时候，还会表现出一副谦卑的探询神态和质疑口吻。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读了沙夫茨伯里和科林斯有关宗教的书籍，对宗教教义的许多问题产生了怀疑，经常与人们进行公开的辩论。我发现运用这种方法可以使自己毫无破绽，却可使对手陷入十分为难的境地。他们往往不会想到会被引诱到如此境地，落到重重困境之中不能自拔。对此，我不免有些洋洋自得，只要一有机会就加以运用，成了一名迫使对手认输的辩论行家，甚至驳倒了一些知识渊博的对手。我就是这样获得了与自己的身份或者我所坚持的理由并不相称的胜利。
致儿子的信（8）
我使用这种方法达数年之久，后来才逐渐地将它放弃，仅仅保留了在阐述自己观点的时候要保留余地的习惯。当我提出可能引起争议的事项时，我绝不会使用“肯定地”、“无疑地”这类对意见表示确凿之意的字眼。相反，我总是倾向于说自己对此事的“设想”或“理解”是如此这般，或者出于某种原因，我认为某事如何，我是怎样理解，或者在我看来要是没搞错的话事情是这个样子。我认为如果要向他人阐述自己的观点、使人信服自己倡导的方法时，这样的说话方式将极为有利。
再说，人们之所以要交谈，其目的无非是传播某种事情、接受某些事情，或者是表达感情取悦于人，因此我奉劝善良的聪明人，为了不削弱他们行善的能力，切勿采取一种独断式的、自以为是的说话方式。因为这种讲话方式常引起人反感，容易使人产生抵触情绪，常常达不到交流思想、传达情感的目的。因为假如你的目的是在教诲人，讲话时过分自信的武断态度有时会引起反驳，使人不以为然，因而使公正的讨论成为不可能。如果你本来是想吸取别人的见解，可是同时又明确地坚持自己的看法，那么明达谦逊的人士就会让你继续坚持错误见解，因为他们并不愿意与你争辩。可见，你持这样的态度就很难指望博得人们的欢心，赢得他人的赞同。蒲柏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不要以教训的方式去教导人，他人不懂的要以提示的方式传达。”
并且告诫我们：
“即使你深信不疑，
说话也应当宽容谦和。”
我想可以用蒲柏的另一句诗与之相配，并且我想这会比放在原来的地方更适当些。这一句是
“因为傲慢无异于不明事理。”但是蒲柏用以相对的一行诗却很不合适，这句诗是这样的：
“大言不惭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傲慢即为愚蠢。”
这不甚恰当：“因为傲慢”，这为什么和另一句相对得不得体呢？我只得重复一遍原句了：
“言辞无理即无回旋余地，
因为傲慢无异于不明事理。”
难道愚蠢（假如人不幸而竟致愚蠢的话）不就是他傲慢的理由么？这两行诗，假如这样写，不是更恰当吗？
“言辞无理只能这样辩解，
不懂谦逊因为不谙事理。”
当然这个对句是否恰当，我还是让世人来评判吧。
大概是在1720年或者1721年，我哥哥开始出版报纸。这是在美洲殖民地发行的第二份报纸，名称叫作《新英格兰报》，在它之前出版的报纸名叫《波士顿通讯》。我记得他的一些朋友认为不大可能发行成功，劝他不要做这份生意。依照他们的看法，美洲殖民地里有了一家报纸已经够了。可是你看，如今（1771年）至少已经有了25家报纸了。不过，我哥哥还是继续干了起来。那时候，我一排完字或者印刷完毕，就抱起报纸，穿街走巷，把它们送到镇上订户手中。
我哥哥的朋友之中有些人很有才气，他们为了消遣，就给报纸写一些小文章。这些文章大大提高了报纸的声誉，从而使销量上升。这些绅士们还经常到印刷房来拜访。听他们高谈阔论，讲述报纸是如何受人欢迎，我不禁跃跃欲试，也想写一些东西。不过，因为我还只是一个孩子，担心要是哥哥知道是我写的东西，他会反对在他的报上发表。于是，我就想方设法改变笔迹，写了一篇匿名的文章，夜间放在印刷所大门底下。第二天早上，我哥哥发现了这篇文章，到那些撰稿的朋友来访的时候，他把这篇文章交给他们传阅。他们就在我的面前读完文章，并且做了详细的评议。能得到他们的好评，我在心里暗自高兴。他们赞许这篇文章，猜度它的作者，提到的全是当地有学问有智慧的知名人士，这简直使我欣喜若狂。现在想来我很幸运，能遇到这些人做我文章的鉴定家，虽然这些人也许并不值得我当时对他们如此地敬重。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致儿子的信（9）
正是由于受到这样的鼓励，我后来又撰写了几篇文章，用同样的方式投递到印刷厂，这些文章同样得到好评。我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没把事情透露出去，直到我觉得再没有必要这样做为止。这样一来，哥哥的朋友们都对我刮目相看，但是我哥哥却不喜欢他的朋友重视我。
