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运动的起源

    第一章　毛泽东与原中共中央历史上分歧的由来

    1、“农民党”、“军党”和毛泽东的“书记专政”问题

    2、毛泽东在“肃ab团”问题上的极端行为与中共中央的反应

    3、周恩来与毛泽东在苏区肃反问题上的异同点

    4、在土地政策方面的分歧

    5、在军事战略方针方面的分歧

    6、党权高涨、全盘俄化及毛泽东被冷遇

    第二章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权力扩张与来自莫斯科的政策干预

    1、毛泽东逐步掌控军权、党权

    2、从毛、张（闻天）联盟到毛、刘（少奇）联盟

    3、1931-1935年王明对毛泽东的认识

    4、在“反蒋抗日”问题上毛泽东与莫斯科的分歧

    第三章　王明返国前后中共核心层的争论与力量重组

    1、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在处理国共关系和八路军军事战略方针上的分歧

    2、毛泽东的理论攻势与刘少奇对毛的支持

    3、让步与等待：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

    4、毛泽东与武汉“第二政治局”的对立

    第四章　毛泽东对王明的初步胜利

    1、毛泽东迂回反击王明

    2、关于季米特洛夫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口信”

    3、两面策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与毛泽东的《论新阶段》

    4、毛泽东的“新话”：“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第五章　夺取意识形态的“解释权”

    1、毛泽东从斯大林《联共党史》中学到了什么？

    2、“挖墙角、掺沙子”：陈伯达、胡乔木等的擢升

    3、“甩石头”：毛泽东编“党书”

    下编　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

    第六章　整风运动前夕中共的内外环境及毛泽东的强势地位

    1、四十年代初延安的社会生态构成

    2、与蒋介石、斯大林相周旋

    3、毛泽东最坚定的盟友——刘少奇及其班底

    4、毛泽东手中“出鞘的利剑”——康生

    5、毛泽东的“内管家”——任弼时、陈云、李富春

    6、扶植地方实力派：毛泽东与高岗

    7、重新调整与毛泽东的关系：处境尴尬的军方

    第七章　上层革命的开始：毛泽东与王明的首次公开交锋

    1、穷途末路的国际派

    2、进退失据的周恩来

    3、初战告捷：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

    第八章　革命转入中下层：全面整风的发韧

    1、动员“思想革命”：毛泽东究竟要做什么？

    2、冻结政治局：中央总学委的成立

    第九章　从“延安之春”到斗争王实味

    1、利用自由主义打击教条主义：毛泽东与延安“自由化”言论的出笼

    2、呼唤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王实味言论中的意义

    3、风向突转：毛泽东拿王实味开刀

    4、毛泽东为什么要给延安文化人套上“辔头”？

    5、延安文艺座谈会与毛泽东“党文化”观的形成

    第十章　革命在深入：宣传和干部教育系统的重建

    1、重建“党的喉舌”：延安《解放日报》的整风

    2、陆定一、胡乔木与“毛氏新闻学”原则的确立

    3、邓发被贬黜与中央党校的三次改组

    4、彭真与中央党校的彻底毛化

    第十一章　锻造”新人“：从整风到审干

    1、教化先行：听传达报告和精读文件

    2、排队摸底：命令写反省笔记

    3、审查在后：动员填“小广播调查表”

    4、为运动重心的转移作准备：毛泽东、康生的幕后活动

    5、向党交心：交代个人历史

    6、“脱裤子，割尾巴”：在双重压力下涤荡灵魂

    7、“得救”：“新人”的诞生

    第十二章　革命向最高阶段发展：审干、反奸与抢救运动

    1、康生机关与1937年后延安的“肃托”

    2、1940年的审干与干部档案制度的建立

    3、“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反奸（肃反）”

    4、毛泽东的“肃反”情结：从“肃ab团”、“肃托”到“抢救”

    5、毛泽东、中央总学委和中央社会部的关系

    6、在“试验田”里创造出的“张克勤案”

    7、“抢救”的全面发动与刘少奇进入“反奸”领导核心

    第十三章　“抢救”风暴下的延安和各根据地

    1、“抢救”的策略和手段

    2、中直机关的“抢救”

    3、军直机关的“抢救”

    4、西北局和边区系统的“抢救”

    5、中央党校的“抢救”

    6、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抢救”

    7、鲁艺(延安大学)的“抢救”

    8、晋察冀、晋绥、太行根据地的“抢救”

    9、华中根据地的“抢救”

