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谈话声，甚至他们谈话的内容。我们得躺着保持沉默，但小岛上的沙子被太阳晒得暖洋洋的，绿色植物是我们头上的屏障。我们的食物和饮水都非常充足，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眼前就是安全地带。

    收割者刚收了工，黄昏就来临了，我们涉水上岸，向斯德林桥出发，我们尽量走在田里的篱笆下。

    桥紧靠着城堡的山坡下，又旧又高又窄，桥栏上有小尖塔。可以想象我对这座桥有多大兴趣，它不仅是名胜古迹，还是阿兰和我的逃生之门。我们到那儿时月亮还没有升起来，堡垒前亮着几盏灯，下面镇上有几扇亮灯的窗户。一切都寂静无声，通道上好像也没有什么岗哨。

    我准备直接冲过去，但阿兰更谨慎。

    “看上去非常安静，”他说，“但是我们要隐蔽在防护堤后面看个究竟。”

    因此我们在那儿趴了大约一刻钟，一会儿小声耳语，一会儿静静地听着河水拍打着防护堤的声音。终于来了一个拄着拐杖的蹒跚而行的老妇人，她先在靠近我们藏身的地方停了一会儿，悲叹着她的长途跋涉，然后又继续登上陡峭的桥拱。妇人身材很矮小，而且当时夜色很重，我们很快看不到她了，只能听到她的脚步声、拐杖声以及一阵咳嗽声渐渐远去。

    “她应该过去了。”我悄声说。

    “不，”阿兰说，“还听到她在桥上的脚步声呢。”

    “谁？”这时有人大声问，还有滑膛枪柄在石头上的敲击声。我本以为哨兵睡着了，可以试试偷偷溜过去，可他现在醒来了，没有给我们任何机会。

    “这样不行，”阿兰说，“我们肯定不行，戴维。”

    然后，他一言不发在田里爬行到哨兵视线之外才站立起来，沿路向东走去。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我感到深深的失望，对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来。不久前我还想象着自己敲着阮克勒先生的门要求得到继承权，就像歌谣里的主人公那样。现在我又回去了，还是一个在佛斯河错误的一侧被迫捕的逃犯。

    “怎么了？”我问。

    “你要怎样？”阿兰说，“他们并不是我想象的那种傻瓜。我们还要穿越佛斯河，戴维。呆在雨中和河边的山坡上真叫人生厌。”

    “为什么向东走？”我问。

    “噢，只是碰碰运气。”他说，“如果我们不能穿越那条河，我们要看看到港湾那儿可以干点什么。”

    “河上有可以涉水而过的地方，但港湾那儿可没有。”我说。

    “这儿水浅，还有桥。”阿兰说，“可如果有哨兵监视，又有什么用呢？”

    “是啊，”我说，“但是可以游过河去。”

    “会游泳的人可以，”他回答，“但我还没有听说过你我擅长此道，而我是个旱鸭子。”

    “和你争辩我不是对手，阿兰，但我觉得我们会把坏事搞得更糟。如果过河很难，那么我们有理由说过海一定更难。”

    “但是，我们需要船，”阿兰说，“否则就更没辙。”

    “啊，还有钱，”我说，“但我们既没这样也没那样，对我们来说，这些就等于没有被发明出来。”

    “你这样认为？”阿兰说。

    “是啊。”我说。

    “戴维，”他说，“你缺乏想象力，又缺乏信心，你先让我动脑筋想一想。如果我不能乞讨、借贷、也不能盗窃，那么我就造一条船。”

    “我想我明白了，”我说，“还有哪，如果你过了桥，桥不会说话。如果我们渡过港湾，把一条船留在错误的一侧，肯定是有人把船撑到那儿去的，这样就走露风声了。”

    “啊，”阿兰大叫，“如果我造一条船，我就让人把船开回来。不要再胡说八道吵我了，只管走你的路，让我好好想想吧。”

    我们一整夜走在奥契尔山下卡斯河北侧，经过阿洛、克拉克曼南和卡尔罗斯旁边，这些地方都是我们要回避的。大约在早晨十点钟，我们又饿又累，来到了一个叫石灰窑的小镇。这儿靠水边，与女王渡口镇隔着霍普河，远远近近的村子和农庄都冒出了炊烟，农作物已被收割，两艘船停泊在锚地，港口船儿出入。在我眼里这是一幅赏心悦目的景色，我对这些舒适的、绿色的、开垦出来的山坡和陆地海上的繁忙人群是看也看不够的。