因为他认为这样会使我变得目中无人，这种顾虑也许有点道理。可是，这件事却成为我们兄弟两人后来反目的开端。尽管他是我的哥哥，他却仅仅把我当做他的徒工，自以为是我的主子，因此指望我像其他学徒一样替他卖命。可是我不这么看，希望能够从他那儿得到更多的照顾，觉得他要我做的某些事情太降低了我的身份。我俩就经常吵架，常常闹到父亲那儿，父亲一般总是站在我的一边，这是由于我大多有理，也可能是因为我比他能说会道。但我哥哥脾气暴躁，常常把我狠狠地揍一顿，而我则怀恨在心。想到学徒期满还遥不可及，真是盼望有机会早点结束学徒生涯。出乎意料之外，这种机会终于来临了。
我们报纸上曾经刊登了一篇有关政治的评论（我已经记不起来内容是什么了），结果触怒了当局。议会签发拘押票，逮捕了我哥哥，严加审问，并且判了他一个月的徒刑。他之所以被监禁，我猜想大概是由于他不愿意透露作者的姓名。我也同样被逮捕，并且受到参政会的审讯。我没有给他们提供什么有用供词，他们只是教训了一番就把我放了，也许是因为他们认为作为一个学徒，我有义务保守师父的秘密吧。
尽管我们兄弟俩并不和睦，但是，我哥哥被关押还是令我愤怒。所以在他被拘禁期间，我担负起了有关报纸的全部事务，并且斗胆在报上刊文又对统治者进行了一番冷嘲热讽，我哥哥对此十分感激。可有一些人却因此对我产生了恶劣的印象，认为我虽然是一个少年才子，但天性却不那么令人喜欢，偏好诽谤嘲讽他人。没过多久，我哥哥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同时还带回来了一道议会的决定（这是多么稀奇古怪的决定啊）：“禁止詹姆士·富兰克林继续出版名为《新英格兰报》的报纸。”
哥哥的好友们在我们的印刷所里举行了一次会议，商讨在这种情势下他应采取何种对策。有人提议改换报纸的名称，以此来回避议会的决定。我哥哥觉得这个办法有所不妥。最后他想出了一个更好的办法。就是今后以我的名义来发行报纸。为了避免州议会可能的非难，说他让自己的一个学徒出版报纸，于是他又想出一个方法，把我们签定的学徒契约退还给我，并在契约的背面注明解除师徒合约，以备在必要的时候出示证明。但是，为了保障他对我的控制权，他要我另外签订一个在未完的学徒期限有效的合同。这个计划其实是非常脆弱的，但是我们立即执行。这样报纸就以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义又持续出版了好几个月。
可是，后来我们兄弟俩之间又发生了新的争执。因为我估计他不敢把新契约公开，于是想方设法地为自己争取自由。当然，对我来说钻这个空子颇不应该。现在想来这可谓我人生所犯的第一大错。不过，我那时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妥，因为我哥哥虽然在不发脾气的时候为人还挺不错，可是他只要一发脾气就狠狠揍我，这使得我异常愤怒。可能是我这个人太粗鲁无礼，容易惹人发火。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致儿子的信（10）
当他断定我真的要离开的时候，就跑到镇上的所有的印刷所老板那里去打招呼，想方设法不让他们雇佣我，因此我在那里无法找到一份工作。这使我产生了去纽约的想法，因为那地方离这里最近，并且有很多印刷所。那时候我有一种强烈的欲望，就是要离开波士顿。有时我想自己已经成为当地统治集团的眼中钉，从州议会处理我哥哥案件时所表现的专横来判断，假如我继续呆下去很可能被卷入麻烦。再就是我对宗教问题不够审慎的批评，善男信女们已经把我看作是可怕的异教徒和无神论者了。我决心要离开这儿，这时父亲却站到了我哥哥的一边。我心里十分清楚，如果我明目张胆地闹着要走，他们肯定会采取措施阻止我。于是我的朋友科林斯帮我安排了一个出走的计划。他跟一艘“纽约”号单桅船的船长讲好了让我搭乘他的船，说我是他的一个年轻友人，由于使一个不正经的女孩子怀了孕，她的朋友们又逼着我娶她，因此我无法公开露面，也不敢公开逃走。于是，我卖掉了一部分书籍，拼凑了一点钱，被悄悄地带上了船。这次航行可谓一路顺风，3天的时间就已经到了纽约。
就这样我一个年仅17岁的男孩子，孤身一人来到离家将近300英里的地方，既不认识当地的任何人，也没有一封介绍信，口袋里仅有极少的几个钱。这时候，我对航海的兴趣早已荡然无存。不然我现在倒可以如愿以偿了。不过，因为我已经学会了一门手艺，并且自认为是一个很不错的技术工人。于是我找到一位印刷铺老板，请他收我为伙计。这就是年老的威廉·布莱德福先生。他本来是宾夕法尼亚的第一个印刷商，因为与那里的总督乔治·开夫发生了争执，就迁到纽约来了。
可是他那里生意不多，人手已经够了，不能雇用我。不过他对我说：“我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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