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反对这件事。接着你就提名我，我也提你的名，我们两人组成采购委员会，拿这笔钱去购买设备，我们就买一尊火炮，这当然是一架救火机啦。”

    “我明白了，”他说，“你这些年来在议会里竟然学得这么乖巧，你这个偷梁换柱的计划简直可以和他们的其他食物相媲美。”

    教友会把反对任何战争确立为它的教义之一，并且予以公开宣布。尽管他们以后的态度有所改变，由于这些原则已经公布，所以不太可能轻易地摆脱掉它的束缚。因此他们经常面临进退两难的情形。这使我想起另一个教派，即浸礼会，他们处理事务的方式在我看来是比较慎重而且富有远见。在这个教派成立不久，我认识了它的创办人之一迈克尔·魏尔菲。他经常对我说，其他教派的狂热信徒无端地诋毁他们，把他们的教义和行为贬斥得十分可恶。其实这完全是无中生有。我对他讲，新成立的教派总会碰到这种事情。想要遏制这些无耻谰言，最好的办法是把他们的信条和教规公布于众。他回答说这样的建议曾经有人提出过，但是未能获得一致的看法。他对我讲到其中的原因时说：

    “当我们这些人走到一起成立这一教派的时候，承蒙上帝的启示，使我们看出某些我们过去认为是真理的教条其实很荒谬，而有些过去认为是错误的却是真理。上帝为此喜悦，不时在指引着我们。我们不断地减少谬误，改进教义。可是现在，我们不知道是否到达了这个历程的顶点，是否我们的心灵修养或神学的知识已经尽善尽美。一旦白纸黑字地把信条刊印出来，我们担心会受它的束缚，很可能会不愿意继续探求，再加以改进。而继承者则有墨守成规的条件，把长辈和创立者所定的规矩奉为神圣，而不敢越雷池一步。”

    自传续编（20）

    这种谦虚谨慎的精神表现在一个宗教教派身上，恐怕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吧！因为绝大部分的教派都自以为获得了全部的真理，那些与之持相异观点的教派必定一无是处。这就像一个人走在大雾弥漫的路途上，那些在他前面不远处的人，他看着好像完全被大雾所吞没，在他后面和两边的人也是一样，但离他较近的一切却能看清晰，尽管实际上他跟其他人一样都迷失在大雾之中。教友会的一些教友为了避免这种尴尬的局面，干脆辞去行政职务，放弃在议会的席位。他们宁可放弃权力，而不愿在原则上妥协。

    按照时间的顺序，我早该在前面讲到这件事情，那就是我1742年发明的“开式炉”。

    这种火炉因为空气在进炉膛时已经得到预热，能够促使燃料充分燃烧，因此供暖的效果更加显著，而且节省燃料。我制造了一个模型作为礼物送给老朋友罗伯特·格雷斯先生。他开设一家不大的炼铁厂，他发现为这种火炉制造铁板能获厚利，因为使用这种火炉的人越来越多。

    为了促进对炉子的进一步需求，我编写并印发了一本小册子，标题是这样的：“介绍新发明的宾夕法尼亚火炉，本文将详细说明其构造和使用方法，证明它是目前最为优良的室内取暖工具，并且回答反对意见的种种疑问等等”。

    这本小册子发行后产生了良好影响，托马斯总督看了小册子后很高兴，对书中介绍的炉子制造方法大加称赞，他提议在若干年的时间内给我专营的特权，但是我谢绝了。因为我心里始终恪守着这样一个原则：我们得益于他人的发明，我们也应该乐于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他人服务。这是一个人的责任，我们应当慷慨地履行这个义务，把我们的发明无偿地贡献给他人。

    但是据说伦敦有一个做小五金买卖的商人，为了获得专利，从这本小册子里窃取了许多内容，把它篡改成自己的发明，他对炉子的构造做了一些小的变动，这影响了火炉的使用效力，他却因此而发了一笔不小的横财。别人拿我的发明去获取专利的事情，这只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尽管其他事情未必有这么成功。但是，我从不去跟他们争执，因为我并无意利用专利来赚钱，同时我也很讨厌争吵。后来这种火炉广泛推行，我们这个地区及临近地的许多人家都用上了这种炉子，为居民节约了大量的木柴。

