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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社会问题变成我国的政治议题。”和尚们”可以永远互相推诿下去,但是当抬高的水位开始淹没城市时,它可不分太平洋东岸西岸。

    他人瓦上霜

    如果有20万人在你家门口被打死、被弓虽暴、被、被赶出家门,你会感到什么呢?如果你有基本的正义感,应该会对施暴者感到愤怒,会有帮助弱者的冲动,或至少为自己不能够帮助他们而自责和羞愧。但是如果这20万人是远在万里迢迢之外呢?远到非洲呢?确切地说,远到一个你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地方――苏丹达富尔呢?

    也许你不会有任何感觉。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看”快男”看”快男”。

    从03年初开始到现在,据联合国的数据,苏丹的武装冲突已经导致了40万人的丧生(一般国际组织的统计人数在20-40万之间,苏丹政府自己的数据是1万,这篇文章暂且采用下限20万的数据),其中无数的死亡并不是武装冲突本身的结果,而是由苏丹政府支持的”加宁韦德”组织针对达富尔地区的非平民的袭击所致。虽然联合国仍然采用”人道主义灾难”来形容达富尔危机,但是世界上一些主要的媒体和国际组织都将它定性为”屠杀”或者”种族清洗”。

    而我们大多数人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看”快男”看”快男”。

    但是,如果仔细去深想的话,你也许会产生些许不安:难道你家门口的那20万人,生命比达富尔的那20万人更宝贵?难道我们能够仅仅用自己”看不见”去为自己的冷漠辩护?问题是,在一个信息全球化的时代,一个网络世界已经大大削弱信息封锁效力的时代,所谓的”看不见”其实仅仅是选择性失明而已。

    的确有人感到了这样的不安,所以我们才看到在美国,这个同样距达富尔万里迢迢的地方,竟然有成千上万人在吃饭、睡觉、娱乐之外为达富尔人的命运呼吁。不但要扫自家的”门前雪”,还要去管他人的”瓦上霜”。

    美国为达富尔呼吁的组织里,最有号召力的是”拯救达富尔联盟”。它04年6月成立,由160多个非政府组织结盟组成,目的是提高美国社会对达富尔危机的认识程度、敦促政府采取更多的干预行动。06年1月,该联盟发起了”为达富尔发出一百万个声音”的行动,号召100万个人给布什总统发明信片,要求美国政府为阻止屠杀、保护平民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到6月底,该活动成功结束,第100万个签名的人是希拉里·克林顿。

    ”拯救达富尔联盟”还与其他组织合作,于06年4月底在华盛顿举行了”拯救达富尔”的示威活动,要求增强联合国维和行动和国际救援行动。中有很多政界要人,也有乔治·克鲁尼这样的电影明星闪亮登场,但最重要的是,有10万普普通通的美国人参加,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同年9月,纽约市也举行了类似的。

    除了”拯救达富尔联盟”,还有其他组织团体也在积极行动。比如”屠杀干预网络”,专门致力于动员群众给本地的国会代表施压,”提高政治家对屠杀保持沉默的成本”。它给政治家们的”达富尔表现”建立了一个打分系统,积极支持经济团体对苏丹撤资,批评美国政府对维和行动支持力度不够,最近又发起一个”询问候选人”的活动,”逼迫”08年总统候选人们在达富尔问题上表态。再比如”学生立即行动:达富尔”组织,主要通过学生的力量来给政治家施压。05年11月,学生们通过给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卢格的政治捐款人施压的方式,加速了国会”达富尔和平与责任法案”的通过;06年4月28日,850个学生参与了”学生游说日”活动,从全国各地来到华盛顿,和他们的国会代表举行会谈;同时,到目前为止,学生们还成功了推动了30所大学和8个州断绝与苏丹的投资关系。其他象”大屠杀纪念馆”、”观察”、”救援”、”医生无国界”等等组织,都纷纷以各种方式采取了行动。

    表现达富尔主题的文艺作品也开始出现。流行美剧”急诊室”、”西翼”、”第七天堂”都有与”达富尔”相关的剧情。反映达富尔危机的电影、音乐、漫画、书也都纷纷出台。06年12月的一个民意调查显示,62%的美国人认为政府应该把阻止达富尔屠杀当作一个优先政策,在外交政策上,其重要性仅次于伊拉克问题。正是因为来自民间的这种压力,加上达富尔本身的严重事态,美国政府对达富尔危机采取了一些积极干预的行动。从06年8月”达富尔和平与责任法案”的通过到布什政府对冲突双方的几次调停,从公开谴责苏丹政府到对苏丹政府实行经济制裁,一定意义上都可以说是民间努力的结果。

    当然,仅仅用”心地善良”来解释这些去扫他人”瓦上霜”的”非理性”行为是不够的。这种风起云涌的人道主义关怀,很大程度是活跃的公民团体动员能力的表现,而不仅仅是民间自发的热情。就算民间能够自发地迸发高度热情,这种热情的”可持续发展”,往往要依靠民间团体的机构力量。10万人为了”远处的痛苦”而聚集到白宫面前,绝不可能是谁一挥胳膊就能实现的,只有公民社会发达的组织资源才能让一盘散沙的社会在必要时迅速”凝结”起来,并且通过源源不断的”创意”给人们冷却下去的激情加温。当然,发达的公民团体也绝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政治自由、政策导向、一定的经济水平、长期的公民意识教育的结果,一句话,美好的人性源于美好的制度。

