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环境下，家族—宗族组织就成为维系当地百姓社会生活的唯一重要纽带，中共在乡村的组织不可避免与这种家族—宗族结合在一起。一姓一族的成员组成党支部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

    第四，由于党组织成员几乎全为农民，文化程度很低，许多人甚至是文盲，“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党的思想训练在实施中遇到极大的困难，许多党员和基层党组织表现出严重的“地方观念、保守思想、自由散漫的劣根性”，一些最基本的党的知识也难以接受。对此毛泽东极为感慨：“说共产党不分国界、省界的话，他们不大懂，不分县界、区界、乡界的话，他们也是不大懂得的。”2杨克敏的观察和毛的看法基本一致：“农民做梦也想不到机器工业是一个什么样儿，是一回什么事，帝国主义到底是一回什么事。”3

    1 《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载江西省档案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134。

    2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页79。

    3 《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载江西省档案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136。

    尽管毛泽东与杨克敏在对党的“农民化”问题上的分析大致相同，但是两人在对问题的性质及处理方法的认识上却存在明显的差别：毛泽东只是提出党的农民成份居多的事实，而杨克敏则认为边界的党组织是“农民党”；毛认为可以通过给农民灌输通俗的革命知识将农民改造成布尔什维克，杨克敏则认为，由于农民文化如此低下，政治知识极度缺乏，“实在很难使农民有进步的思想发生”。

    杨克敏的看法实际上反映的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正统观点，即认为，只有通过党的工人阶级化才能克服“农民化”对党的危害。

    毛泽东虽然在1926年9月就曾表述过“农民最具革命性”的思想，但在1927—1928年，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概念对毛仍具有相当影响，由此出发，毛一度对党的“农民化”表现出某种忧虑。但是经过在湘赣边界一年多的游击战争和对农村经济社会状况了解的加深，毛逐渐消除了他对党的“农民化”趋向的担心。毛认为尽管农民知识低下，但政治教育可以发挥作用。至于农民文化知识少，正可避免第二国际错误思想的影响。而更现实的问题是，在江西根据地几乎不存在工人阶级，即使勉强地把所有小作坊的工匠和店员列为工人，和农民相比，在人数上也只占极小的比例。因此，毛很快就改变了对边界党组织“农民化”的批评，转而致力于对农民党员的思想训练。

    对于毛泽东的这种通过政治训练改造农民党员的观点，中共中央很难提出任何正式批评，一则因为毛泽东并未否认工人阶级的革命领导作用，二则如果按严格的苏共标准衡量，苏区的中共党组织将不成其为共产党，面对现实的唯一方法只能是依靠思想灌输使农民党员布尔什维克化。但是，中共中央对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解释方面的灵活性却有所不安。毛在一般肯定工人阶级革命作用的同时，愈加突出强调农民对中国革命的意义。在中共中央看来，毛已开始表现出“离经叛道”的趋向。

    2、“军党”的问题

    1927年1o月，毛泽东率秋收暴动队伍上井冈山以后，军队就成了维持苏区存在的唯一重要的力量，在紧张的战争环境下，党与红军已融为一体，军队实质上已成为中共党组织的化身。

    在红军中建立党组织是毛泽东吸取中共在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为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而采取的一个重大措施。毛认为中共在1927年的失败原因之一即是“我们在国民党军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1927年1o月，毛在永新县三湾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10月中旬又在酃县亲自主持了六个士兵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从此，在红军中大力发展党员成为中共一项最基本的制度。

    与“支部建在连上”相配套的是继续采用仿效苏联红军模式的北伐时代的党代表制度。自1929年起，红军中的党代表改称政治委员，连的政治委员从1931年起改称政治指导员，此称谓一直沿用至今。

    军队的重要作用尤其体现在它实际上是地方党的保姆和守护者。1928年4月之前，中共湘赣边界的地方党组织基本处在分散和工作全面停顿的状态，5月中旬，毛泽东在宁岗茅坪主持召开了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此次会议正式确定“军队帮助地方党发展”的方针，选举了以毛为书记的边界第一届特委会，毛泽东从此一身兼军队和地方的最高领导。

    然而军队主力一旦转移，地方党的生存马上就发生危机。1928年8月，遵照湖南省委指示，朱德率红军主力进攻湖南，导致“八月失败”，边界各县党组织和政权大部份解体。而一旦主力红军于9月重新占领该地区，所有的中共组织和政权即迅速重建起来。军队的作用如此显著，地方党组织隶属军队系统的领导也就逐渐被认为是顺理成章了。

    对于中共军队在根据地对党组织所起的支配性作用，中共中央的态度是矛盾和复杂的。一方面，党的领导人完全支持在军队中建立党组织，也深知军队领导地方党是艰苦恶劣环境下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又对中共军队的农民化、军队对地方党组织支配性的关系深感忧虑。

    1928年6月4日，中共中央在《致朱德、毛泽东并前委信》中虽然承认了毛泽东统领湘赣边界红军与地方党的最高权威，但对湘赣边界党和军队的工作也提出了一系列批评。中共中央对红军中农民成份的急剧增长表示严重的忧虑，认为“无论在政权机关或党的指导机关中都有很深厚的小资产阶级的农民意识的影响”，要求毛泽东注意在红军“成份上尽可能增加工农和贫农的成份，减少流氓的成份”，指示毛泽东必须“彻底地改造各级党部及指导机关，多提拔积极的工农分子特别是工人分子参加各级党部的指导机关”。中共中央还批评湘赣边界的“苏维埃政权，多是上层的委派的而无下层选举的基础”，责令毛泽东改变方式，“禁止党部和军队委派苏维埃”，“绝对防止党命令苏维埃的毛病”。1