    由于欧洲的宗主国之间达成了和平协议，防卫团的事情就此搁置下来。于是，我就开始考虑开办学校的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是邀请支持这个计划的朋友（其中大多数是讲读俱乐部的成员）一起商量，拟订规划；第二步是编写并发表一本小册子，题为“关于宾夕法尼亚青年教育的一点建议”。

    我把这本小册子免费赠送给居民中有影响的人。过了一些时候，我认为他们读过了这本小册子，在思想上对此有了一些准备，我就开始为创立和维持学校进行募捐。这次捐款的数目很大，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认捐总数不下5000镑。

    我在向人们介绍这个建议的时候，总是说这件事情并非我所为，而是由一些热心公共利益的绅士们倡议。按照我惯常的做法，我尽可能避免把自己当作公益事业的发起人。

    捐款人为了使这个计划尽快得以实现，于是从他们中间推选出24位理事，同时确定由当时任司法部长的法兰西斯先生和我起草一个学院组织管理章程。这个文件拟好后，经全部理事签名通过。然后租好校舍，聘请了教师，学校就开始上课了。我的两个最大的心愿是在同一年实现的，即1749年。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自传续编（21）

    由于学生的人数不断增加，原来的校舍很快就不够用了。于是我们又四处寻找，打算选定一块位置适当的地方，准备修建校舍。感谢上帝的恩赐，这时一所现成的大房子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只要稍加改造就完全适用。这就是上面提到过的由怀特菲尔德牧师的听众出资建造的会堂。我们之所以能够得到它，是因为以下原因。

    这所大会堂是由不同教派的人士捐款修建起来的，整所房屋及地皮交由理事会管理。为了保证所有教派能够公平地使用该会所，在推选理事时注意不让任何教派占有优势，免得日后有人利用这种优势，违背修建这所会堂的宗旨。于是规定每个教派推选一人担任理事：长老会一人，英国国教一人，浸礼会一人，摩拉维亚教派一人等等。如果现任理事去世出现空缺，就从捐款人中推选一人增补。由于摩拉维亚教派的那名理事与同事们难以和睦相处，所以在他去世以后理事会决定不再增补此教派的人。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今后挑选理事怎样才能避免一个教派有两个理事呢？

    有好几个人被提名为候选人，但都因为上述理由未能通过。最后有一个理事提到我的名字，说我不仅为人诚实正直，而且不属于任何教派，这一下可说服了其他理事，大家一致同意选我担任。当时理事会的处境十分困难，因为人们建房时期的那股热情劲早已烟消云散，理事会无法得到新的捐款来支付地租，偿还其他与会堂有关的债务。当时我既是会堂的理事，也是学院的理事，因此我有很好的机会跟两方面商谈，最后使双方达成一项协议。会堂交给学院理事会管理，它同时承担全部债务；按照建筑大会堂原定的用途，划出一间大厅专门供传教士们需要时使用，而且要接受无法支付学费的贫困学生免费入学。按照这项协议，于是双方订了合同，在算清了债务以后，学院理事会就接管房产。

    我们将这所高大的会堂分成两层，每层又隔成若干房间作为教室；同时又在附近另外买了一些地。改建工程不久就完成了，整个场所投入了使用。学员们搬进了这所大楼来上课。在这过程中，所有操心的事务都落到了我的身上：跟工人商谈建房事务、采购物资和监督工程等等。不过我很乐意承担这些工作，这并不影响我自己的业务，因为一年前我已经跟一位十分能干、勤勉和诚实的大卫·霍尔先生合伙经营。在这之前他已经在我的印刷铺工作了4年，我对他的品格十分了解。他负担了管理印刷铺的一切工作，使我能够脱身出来，把全部精力投入改建学校的事务，把学校的事情照顾周全。我们这一合伙经营维持了18年之久，他按时付给我应得的红利，双方都获得很大的裨益。

    没有多久，州政府授予我们办学执照，这样一来学校理事会就变成了正式的校务管理委员会。议会给予了拨款，英国政府也提供了一笔捐赠，以及本地业主的资助，这些大大增加了办学经费，后来经费又进一步得到了充实。现今的费列得尼费亚大学就这样成立了。我从开办之日起就一直是理事，迄今快40年了。看到大批青年在大学里接受教育，通过不断努力，成为有用之才，为国增光，我感到莫大的欣慰。

