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绿岛像一只船在月夜里摇呀摇。 紫薇唱的《绿岛小夜曲》，柔软悦耳，那歌声在50年代撩遍台湾。80年代，从我两位好朋友陈映真和柏杨那儿，才知道唱得那么美丽的绿岛就是火烧岛。两位作家都在1968年被捕，都在绿岛囚禁多年。 1949年6月我们一家人从广州到台北，碰上台风。狂风呼天抢地哀嚎，薄板房子震得咯吱响，随时要裂开的样子。台风呼啸过去之后，呱嗒呱嗒的木屐就在街上响起来了。那木屐声带我回到儿时的汉口日租界。 1929年，控制武汉的桂系被中央政府瓦解。父亲带着一家老小逃亡到汉口日租界。父亲有时突然不见了，又突然回家了，好像捉迷藏，躲得不耐烦了，自己就钻出来了。一天晚上，我一觉醒来，只见浑黄的小灯，黑洞洞的窗子。我大叫姆妈。她踮着脚跑进房来，一面摇手，指指屋顶，弯身在我耳边小声说：有人。我点点头，没有作声，只知道那楼顶上的人不是好人。母亲又低声说：我出去找你爹。我又点点头，破天荒的乖巧，让母亲出去了。我躺在床上，吓得一动也不敢动，只是想着屋顶上的人挂着刺刀，提着盒子炮，两眼四边扫射，眼光在黑暗中格外凶狠锐利。爹回不来了，妈也回不来了。原来那晚父亲躲在一个日本医生家阁楼里。我初尝恐惧滋味。 但是，战乱流浪岁月已经过去了。台风已经过去了。 这绿岛像一只船在月夜里摇呀摇。 我到台湾就碰上《自由中国》半月刊创刊，那是1949年11月底。胡适是发行人，雷震是实际主持人。雷先生在1917年就加入了国民党，担任过国民政府中许多重要职位，离开大陆前是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帮助国民党制定宪法，也曾代表蒋介石参加国共和谈。 《自由中国》杂志需要一个负责文稿的人。我在中央大学写过几篇文章，用笔名发表，编辑李中直是南京时代的朋友，知道我和文字的这点儿缘分，介绍我去见雷先生。《自由中国》社在台北金山街，也就是雷家，进了大门，在玄关脱了鞋，右边一间小房，就是《自由中国》办公室。一个编辑，一个经理，一个会计，一个人负责发行，一共四个人，挤在一间榻榻米小房里。雷先生在他的书房工作。我初出茅庐，怯生生走进雷先生书房。他正坐在桌前看文稿，抬头看了一眼，啊了一声，点点头说：”好吧!你明天就开始吧。”我就那样子参加了《自由中国》。我工作不久，李中直告诉我，雷先生要为我介绍一个男朋友，对他说：”那个女孩子还不错。”我大笑说：”请告诉雷先生，那个女孩子马上就要做妈妈了。”半个世纪过去了，一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当年雷先生要为我介绍的男朋友是谁。 我进了《自由中国》不久，就开始用本名写散文和短篇小说。一天，雷先生一进屋就对我说：我看到你文章了，你做我们文艺编辑吧。又过了一阵子，他说：你写得不错，参加我们编辑委员会吧。 那时台湾文坛几乎是清一色的八股，很难看到框框以外的纯文学作品。有些以作品出名的人把持台湾文坛。《自由中国》决不要八股。郭衣洞（柏杨）的第一篇讽刺小说《幸运的石头》和司马桑敦的第一篇小说《山洪暴发的时候》，就是在《自由中国》登出来的。郭衣洞以柏杨的火辣辣的杂文出名还是多年以后的事。有心人评五十年代的台湾为文化沙漠，写作的人一下子和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传统切断了，新的一代还在摸索，成熟的文学作品很难找。有时收到清新可喜的作品，我就和作者一再通信讨论，一同将稿子修改润色登出。后来有几位在台湾出名的作家当初就是那样子在《自由中国》发表作品的。《自由中国》文艺栏自成一格。 《自由中国》创办时的编辑委员有十人左右，有国民党党员，如雷震，也有学者，如北大教授毛子水和张佛泉，也有血气方刚的理想者，如殷海光，也有思想清明的文人，如戴杜衡，夏道平。也有国民党官员，如”长”杭立武，台湾银行总经理瞿荆州。宋文明是后来参加的。 我在南京就见过杭立武。1948年我刚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一位父执辈介绍我去见他，他当时是”副部长”。”