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转身向下走去。霍尔派了夏尔巴人送他们下山。

    选择下山对这三名顾客及已在几小时前返回的福兰克 ·菲施贝克来说都是艰难的。攀登对男人和女人的吸引力使他们不会轻易偏离目标。在攀登的最后阶段，我们已经习惯于常人所无法忍受的艰辛和危险。坚持到这一步必须具备超常的忍耐力。

    不幸的是，那些无视个人痛苦而继续攀登峰顶的人通常也是那些无视死亡和危险的人。这构成了每个珠峰攀登者都要面对的困境：为了成功你必须动力十足，但如果你过份迫切，你可能死亡。况且，在26，000英尺以上的地方，适度的热情和无谓的顶峰狂热之间也无清晰的界限。因此，珠穆朗玛峰的山坡上尸骨遍横。

    塔斯基、哈钦森、卡西希克和菲施贝克每人支付了70，000美元并忍受了几个星期以来的痛苦才获得这次攀登峰顶的机会。他们都是雄心勃勃的男人，不愿屈服于失败，或是半途而废。但当面临艰难的抉择之时，他们是那一天当中为数不多的几个做出了正确选择的人。

    约翰、斯徒尔特和洛返回处的巨大岩石台阶也就是固定绳索结束的地方。从此处开始，路线沿冰雪覆盖的刃峰一直到南峰顶都呈现出陡峭的角度。当我于11时到达南峰顶时，那里形成了又一个更糟糕的瓶颈地段。更高一点的地方，是垂直的希拉里石阶的切口，再稍上一点就是山顶了。出于对景色的惊叹和长途跋涉的疲惫，我变得沉默不语了。我照了几张相片，然后坐下和向导安迪·哈里斯、尼尔·贝德曼及阿那托列·布克瑞夫等待夏尔巴人在冻结着冰雪的峰脊上固定绳索。

    我注意到布克瑞夫像江布一样没有使用氧气。虽然这位俄罗斯人曾两次不戴氧气登临山顶，江布曾3次登上山顶，但令我吃惊的是费希尔竟同意他们在作为向导攀登峰顶时不使用氧气，因为这样做对他的顾客们来说是很不稳妥的。我还吃惊地发现布克瑞夫居然没有带背包。习惯上，向导的背包里应该装有绳索、急救用品、裂缝救助装备。额外的衣服和其它一些在紧急情况下帮助顾客所需的用品。布克瑞夫是我在所有山上所见到的第一个无视这些传统的向导。

    事后我了解到，布克瑞夫在离开4号营地时曾带了背包和氧气瓶；他后来告诉我说，虽然他不打算使用氧气，但他还是带了一只氧气瓶以备在”体力不支”和峰顶上使用。然而在到达平台的时候，他扔掉了背包，并让贝德曼替他背着氧气瓶、氧气罩和调节器。因为布克瑞夫没有使用氧气，他决定将负重减至最轻以便在非常稀薄的空气中获得最大的成功机会。

    以时速20节行进的微风掠过山脊，将一缕积雪向远方吹送过去，头顶的天空仍是湛蓝一片。当穿着羽绒服在海拔28，700英尺的太阳下闲逛并在缺氧而引起的麻木状态下盯视着世界屋脊之时，我完全失去了时间概念。没有人注意到汪多吉和霍尔队伍里的另一名夏尔巴人诺布正与我们坐在一起呷着茶而丝毫没有继续上行的意思。在大约 11时40分的时候，贝德曼终于开口问道：”晦，汪多吉，你是继续固定绳索，还是另有打算？”汪多吉很爽快地回答了一声”不”--可能是因为没有费希尔队的夏尔巴人在那里分担工作。

    贝德曼对南峰顶聚集起来的人群渐感担忧。他建议由他、哈里斯和布克瑞夫这3名向导亲自动手安装绳索。听到这些，我很快提出帮助他们。贝德曼从他的背包里掏出 150英尺长的一盘绳索，我从汪多吉那里抓住另一盘绳索，我、布克瑞夫和哈里斯于中午时分开始在峰脊上穿针引线了。到完成为止，又一个小时已悄悄溜走。氧气瓶并不能使峰顶感觉起来如同海平面。当我在南峰顶攀登时，我的调节器以每分钟两升的速度输送氧气，但每当我跨越完一级台阶，我还是不得不停下来大口大口地喘三四口粗气。然后我再迈开一步，接着不得不停下来再喘上几口气--这是我所能达到的最快步伐。因为我们的氧气装备提供的是一种压缩气体和周围空气的混合物，所以在海拔29，000 英尺的地方使用氧气瓶的感觉与在海拔26，000英尺的地方不使用氧气瓶相似。但氧气瓶还具有许多难以被量化的优越性。

