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政治局作出的。1932年1月9日，临时政治局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号召“为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斗争”。同日，电令苏区中央局“急攻赣州”。

    周恩来对于是否执行攻打赣州的计划曾经有过数次变化。在未到苏区之前，周是主攻派；在抵达赣南与毛交换意见后，周接受了毛的看法。周并向上海发电表示：在目前形势下，攻打中心城市存在困难。临时政治局复电坚持原有意见，周就又接受了上海的指示，于1月10日发出训令，决定攻打赣州。4攻打赣州之役最后遭到失败。

    2《龚楚将军回忆录》，页207、357；另参见《黄克诚自述》，页100－101。

    3《毛泽东年谱》，上卷，页359。

    4《周恩来年谱》，页216－217。

    1932年3月中旬，周恩来主持召开总结攻赣经验教训的苏区中央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集中兵力向北发展、打通赣东北的主张，但遭到否定。1会议采纳了周恩来等多数人的意见：以赣江附近为中心，由彭德怀率红三军团组成西路军向赣江西岸出击，争取打通湘赣苏区；由毛泽东率一、五军团组成东路军，向闽西发展。

    4月20日，毛率军攻占了闽南重镇漳洲，其役是1932年中央苏区在军事上的最大胜利。

    漳洲战役的胜利，暂时减缓了苏区中央局对毛泽东的不满，但是随着1932年6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和上海中央强令贯彻“进攻路线”，苏区中央局和毛泽东围绕军事方针上的分歧重新尖锐起来，最终导致毛泽东的军权被剥夺。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四次围剿改变了以往的战略：先打湘鄂西和鄂豫皖苏区，以扫清中央苏区的外围；继而重点进攻中央苏区。为应付这种新的变化，1932年6月上旬，中央临时政治局和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赣南会议上撤消的红一方面军建制，任命周恩来为总政委；紧接着又仿苏联内战体制，在人民委员会下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席的劳动与战争委员会，作为战争动员和指挥作战名义上的最高机关。7月中旬，周以中央局代表的身份赶赴前方与毛泽东会合，后方则由任弼时代理中央局书记。2

    此时的毛泽东正集中全力指挥战事，但权责并不明确，毛只是以中央政府主席、中革军委委员的身份随军行动。为此，周恩来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于1932年7月25日致电中央局，建议以毛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其职权范围为指挥作战，行动方针的决定权则由周恩来掌握。对于周等的建议，中央局拒绝予以批准，坚持应由周担任总政委一职。7月29日，周恩来致信中央局再次坚持原有意见。周在信中说，如由他本人兼总政委，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使他改正错误”。3在周恩来的一再恳求下，中央局才照准周的提议，8月8日任命毛为总政委。

    毛泽东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逐渐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军事战略方针，这就是一切以保存、壮大实力为前提，绝不与敌打消耗战；集中优势兵力进攻敌之薄弱环节，“与其伤敌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在实际运用中，毛的这套作战原则，经常表现为在敌进攻前，军队进行大幅度后退，这些又恰恰被临时中央政治局视为是毛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等待主义”的集中体现。

    1932年4月4日，张闻天（洛甫）发表著名的《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文，用“中央苏区的同志”的代名，不点名地指责毛泽东的“诱敌深入”战略“表现出了浓厚的等待主义”，仅“把‘巩固苏区根据地’当作符咒一样的去念”。4

    1《彭德怀自述》，页175－176；另见《周恩来年谱》，页218。

    2《周恩来年谱》，页223。

    3《周恩来年谱》，页223－224。

    4《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页216。

    4月11日，项英从江西秘密抵达上海，向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汇报苏区工作，几个常委在发言中都对苏区工作提出严厉批评。有的常委认为，中央苏区领导在革命基本问题的看法是“民粹派的观点”，“中央区的领导是脱离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的”。有的常委在发言中认为“狭隘经验论”的实质是“机会主义障碍路线的执行”。1正是在这种背景下，4月14日，上海中央致信苏区，批评苏区中央局“不了解红军的积极行动的必要而陷入庸俗的保守主义”，命令对右倾“做最坚决无情的斗争”。2

    毛泽东对于临时中央政治局4月14日来信极不以为然，他在5月3日复电苏区中央局，明确表示“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是完全错误的”。3但是，周恩来对于上海中央一向尊重并言听计从，在收到中央来信后，于1932年5月11日主持中央局会议，表示接受中央的批评，随即宣称“立即实行彻底的转变”，“彻底纠正中央局过去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4

    上海中央一不做，二不休，于5月20日再给苏区中央局发出指示信，直接点名批评毛泽东，将其军事主张定为“游击主义”和“纯粹防御路线”，宣称“泽东及其它纯粹防御路线的指挥者”的“消极态度”是当前“极大的危险”，要求苏区中央局“以说服的态度，设法争取他（指毛泽东——引者注）赞成积极斗争的路线，使他在红军及群众中宣传积极路线，争取党和红军的干部说服他的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与危险，公开讨论泽东的观点。”5