    阮克勒先生的屋子就在南岸，我毫不怀疑财富就在那儿等着我。然而我现在却站在北岸，穿着古怪式样的破衣褴衫，口袋里仅剩三先令，脑袋上还顶着缉拿的赏金，我唯一的伙伴还是个逃犯。

    “噢，阿兰，”我说，“想一想，就在那儿，那儿有我梦寐以求的东西在等我，鸟儿飞过去了，船儿驶过去了，他们都可以过去，只有我不能。噢，天哪，真叫人伤心！”

    在石灰窑，我们走进一家小酒店——只是从门上的招牌才判断它是一个小酒店——向一位年轻漂亮的服务小姐买了一些面包奶酪，我们打包带走准备坐在离海岸三分之一哩的灌木丛中吃。我一边走一边看着对岸暗自叹息，尽管我没有注意，阿兰却陷入了沉思，最后他停了下来。

    “你注意到卖给我们东西的那位姑娘吗？”他拍打着那包面包奶酪说。

    “当然，”我说，“一个漂亮姑娘。”

    “你这样想？”他叫道，“天哪，戴维，这是好消息。”

    “以天下所有美好的东西的名义，为什么？”我莫名其妙，“这有什么好的？”

    “啊，”阿兰带着滑稽表情说，“我有一点希望，也许她可以帮我们搞到一条船。”

    “假如是相反的话，那还差不多，”

    “你只知其一，你看，”阿兰说，“我不是说让那姑娘爱上你，我要她可怜你，戴维。为了这个目的，她不需要你是个美男子。让我看看，”他好奇地打量着我，“我希望你脸色更苍白些，但除此之外你能很好地达到我的目的。你有一副挨了打的狼狈可怜相，衣服肮脏破烂，好像是从稻草人身上偷来的，马上来，回到小酒店去搞我们的船。”

    我大笑着听从着他。

    “戴维·贝尔弗，”他说，“你这样子看上去很滑稽，毫无疑问你的这项工作很好笑。不过如果你对我的脖子（不要说你的）有一点感情的话，你也许会更负责任地对待这件事。我也准备演一点戏，基本原因也是和摆在我们俩面前的绞刑架一样严肃，所以请无论如何忍耐着点儿，好好干。”

    “好吧，”我说，“你想怎样就怎样吧。”

    我们走近小酒店时，他让我抓住他的胳膊，就像一个疲倦无助的人倚靠着他，他推开小店门时几乎就是抱着我了。姑娘看着我们这么快就返回非常惊讶，但阿兰并未急于向她解释，而是扶着我坐在椅子上，要了杯白兰地让我喝了一点，然后像护士一样把面包奶酪掰碎了喂到我嘴里。他那沉重、关切和爱护的表情甚至会打动一位法官，所以毫不奇怪姑娘被我们这幅情景所吸引，可怜病弱、过度疲劳的小伙子和他关怀备至的同伴。她走近了，背靠着近旁的桌子看着。

    “他怎么不舒服？”她终于发问了。

    阿兰转向她，大出我的意料之外，他怒气冲冲。“不舒服？”他叫道，“他走了几百哩路，比他下巴上的汗毛还要多，总是睡在潮湿的灌木丛里而不是在干燥的床单上，不舒服，你说说，太不舒服了，我得说；简直糟透了。”他不停地嘟囔着，喂着我，像一个坏脾气的人。

    “他遭这些罪，可太年轻了。”姑娘说。

    “太年轻了。”他说，头也没回。

    “他最好骑马。”她说。

    “我到哪儿为他搞一匹马？”阿兰叫道，带着同样大怒的表情转向她，“你要我偷？”

    我觉得这样粗暴会使她愤怒而去，确实，她沉默了一会儿。但我的同伴非常清楚他在做什么，尽管在生活中有时他非常单纯，在这些事上他有大量恶作剧的手段。

    “你无需告诉我，”她终于又说，“你是个体面人。”

    “哦，”这个毫无做作的评语使他的语气柔和了一些，我想这不是他的本意。阿兰说又，“是又怎样？你听说过体面人把钱放在别人的口袋里吗？”

    她叹了一口气，仿佛她自己就是一个被剥夺继承权的富家小姐。“不，”她说，“是真的。”