    当我沿峰脊的刃部攀登并大口大口地向疲惫不堪的肺部吸入氧气时，我感受到了一种奇妙而不合情理的平静。橡皮面罩外的世界虽历历在目，但并不真实，仿佛一部慢镜头的电影在我的护目镜前闪动。我感到被麻醉和无拘无束的感觉。我完全与外界隔离开来。我不得不一遍遍地提醒自己一切都处在危险之中，我将用生命偿付每一次蹒跚的步履。

    在南峰顶上攀登了半个小时之后，我到达了希拉里石阶的脚下。作为所有攀登地形中最著名的险关之一，这里几乎垂直的40英尺高的岩石和冰雪让人看起来感到毛骨悚然。但正如所有严肃的攀登者想做的那样，我非常想抓住绳子的”最前端”做领路人。但很显然，布克瑞夫、贝德曼和哈里斯也都有同感。缺氧造成的思维混饨使我认为他们会同意一名顾客找当这令人垂涎的领队任务。

    最终，我们当中惟-一名曾攀登过珠峰的高级向导布克瑞夫获此殊荣。依靠贝德曼的帮助，布克瑞夭成功地征服了险关。由于进程缓慢，当他吃力地爬向石阶的顶部时，我紧张地注意到了时间并担心我是否会用光氧气。我的第一瓶氧气于早晨7点钟在平台上消耗殆尽，大约维持了7 个小时。以此为标准，我在南峰顶上曾估算出我的第二瓶氧气将在下午2点钟用光。当时我愚蠢地认为我将有充足的时间登上峰顶并返回南峰顶拿到第三瓶氧气。但现在已经过了1点钟，我开始焦虑起来。

    在石阶的顶部，我向贝德曼诉说了我的焦虑，并询问他我是否可以暂停帮助他沿山脊固定最后一盘绳索而直奔峰顶。”去吧，”他友好地说，”我来负责绳子的事。”

    当我缓步登上通往山顶的最后几级台阶时，我有一种沉于水下的感觉，生命以缓慢的速度前进。然后我发现自己带着空空的氧气瓶和一根残损的铝制勘察杆站在了一层薄薄的呈楔面状的积雪上。没有更高的去处了。一串佛教的祈祷旗帜在风中猛烈地摇摆，在下面很远的地方，山的另一侧是我从未见到的景观，干燥的西藏高原如一片无垠的暗褐色泥土向地平线铺展开去。

    登临珠峰峰顶本应激起一阵强烈的自鸣得意。在与种种困难抗争之后，我终于实现了从孩提时代就立下的目标，但我每一次自我陶醉的冲动都会因为对摆在面前的漫长而危险的下山路的忧虑而熄灭了。

    走进空气稀薄地带（to th air）第十四章

    在登山和下山的过程中，我的意识都同样迟钝。我越向上攀登，目标就变得越无足轻重，而我对自己也变得越淡漠。我的注意力消失了，我的记忆被削弱了。大脑的疲乏胜过身体的疲劳。坐下来休息是何等惬意--然而也很危险。如被冻僵而死一样，精疲力竭地死去同样令人愉快。

    -- 莱茵霍尔德 摘自《透明的地平线》

    我的背包里装着《户外》杂志的旗帜、爱妻琳达用断针图绣的小旗，还有一些我用来在庆祝胜利时留影用的纪念品。由于我的氧气越来越少，我把包里的所有东西都留在了峰顶，并在世界之巅只停留了为安迪·哈里斯和阿那托列·布克瑞夫在最高点的标志前留了4张影的时间。然后，我转身下山。在从山顶走出约20码的地方，我遇见了尼尔·贝德曼和费希尔的一名叫作马丁·亚当斯的顾客正在往上攀登。在和尼尔击掌示意后，我从一块被风蚀的页岩上抓起一把小石子，塞人羽绒服的兜里，匆忙地下山了。

    这时候，我才注意到刚才轻薄的云雾已经南移，并且充斥着整个山谷。山谷在云雾的笼罩下只显现出几座山顶。亚当斯，这个在80年代经济大发展中靠证券交易大发横财的德克萨斯人，曾是一名在云中穿梭的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他后来告诉我，在到达峰顶后不久，他就辨认出看似平静的水蒸云雾正是凶猛的雷雨的前兆。”当你在飞机上看到这样一块云团时，”他解释说，”你的第一反应就是尽快躲开，而我正是这样做的。”