    两个月后，上海中央又给苏区中央局及闽赣两省委发出指示信。继续批评中央局“没有及时采取进攻的策略”，再次敦促苏区中央局“进行彻底的转变”。6

    面对上海方面的再三催促，周恩来不得不兴兵作战。1932年8月初，周恩来在兴国召开中央局会议，决定发动乐安、宜黄战役，以威胁南昌，吸引围剿鄂豫皖的国民党军队。红一方面军攻占乐安、宜黄后，于8月24日进抵南城近郊，周、毛发现守敌强大，当即放弃攻城。

    从8月下旬至9月下旬，周、毛、朱率军分兵在赣江、抚河之间转战月余，这样又受到中央局的严厉指责。中央局坚持红一方面军应打永平，周、毛、朱、王稼祥则认为在目前形势下红军应以“促起敌情变化”为方针，避免“急于求战而遭不利”。 7双方电报往来十余次，互不相让。

    9月29日，中央局致电周、毛、朱、王，批评彼等的意见“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8决定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会议。这次会议即是1932年10月在宁都召开的由周恩来主持的苏区中央局会议，史称“宁都会议”。

    1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页 290。

    2《周恩来年谱》，页219。

    3《毛泽东年谱》，上卷，页379。

    4 《毛泽东年谱》，页375；另参见《周恩来年谱》，页220。

    5 中共中央1930年5月20日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电最早收于1932年7月1日苏区中央局出版的《为实现一省数省革命首先胜利与反机会主义的动摇而斗争》小册子中，1941年1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编辑出版的《六大以来》也收录了此文，1991年复被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2—1933）第8册，但是在以上所有版本中没有批评毛泽东的文字。据分析，似因1932年7月需公开出版小册子，此电文中有关涉及毛泽东的内容已被苏区中央局所删节。上述有关批评毛的电文转引自《中央革命根据地史要》，页305。该书引用的这段电文没有标明原始出处。

    6《周恩来年谱》，页223。

    7《周恩来年谱》，页228。

    8《周恩来年谱》，页230。

    宁都会议对毛泽东的指责十分激烈。会议对毛进行了面对面的批评，尤其指责毛“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上的错误”。虽然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评估攻打赣州以来的几次重大战役，但是问题最后都集中到批评毛对党机关的态度上，毛的比较正确的军事主张被会议否定，与此有密切关系。在1931年赣南会议后，毛的自傲一直是中央局与毛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因素。苏区中央局利用军事战略问题的争论，一举剥夺了毛的军事指挥权。10月12日，中革军委发布通令，调毛泽东“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1o月26日，临时中央正式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受到任弼时、项英、邓发、顾作霖等与会绝大多数苏区中央局成员的批评与指责，唯有周恩来的态度较为温和，在一些问题上为毛泽东作了辩护和开脱。

    对毛泽东批评最尖锐的是在后方瑞金主持苏区中央局的代书记任弼时和中央局成员项英。任、项根据临时中央2月以来有关加速反“右倾”的历次决议，尤其依据5月20日和7月21日中央政治局两次对苏区中央局批评信的精神，尖锐指责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军事方针和向赣东北发展的主张是“专等待敌人进攻”的保守的“等待观念”。1

    朱德、王稼祥由于一直随周恩来、毛泽东在前方指挥作战，同属四人最高军事会议，客观上也必须分担苏区中央局对毛的批评，因此在宁都会议上并不积极，只是一般地同意、附和了任弼时、项英等的看法。

    周恩来作为前方四人最高军事会议主席和前方负最后决定权的苏区中央局代表，他的看法和态度是至关重要的。周恩来在宁都会议上的表现，反映了他一贯的作风和风格，即：一方面接受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意见，另一方面又从维护党、红军的愿望出发，对毛泽东表示充分尊重。

    周恩来在发言中承认在前方的最高军事会议，“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认为后方中央局任弼时、项英等所强调的“集中火力反对等待倾向是对的”；同时也批评后方同志对敌人大举进攻认识不足，指出他们对毛泽东的批评过份。

    周强调“泽东往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供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坚持毛泽东应留在前方。为此，周恩来提出两种办法供中央局选择：“一种是由我负指挥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2

    但与会“大多数同志认为毛同志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上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也因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坚决不赞成后一种办法。会议于是通过周恩来提出的第一种办法，并“批准毛同志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3

    1《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1932年10月2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2—1933）第8册，页530。

    2《周恩来年谱》，页231。

    3《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1932年10月2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2—1933）第8册，页530。

    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已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但周恩来却因其在宁都会议上的折衷态度受到苏区中央局成员项英、顾作霖等的批评。1932年11月12日，后方苏区中央局成员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联名致电临时中央，报告宁都会议经过和争论情况，其中涉及到对周恩来的看法：“恩来同志在会议前与前方其它同志意见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在报告中更未提到积极进攻，以准备为中心的精神来解释中央指示电”，“对泽东的批评，当时项英发言中有过份的地方，但他（指周恩来——引者注）在结论中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这不能说只是态度温和的问题——我们认为恩来在斗争中不坚决，这是他个人最大的弱点，他应该深刻了解此弱点加以克服。”1

    同一日，周恩来致电上海临时中央，为自己在宁都会议上的表现进行辩解：“我承认在会议上我对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的态度，对他的组织观念错误批评得不足，另外却指正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份批评”，但“会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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