你要找工作吗?”他问我。我回答：”是的。””你可以教什么呢?”他又问。我说：”我不要教书。”他笑了：”那你要什么样的工作呢?”我的回答很简单：”不知道。”他摇摇头，无可奈何笑笑。我在台湾第一次见到杭先生，是在《自由中国》编辑委员会上。他一眼就认出我，笑着说：”我们早认识了。”《自由中国》创刊时，”长”是杭立武，由””按月贴补经费，后来他出任驻泰国”大使”，贴补经费才停止。《自由中国》创办时就是这么一个奇怪的组合，是界乎国民党的开明人士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的一个刊物。这样一个组合所代表的意义，就是支持并督促国民党政府走向进步，逐步改革，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而《自由中国》对于自由民主的改革主张，也应该是国民党政权所能容忍的，与现实权力应该不会有严重的冲突。 我是编辑委员会上最年轻、也是唯一的女性，旁听编辑会议上保守派和开明派的辩论和他们清明的思维方式，是我的乐趣，不知不觉间影响了我的一生。我在《自由中国》11年（1949-1960），如鱼得水，我的个性受到尊重，我的创作兴趣得以发挥，最重要的是，我在雷震、殷海光、夏道平、戴杜衡那些人身上看到的，是为人的嶙峋风骨和做人的尊严。半个世纪以后，我在这爱荷华河上寂静的鹿园，写下这篇回忆，心中充满了感激。[返回目录]bookbao8 最好的txt下载网
雷青天2
《自由中国》创刊时，雷先生是偏向保守的，那就是说，偏向国民党的。殷海光那时和我家一同住在松江路124巷3号，还没结婚，在我家搭伙，常常和我们以及二三好友如黄中闲谈到深夜。他和我家三代（我母亲，两个小女儿以及我自己）近如家人。他那时就有胃病，一颗颗饭往嘴里喂，仿佛嚼蜡似的。谈到《自由中国》，他就气得两眼发火地说：”雷震!到底还是个国民党!雷震在基本的思想形态、行为模式和待人接物的习惯上，他和老牌国民党并没有根本的差别!” 我到台湾最初几年很不快活。我开始写作，身兼两份工作，也做点翻译赚稿费养家。我家庭负担很重。我的大弟、母亲年轻守寡望他成龙的那个弟弟汉仲，1951年3月空军例行飞行中失事，年仅25岁。我和正路水火不容的性格在现实中突现出来了，不和，也不能分，只有那么拖下去了。《自由中国》办公室，气压低得叫人透不过气来，雷先生的旧部属刘子英只是个会计，但他摆出一副主子面孔，作威作福，什么事都管。工作人员只有四五个人，每天还得在一个本子上签到。有一天，我迟到了半小时，刘子英就在我名字上打了个问号。我们全讨厌他，叫他奴才。一间办公室不够用了，我搬到院子角上一间小屋里，很高兴有自己的小天地了。后来雷先生安排刘子英到”中日文化经济协会”去了。皆大欢喜。 雷先生对以前在大陆跟他工作的人都很照顾。刘子英在1950年从大陆到香港，雷先生保证他入境台湾，并接济旅费，安插他在《自由中国》担任会计工作。据刘子英自己所说：”我到达台北第一天，自然先到金山街谒见雷先生和其夫人宋英女士，先生夫妇仍是往日那样和蔼慈祥，对我在南京的遭遇垂询备至，也问到留在南京的同人生活情形，乃就所知一一陈述，并将去看傅学文事讲了出来，因她也算是国民参政会的一分子，先生听了并不在意，且问及她在做什么和邵力子的近况，我也据实以告。” 第一任编辑李中直在《自由中国》创刊不久就去了香港，由黄中继任。他是我中央大学同学，高我一年，自称学长。他那个人就和他走路一样，一阵轻风撩来，潇洒自在。他为人谦和宽容，很有亲和力，是排纷解难的那种人，是老中少都喜欢的那种人。他是水，雷先生是火。火要烧起来了，悠悠细水洒来，火就平息了。但他也不是息事宁人，他另有途径，转弯抹角达到目的。他对有问题的文章，细心琢磨，提出稳健的意见，雷先生微笑着同意。他工作八年期间，《自由中国》已在言论上闯了几次大祸了。社论多由殷海光、夏道平、戴杜衡执笔。殷海光锋利，夏道平和戴杜衡稳练。《自由中国》的社论，若是殷海光写的，雷先生看过之后，夏道平和戴杜衡字斟句酌。后来宋文明先生也加入《自由中国》，也是编辑委员，他也有缓冲的作用。