    但我与亚当斯不同。我并不习惯从29，000英尺的高度俯瞰积雨云，因此，我对迫在眉睫的暴风雪丝毫没有觉察。事实上，我所忧虑的是氧气正在逐渐减少。

    15分钟之后，我来到了希拉里台阶的顶部。在这里，我遇到了正沿着同一根绳索向上攀登的人群。我的下山进程不得不被中断一会儿。正当我等人群经过时，安迪也下来了，并问我：”乔恩，我好像有些氧气不足。你能帮我看看是不是输气管给冻住了？”

    经过一阵快速检查，原来是大量结了冰的唾液把输气管堵住了，使得周围的空气不能进人面罩。我用冰镐把堵塞物凿掉了，接着请他帮我把调节器关掉，以便将氧气保存到台阶上的人群散开以后。然而，他却错误地把我的氧气阀门开到了最大，而不是将它关掉！我的氧气立刻在10分钟内跑掉了。我本来因缺氧而变得笨拙的判断力现在已荡然无存了。我感觉好像服了大量的镇静剂。

    我恍惚还记得在我等待的时候，桑迪·皮特曼经过我向顶峰爬去。接着是夏洛特·福克斯和江布。下一个是南比。她就在我脚下，被整个台阶中这最后也是最陡峭的一段路搞得狼狈不堪。我无助地看了她15分钟。她用力地想要翻过最上部的那块岩石，但她实在太疲劳了。最后，在她下面等得不耐烦的蒂姆·马德森用力托住她的臀部把她送了上去。

    不久，罗布·霍尔又出现在我的视野之中。我极力掩饰住不断增强的焦虑，感谢他帮助我到达了珠穆朗玛峰的峰顶。”啊，这次旅程看起来还真是不错。”他回答道，然后他告诉我，福兰克·菲施贝克、贝克·韦瑟斯、洛·卡西希克、斯徒尔特·哈钦森和约翰·塔斯基都已在半路返回了。

    即使我当时处于低能状态，霍尔对8名顾客中有5人返回而表现出的失望还是显而易见的。而这一感觉，我猜想，又被费希尔队伍的所有队员都仍在奋力登顶的事实大大加深了。”我真希望能有更多的顾客到达山顶。”罗布在继续动身前哀叹道。

    那时，亚当斯和布克瑞夫也在下山的路上。他们站在我的上面，等待人群经过。然而一分钟后，拥挤的台阶顶部随着”马卡鲁”、汪多吉和其他几名夏尔巴人的到来变得更雍堵了。跟在他们后面的是道格·汉森和斯科特·费希尔。最后，我在没有氧气补充的状态下在海拔28，900英尺处等待了一个多小时，希拉里台阶终于清静起来了。

    那时，我整个大脑皮层的思维开始急剧下降。我头昏眼花，并担心会失明。我疯狂地想要到达南峰顶--因为那里有第三瓶氧气在等着我。我继续迷迷糊糊地沿着固定绳索下降。我的身体由于恐惧而变得僵硬。就在台阶的下部，阿那托列和马丁绕过了我，迅速向山下奔去。而我还是谨慎地沿山脊上的绳索下降。就在距贮藏氧气处还有50英尺的地方，我到了绳索的尽头。在没有氧气的情况下，我畏缩不前。

    我向南峰顶望去，看见安迪·哈里斯正在整理氧气瓶。 ”晦，赫罗德！”我喊道，”你能给我送一瓶氧气吗？”

    ”没有氧气了！”这位向导回叫道，”这些瓶子全是空的！”这消息令人气恼。我的大脑渴望氧气。我不知所措了。就在这时，麦克·格鲁姆在下山的路上赶上了我。麦克曾在1993年无氧攀登过珠穆朗玛峰，而且他并不太在意是否一定要带氧气瓶。他把他的氧气瓶给了我。我们一同向南峰顶爬去。

    当我们到达时，我们发现氧气贮藏处至少还有6瓶满满的氧气。然而，安迪却不肯接受这个事实。他坚持认为瓶子是空的，而且我和麦克怎么说也不能使他信服。

    知道瓶里有多少氧气的淮一办法是将它挂在调节器上，然后看量度计。安迪大概就是用这个方法来检查南峰顶的氧气瓶的。在登山结束后，尼尔·贝德曼指出，安迪的调节器可能被冰堵住了，所以即使氧气瓶是满的，量度计显示的也是零。这也解释了安迪古怪的固执行为。如果他的调节器真的被冻往而没有向氧气罩输送氧气的话，这同样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安迪的判断力明显地下降了。

    然而这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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