    10、唯一未开展“抢救”的山东根据地

    第十四章　进两步，退一步：“抢救”的落潮

    1、“审干九条”再颁布后，“抢救”为什么愈演愈烈？

    2、中央主要领导干部对“抢救”的反应

    3、1943年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来电与“抢救”的中止

    4、甄别：在毛泽东“道歉”的背后

    第十五章　“毛主席万岁”——延安整风的完成

    1、“毛泽东主义”的提出与修正

    2、刘少奇等对毛泽东的颂扬

    3、摧毁“两个宗派”：对王明、博古、周恩来、彭德怀等人的清算

    4、修订《历史决议》：建构以毛泽东为中心的中共党史体系

    5、中共七大召开及博古、洛甫等人的公开检讨

    6、毛泽东的胜利与中共新的领导核心

    后记

    附录：“禁书”过关诉讼始末 （李宗陶)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高华 著

    上编　延安整风运动的起源

    第一章 毛泽东与原中共中央历史上分歧的由来

    一 “农民党”、“军党”和毛泽东的“书记独裁”问题

    发端于1942年春的延安整风运动，在一定意义上是毛泽东长久以来对原中共中央不满的一个总爆发。整风运动的起步有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它的近期的准备和酝酿，虽然可从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出台的一系列措施和部署中寻找到踪迹，但其根源则可追溯到苏维埃运动时期。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最高层之间积累了大量的矛盾和恩怨，双方既有过合作，但更多的却是互相猜疑和防范。在毛与原中共中央的矛盾中，政见分歧占突出地位，但其它因素——由毛的个性和工作作风而引起的对毛的反感和排斥也占据一定的比重。正是基于这些原因，中共中央对于毛泽东一直是欲用不能、欲弃不舍。

    毛泽东之在中国成为远近闻名的人物，始自于1927年秋率众上了井冈山，最先走上武装反抗国民党的道路，从此成为中共武装革命的著名领导人。在国民党方面，毛固然为其心腹大患的“朱毛赤匪”的首领；而在中共及莫斯科方面，毛则是创建了可使中共赖以生存的红色苏区的头等功臣。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毛却因其思想、行为中的“异端”色彩不大见容于莫斯科及中共中央。

    毛泽东的“异端”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与表现。

    1927—1930年，是毛“异端”萌生的阶段。在这个阶段，莫斯科和中共中央密切注视着毛泽东在江西的活动，尽管对毛的部份观点存在疑虑，对江西共产党区域的政策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总的说来，对毛泽东的意见和毛在红军、根据地内的领导地位是承认和尊重的。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看到了毛泽东对中共所作出的重大贡献，这就是在1927年国共分裂后最严重的形势下，毛以极大的勇气和智能开辟了一块中共领导的根据地，发展了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军队，使中共在国民党统治的汪洋大海中有了可以立足并实现其政纲的地盘。1928年6月，在毛泽东未出席的情况下，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仍选毛为中央委员。

    在处理毛泽东与其它重要军政领导人的关系问题上，中共中央也极为谨慎，一般都以维护毛泽东的威信为重。1929年9月，周恩来指导起草的著名的“九月来信”，在毛泽东与朱德间就红四军中前委与军委的权限关系而发生的争论中，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帮助恢复了毛对红四军的领导。1

    1927—1930年，毛泽东主要以军事领导人闻名于中共，其活动基本上也是围绕军事武装问题而展开，理论活动只是其军事活动的一个侧面。中共中央认为毛的理论观点仍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路线的框架之内，毛并没有要求中共中央修正以城市为中心的总路线。

    这一时期，毛泽东在江西苏维埃区域和红军中享有实际的最高权威，中共中央对江西根据地的指示基本是通过毛泽东来贯彻和实行的。对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毛根据现实和自己的需要加以灵活的解释，因而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和上海的中共中央对毛并不构成直接和具体的约束。毛所领导的红四军是维系根据地军队、党、苏维埃政权生存的唯一重要的柱石，而毛所担任的前委书记一职是红四军的最高职务。江西苏维埃区域各级党、政机构的多数负责人和主力红军的各级领导人中的大部份，都是跟随毛上井冈山，或较早参加井冈山和赣南、闽西斗争的老同志，这些人虽然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充满尊敬，但其中的大部份人在情感和知识背景等方面却和共产国际及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存在着隔膜，他们对共产国际的尊崇和服从是以尊崇、服从毛泽东来实现的，因此，在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只有通过毛泽东才能具体影响江西苏维埃区域，而这种影响大体也处在毛的控制之下。

    但是，随着1930年后中共中央对江西苏维埃区域的日益重视，中共中央的工作重心逐渐向江西倾斜，从莫斯科学习归来的干部陆续被派往江西以加强根据地的各项工作，毛泽东与中共中央的关系渐渐微妙起来。

    中共中央原先为了中共的发展和红军力量的加强，一度隐忍了对毛泽东某些“异端”观点和行为的不满，现在，从江西苏区不断传来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中共中央对毛逐渐形成了某些消极性看法。

    1、“农民党”的问题

    “农民党”的问题，是由中共湖南省委派往湘赣边界巡视的杨克敏于1929年2月25日在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提出来的。杨克敏就中共在边界地区的组织状况写道：“因为根本是个农民区域，所以农民党的色彩很浓厚。”2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也谈到类似的情况：“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份的党。”3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0 年），页169。以下称《周恩来年谱》。

    2《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载江西省档案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136。

    3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页82。

    “农民党”问题的严重性首先表现为江西共产党区域的各级基层组织的成员绝大部份都是农民。

    其次，参加中共党组织的农民中还包含许多“帮会”分子。据杨克敏的报告，酃县中共党员三、四百人，“且多洪会中人”。1

    第三，地方党组织的家族化。由于根据地只能存在于偏僻的乡村，而湘赣边界的山地又基本上处于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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