    中共中央关于改变红军成份，调整党、军队与地方苏维埃关系的训令，实际上是一种仿效苏共经验的一厢情愿的空想。1928年湘赣边界共产党的状况与1917—1918年的俄共与苏俄红军的情形不啻相距万里。在湘赣边界形成的由农民组成的红军，和在红军指导下建立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共产党组织以及苏维埃政权的三位一体，是客观历史环境的产物。这个以军队为核心的三位一体是作为苏共模式一个分支的中国共产革命的一个基本形态，只是当时它正处在刚刚成长的萌芽状态，而不被正统的中共中央所理解。

    3、毛泽东的“书记独裁”的问题

    毛泽东既是湘赣红军的创始人，也是湘赣边界党组织的领导者，由于军队对边界共产党的存在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毛兼军队与地方党负责人于一身也就十分自然了。但是随看毛身兼二职，全部权力逐渐集中到毛泽东手中，逐渐出现了对毛大权独揽的议论。

    曾经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巡视员的杜修经在给上级的报告中指出：现在边界特委工作日益扩大，实际上一切工作与指导，都集中在泽东同志身上，而泽东同志又负军党代表责，个人精力有限，怎理得这多？2

    一度担任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开明亦有同感：特委的事总是书记一个人处理，个人专政，书记独裁，成为边界的通弊。首先泽东为特委书记时，特委就在泽东一个人荷包里，后来（杨）开明代理书记，特委又是开明一个人的独脚戏。……党员崇拜领袖，信仰英雄，而不大认得党的组织。3

    和杜修经、杨开明议论毛泽东“书记独裁”相联系，在中共中央1928年6月4日《致朱德、毛泽东并前委信》中，要求朱、毛取消红四军的党代表制，建立政治部体制，也包含了分散作为红四军总党代表毛泽东权力的意思。

    1929年，红四军内部围绕朱德与毛泽东的权限范围的问题终于爆发了一场严重争论。虽然毛泽东的一系列重大战略和战术方针比较接近实际，但是由于他的专断作风也十分明显，红四军多数干部对毛都存有不同程度的意见，4毛泽东曾一度被迫离开红四军，前往地方工作。最后，中共中央出于红四军统一和发展江西根据地的战略考虑，决定在朱、毛之间支持毛作为红四军最高领导，才解决了这场领导机关内部的危机，但是对毛泽东“书记独裁”的不安并没有真正消除。

    1 《中央致朱德、毛泽东并前委信》（1928年6月4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8）第4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页248、253、256、250、252。

    2 杜修经：《向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1928年），载江西省档案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页20。

    3 《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载江西省档案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 132、136。

    4 参见《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年），页171、205-207、348、357。

    杜修经、杨开明对毛泽东“书记独裁”的议论不是偶发的，它来源于中共中央，是处于转折年代中共路线、方针和工作方式急剧变化的产物。这个时期，中共中央在理念和党的作风上还受到俄国十月革命初期党内民主化思想及其实践的影响，因此对江西根据地的“书记独裁”现象颇为不满，所谓“群众只认识个人不认识党”，显然是指只认识毛泽东而不认识党。对此，中共中央别无他法，只能再次重申“增加工人领导力量，严格防止农民党的倾向”，“反对个人领导、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一类的意见。

    对于有关“书记独裁”一类的议论和指责，毛泽东很不以为然。1927年“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大改组，瞿秋白曾建议毛去上海党中央工作，毛泽东表示“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主动前往艰苦的农村为共产党开辟一条新路。毛在湘赣边界也经常向中央汇报工作。反观上海中央领导人，论资历不及昔日的陈独秀，论工作成绩也乏善可陈，却在上海的“洋房”里指手划脚，只能徒增毛泽东对中共中央的反感。

    综上所述，1927—1930年，毛泽东与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在重大路线方面并无大的矛盾，但已隐藏着若干不协调的因素：“农民党”的问题，“军党”的问题，以及毛泽东“书记独裁”的问题。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在日后又发展为其它一系列新问题，导致中共中央与毛泽东的关系进一步复杂化。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高华 著

    上编　延安整风运动的起源

    第一章 毛泽东与原中共中央历史上分歧的由来

    二 毛泽东在“肃ab团”问题上的极端行为与中共中央的反应

    在中共中央与毛泽东的诸多矛盾中，有关肃反问题引起的对毛的反感和猜疑占有突出的地位。但是这个问题又十分敏感，无论是毛，抑或是中共中央，都未将各自在肃反问题上的责任言深说透。相反，毛和中共中央出自不同的原因，在这个问题上还说了许多言不及义的话，造成了大量假说的流行。事实上，毛泽东是中共历史上厉行肃反的始作俑者，毛出于极左的肃反观和复杂的个人目的，直接参与领导了1930—1931年镇压“ab团”的行动。在极困难的形势下，苏区中央局书记项英作了许多努力，试图纠正毛的错误，但是中共中央却从左的理念出发否定了项英的意见，全力支持毛泽东，从而形成了毛与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的合作。以后随着肃反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中共中央才着手调整政策，而与毛的合作也走到了尾声。

    江西苏区的“肃反”运动渊源久远，它最早萌发于1928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的“洗党”。以清除“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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