    前面已经说过，那时我已经摆脱了私人业务经营，我自以为已经获得一笔财产，虽然数目尚属中等，却足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因此我感到在未来的时光中可以获得空闲以从事哲理的探讨，以此欢度余年。恰在这个时候，斯彭斯博士从英国来到这里讲学，我买下了他的全部仪器，很快就着手做电学试验。但是社会上的公众却以为我闲着无事可做，总是抓住我来为他们服务，政府的各部门几乎同时要我为之效劳。总督任命我为治安推事，协助治安工作；费城市政府选我做市议会议员，不久以后又选我为市参议员；全体人民认为我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于是又选我为众议员。最后的那个职位我特别乐意，因为我对于枯坐一旁听别人辩论，已经相当厌倦了。我以往长期担任议会秘书，这一职务是没有资格发言的。议会的辩论往往枯燥无味，我经常忍不住在纸上乱画数字、玩起魔方或是任何东西以自娱解闷。现在我做为一名议员，有了实际权力，我可以多做好事。当然我也必须承认，自己由于职位的提高而沾沾自喜，因为这满足了我长久以来的愿望。考虑到我的低微出身，如今获得这样的地位，对我而言确实是十分了不起。特别使我感到欣慰的是，这足以证明社会舆论对我的良好评价。因为这些职位完全不是我钻营得来的。

    自传续编（22）

    有一段时间，我还曾经担任治安法官，不过这只是我的一种自我尝试而已。我出了几次庭，也出席过法庭审判，但是我发现要胜任这个职位，像现在这样是不够的，因为我只对于习惯法有些简单认识，因此我借口在州议会中有更为重要的工作要做，逐渐地避开这一职务。我每年当选州议员，连续达10年之久，我从不曾请求任何选举人投我的票，也从不直接或间接地表达我要求当选的愿望。另外，在我取得州议会议员的席位以后，我的一个儿子被任命为秘书。

    我担任议员的第二年，印第安人的问题提到了日程上来，我们准备在卡莱尔举行谈判。总督通知州议会，建议议会指派几位议员和参政会中的参事共同组成一个谈判委员会，在议会中议长和我被提名承担此任，前往卡莱尔参加和印第安人的谈判。

    在谈判期间，我们严禁售酒给这些印第安人，这是由于他们嗜酒如命，经常聚众狂饮，喝得酩酊大醉，一喝醉了酒，他们就争吵不休，不守秩序。他们对这项禁令表示强烈不满。我们对他们说，如果他们在谈判期间不喝醉酒，那么在谈判结束后我们愿意把大量的甜酒送给他们。他们答应了，同时也遵守了这个诺言，因为他们弄不到酒喝。所以会谈进行得井然有序，结果双方都感到满意。会后他们提出要酒，我们便给了他们一些朗姆酒。当时正是下午，他们男女老少共约百人，聚在镇外一所临时搭建的木屋里，排成一个四方形阵式。傍晚时分，我们听到他们那里人声嘈杂，专员们都跑出去看个究竟。只见他们在四方形的中央燃起一大堆篝火，男男女女个个喝得酩酊大醉，互相争吵厮打，不时发出可怕的嚎叫。这种情景极似我们想像中的地狱。眼看着这种混乱不堪的局面没个平息的时候，我们只得返回住所。深更半夜，竟有几个印第安人跑来，嚷着还要朗姆酒，打雷似地敲我们的门，不过我们未予理睬。

    第二天，这伙印第安人派了两位长者过来给我们赔礼道歉，因为他们自知不该打搅我们。致辞者首先承认了过错，不过却怪罪于酒，然后又为酒开脱，说了这样一番话：“至高无上的圣灵啊，万物皆为您所创造，使其各得所用。不管你赋予的用处何在，它必将显现出你的权能；如今既然造就了朗姆酒，于是圣灵说道：‘就让印第安人痛饮吧。’我们必须执行神的旨意。”的确如此！如果圣灵的旨意是要他们给垦殖者让出地方，那么这种甜酒就是老天注定的手段。它已经将居住在沿海一带的部落完全消灭了。

    1751年，我的朋友中一位十分特别的人物——托马斯·邦德博士萌发了一个独特的想法：在费城开办一所公共医院。（后来，人们把此设想归于我的名下，其实这项善举是他首先提出的）。以便收容和治疗穷苦无依的病人，无论是本州居民或是外地人都可以在此医治。于是他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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