他们将殷海光才气纵横文章里的利刃尖刺，该拔的拔，该磨的磨，字里行间仍有直言敢谏的气魄。 1951年，《自由中国》创办两年之后，台湾发生一桩高利贷的金融案件，台湾省保安司令部人员设下陷阱圈套，引诱犯罪人上钩。雷先生抵挡不过殷海光、夏道平、戴杜衡这些开明分子的愤慨，由夏道平执笔写篇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自由中国》和台湾统治权力的冲突，也就从那篇社论开始了。保安司令部将该期《自由中国》扣押了，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辑竟要逮捕《自由中国》编辑，幸有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部司令吴国祯发现而制止，才没抓人。《自由中国》写了一篇《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赔罪道歉，这才了事。 马之骕1949年在中国大陆搭船去广州，船过基隆装卸货物，他趁机到台北拜访老师王聿修教授，王教授愿保他入境，并解决食宿问题，他就留下了。后来不知何故，被保安司令部抓了起来，王教授保释无效，古道热肠的雷先生出面，才保释他出狱，那时的雷先生还和当时的权势有很好的关系。马之骕东北人，一个漂亮小生，为人圆和，办事周到，逗人喜欢，雷先生聘他为《自由中国》经理。那就是天真宽厚的雷震，没想到什么”包庇匪谍”之类的事。当然，马之骕绝不是”匪谍”，但他已在保安司令部记录在案了。马之骕对政治没兴趣，一心想结婚，带着照相机到处追女孩子。那时候，买个照相机可是件大事。他照片照了一叠叠，见了面他就向我们炫耀漂亮女孩的照片。每次的照片不同，照片上的女孩子也不同。我们为他干着急，他仍然笑眯眯的，不断照相，不断给我们看照片，终于看到一个清清爽爽的女孩子，瘦高个头，眉清目秀。现在可只那一个女孩子的照片了：坐着，站着，微笑，假嗔，凝望，斜视。不久，马之骕也上照片了，和那女孩牵着手，挽着臂，并排坐，相依偎，两人之间没有空间了。结婚请帖到了。在婚礼上，马之骕神态严肃而满足。 雷家有个司机老瞿，跟着他从大陆到台湾。雷先生到台湾后，正如他夫人宋英所说的：房子越住越小，车子越坐越大。雷先生坐公共汽车，司机用不着了，老瞿就帮他办些杂事，提着他的文件包跟他到处走动。雷先生在社里工作时，他就在社里帮忙发行，然后一同搭公共汽车回家。出出进进，如影随形。老瞿是个老好人，实实在在，一副敦厚相。他和雷先生都是大块头大嗓门，一阵阵旋风似的，呼的一下冲进《自由中国》社。有时候，雷先生跑到窗口指着巷口对我们大叫：”你看!你看!那几个特务还在那里!坐在吉普车里!看他们再怎么办?”说完就开心大笑。又赢了一场捉迷藏的游戏，且等下一场了。老瞿有时还为雷先生补充：”他们开吉普车追，我们就跳出计程车，跳上公共汽车。他们丢了吉普车，也上了公共汽车。他们从后门上，我们就从前门溜走了。公共汽车开了，我们就向他们招招手。”[返回目录]
雷青天3
1951年《政府不可诱民入罪》那篇社论闯祸以后，雷先生在回忆录里写到当时所受的干扰： 当时我住在台北市金山街一巷二号，两个特务向对面人家借了一条长板凳，守在门口，香烟和香蕉皮丢在地上。我家佣人在房上给他们照了一张相，他们全不知道，还有一个特务骑着一辆脚踏车在我住宅四面兜圈子，大概是怕我从后门溜走了。弄得全家人不安，连午饭也无心思吃。自此以后，金山街一巷二号住宅，就有人常监视着。 当时远在美国，而担任《自由中国》半月刊名义发行人的胡适，立刻来信要辞去发行人名义。他说那是抗议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自由中国》没有胡适做护身符了，雷震一个人是否顶得住撑下去?他是否会向权力妥协?那时雷先生还有党内党外开明人士的支持。后来各有各人
本文链接:
http://m.picdg.com/11_11085/286311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