    美国社会对达富尔危机迸发的异乎寻常的热情,也与当年的卢旺达屠杀有关。1994年春夏之交卢旺达有近50-100万人被屠杀,无论是联合国还是美国都没有及时采取行动干预。美国社会始终对其当初的沉默所带来的恶果不能释怀,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这次面对达富尔危机的激烈反应,可以说是美国社会”赎罪”的一种努力。

    在所有的杀人武器中,沉默无疑是最凶猛的。当苏丹总统巴希尔用主权理论将联合国维和部队描述成”殖义势力”时,他是在试图给人类的恻隐之心划一个国界。而当那10万个人站在广场上为远处的痛苦呐喊时,他们仅仅是在表达人类天然的同情心,他们在说,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一个无法用选择性失明为冷漠辩护的时代,我们只能做一个世界公民。

    大学排名与选美

    大学排名与选美

    每年9月份,美国一份叫《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的杂志,都会登出下一年美国各大学的排名。每当这个时候,美国许多大学的校长都会如坐针毡,象那些等待比赛揭晓的选美小姐一样惴惴不安。等到结果出来,他们该哭的哭,该笑的笑。这些校长的紧张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哪个大学排名靠前,它的生源、财源、师资都会水涨船高,如果哪个大学靠后了,那它在各个方面都是门庭冷落车马稀了。

    《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是一份商业周刊。1983年开始,秋季有一期给大学排名,其排名的主要标准是:同行鉴定、师资力量、学生录取率、辍学率、毕业率、财源、校友捐款率。很多其他商业报刊,比如《时代》、《商业周刊》、《华尔街日报》,看到《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的大学排名期卖得如鱼得水,也都纷纷效仿,打出自己的排行榜。一时间,美国的大学排名,很有点象亚洲流行音乐界一样,左一个”华语榜中榜”,右一个”亚洲金曲榜”,让人眼花缭乱。在《美国新闻》中排第三的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在《时代》可能排第六,在《商业周刊》中排第九。

    对于我们这些看热闹的,看美国大学的排名,无非是看谁排了第一第二,谁进了前十,正如我们看选美的时候,激动不已地等待谁得了”最上镜小姐奖”,谁得了”最佳体态奖”。每年打头阵的,无非是那些牛校: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麻省理工、加州理工、哥大、康奈尔、宾大――虽然”年年岁岁人相似”,但是大家还是对哈佛和普林斯顿位置的微妙变化有种孜孜不倦的兴趣,期待”岁岁年年花不同”。

    但是,对于美国千千万万的高考生和考研生、及其望子成龙的父母来说,这个排名就不仅仅是个看热闹的问题了。这牵涉到他们到底如何选择大学、也就是”前途”问题。哈佛耶鲁虽然很酷,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望不可及。消费不起山珍海味的穷人,就是挑白菜豆腐,也要在菜市场里精打细算地转来转去。这些排行榜,也算是给这些”穷人们”一点虚虚实实的方向感。

    但是,很多人,尤其是大学界,对这些”榜中榜”很不满,认为这些排行榜不过是商业周刊骗钱的把戏。96年的时候,斯坦福大学的校长就给《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写过一封信,大意是:一个大学的师资、财源、学生每年都很稳定,它的排名怎么可能象一个政治家的支持率一样剧烈波动?凭什么哈佛去年排名第一,今年排名第三?西北大学去年第十八,今年第九?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这个杂志为了每年都产生新的”卖点”,在没有什么新数据的情况下,不惜每年更改计算公式,以制造一种虚假的新意。

    并且,这些排名夸大了各个大学之间的差距。比如说,前十位甚至前二十位的大学之间的差距,从统计上来说,微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给读者产生的印象,却是排第一位的普林斯顿和排在第二十位的伯克利完全不可比。这样的排名,无非是呼应人们社会分化、精英崇拜的原始冲动,助长”以校取人”的风气,使教育成为强化社会等级制的基石。”他都是排名第一的商学院毕业的ba了,他当然可以起薪20万”――至于他对社会真正的贡献,倒是无人问津。

    更重要的是,教育真的象一瓶矿泉水一样,是一个普通的消费品吗?一瓶矿泉水,你再”态度端正”地去喝,也不能把苦的喝成甜的,但是教育不一样。教育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如果你”态度端正”,就是在一个二流的学校,也可以进行一流的学习。那些排行榜,无形中给”消费者”造成一种印象,就是你受教育的质量,取决于你的购买力,而不是求知欲。

    当然也不能说这些大学排名毫无用处,对于那些寻寻觅觅的高考生们,这样的排名,也许也能”节约交易成本”的作用,或至少充当一管虚假的镇定剂。对于缺乏谈资的百姓,对”最佳上镜奖”的期待也可以理解。但是,对这些风云变化的排行榜,别那么迷信就行了,把它们当花边新闻看,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毕竟,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从信息的枪林弹雨中死里逃生后,还是要从从容容”走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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