    我一直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感到焦躁，坐在那儿张口结舌，感到既羞愧又快乐，但是我不能总是这样，就请阿兰不要管我，因为我已经好了。我说话的声音含在嗓子里，因为我痛恨撒谎。但我的困窘此时非常有用，因为姑娘以为我低哑的声音是由于疾病和疲劳造成的。

    “他没有朋友吗？”她含泪问道。

    “如果我们可以找到他们，他就不会这样了。”他大声说，“朋友，有钱的朋友，睡觉的床，吃的食物，看病的医生，一样也没有，他只能在水洼里跋涉，睡在灌木丛里，像乞丐一样。”

    “为什么会这样呢？”姑娘问。

    “我的天啊，”阿兰说，“我要直说不安全，但我要让你知道我怎么做，”他说，“我用口哨吹给你听一首曲子。”然后他倚靠在桌旁，用轻轻的口哨，带着饱满的感情给她吹了几段《查利是我的爱人》1。

    1　雅各宾人赞美查利王子的歌曲。

    “嘘。”她说，回头看看门。

    “正是如此。”阿兰说。

    “但他这么年轻。”姑娘叫道。

    “他的年龄够……”他用食指在脖子上划了一道，表示够杀头了。

    “这太可耻了。”她叫道，脸涨得通红。

    “事情就是这样，”阿兰说，“除非我们能想到好办法。”

    这时姑娘转身跑出了屋子，将我们单独留在那里。阿兰对自己计策的进展感到非常高兴，而我却非常不高兴被当作雅各宾人，也不愿意被当作小孩子来对待。

    “阿兰，”我叫道，“我再也不能忍受这样了。”

    “你得忍耐，戴维，”他说，“如果你搅乱了这场戏，你也许能保全性命，而阿兰·布瑞克就会完蛋的。”

    这是真的，我只能哀叹，甚至我的哀叹也符合阿兰的计策，因为姑娘端着一盘白布丁和一瓶啤酒冲进屋时正好听见了。

    “可怜的人儿。”她说，把食物放在我们面前，轻轻友好地扶着我的肩膀，叫我振作起来，叫我吃，不用付钱，因为酒店是她自己的，或至少是她父亲的，他今天到皮顿克瑞夫去了。我们不等再次邀请，因为面包奶酪不过是冷食，而布丁味道很香。我们坐着吃的时候，她坐在靠近的桌旁，看着想着，皱着眉头，扯着围裙上的线头。

    “我在想你怪多嘴的。”她最后对阿兰说。

    “啊，”阿兰说，“但你知道自己是在和什么样的人说话。”

    “我不会出卖你们的，”她说，“如果你指的是这个。”

    “你不是那种人，”阿兰说，“但我要告诉你，你可以帮助我们。”

    “我不能，”她摇着头说，“我不能。”

    “不，”他说，“但如果你能呢？”

    她没有回答。

    “你听我说，我的姑娘，”阿兰说，“在福艾夫那儿有船，因为我走到小镇一头时看到海滩上有两条（或许不止），如果我们能用一条船在夜色中渡到洛仙，神秘的好心人再把船划回来并保守秘密，就会挽救两条人命，可能有我的，肯定有他的。如果我们没有那条船，我们身上全部的财产只剩三先令了，我们到哪里去，怎么去，除了绞索以外还有什么地方——我诚实地告诉你，我不知道。我们就这么走吗？姑娘，当狂风在烟囱里呼号，雨水击打着屋顶，你躺在温暖的床上会想起我们吗？你在生着温暖炉火的房子里吃饭时会想起我这位可怜病弱的小兄弟在寒冷饥饿中踟躇，在荒原上咬着手指吗？不管是否生病，他都得这样走着。当死亡的铁爪就在他咽喉旁，他必须这样冒雨跋涉在漫漫长路上，当他在冰冷的石堆上咽下最后一口气时，他的身边除了我和上帝，就没有任何其他朋友了。”

    听到这段倾诉，我能看出姑娘的心绪烦乱，倾向于帮助我们，又担心在帮助罪犯，我决定以我真实的身份告诉她一部分事实来减轻她的顾虑。

    “你听说过渡口的阮克勒先生吗？”我问。

    “阮克勒？律师？”她说，“我知道。”

    “我要到他那儿去，”我说，“所以你可以判断我是不是坏人。我还要告诉你，尽管我确实是由于某种可怕的错误招致生命危险，但整个苏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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