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项等同志认为未将这次斗争局面展开，是调和，是模糊了斗争战线，我不能同意”。2

    根据现存资料，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并没有接受苏区中央局对他的指责，11月26日，苏区中央局在给上海中央的电报中也称毛“仍表现有以准备为中心的意见”， 3然而根据临时中央11月给苏区中央局的复电却又看出，毛在压力下，在会议上曾被迫作出承认“错误”的表态：“泽东同志在会议上已承认自己的错误，必须帮助泽东同志迅速彻底的改正自己的观点与吸引他参加积极的工作。”4

    毛泽东既然已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自己犯下“错误”并离开了军事指挥岗位，周恩来也是在肯定毛有错误的前提下，主张对毛采取较为宽和的态度，那么继续维护以周恩来为核心的苏区中央局的团结就是当下最重要的任务了。1932年11月，临时中央复电苏区中央局，指出“恩来同志在（宁都）会议上的立场是正确的，一部分同志责备恩来为调和派是不正确的”，“为击破敌之‘围剿’，领导一致是目前最重要的”。5

    继赣南会议批评毛泽东的土地政策，1931年底至1932年初，周恩来集中纠正毛的肃反偏差，现在又在宁都会议上集中批评了毛的军事作战方针，毛在中央苏区的权势被一步步削夺。宁都会议结束后，苏区中央局书记仍由周恩来担任，当周在前方指挥作战时，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则继续由在后方的任弼时代理。1933年1月27日，博古抵达瑞金后，虽然局部调整了中央苏区的领导机构，但是宁都会议后形成的权力格局基本没有变动。

    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因在政治上蒙受打击和患严重疟疾，在长汀医院休养达半年之久。周恩来曾数次请张闻天、博古劝毛回瑞金工作。61933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致电瑞金，指示“要运用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瓦解敌军和消耗敌人的战术”，同时要求“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 7共产国际对毛的关照，对毛处境的改善有所作用。

    1《周恩来年谱》，页233－34 ；另参见《任弼时传》，页245。

    2《周恩来年谱》，页233 ；另参见《任弼时传》，页244。

    3《毛泽东年谱》，上卷，页391。

    4 《周恩来年谱》，页234。

    5 《周恩来年谱》，页234。

    6《周恩来年谱》，页245。

    7《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1933年3月），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另参见《毛泽东年谱》，上卷，页398。

    1933年春夏间毛返回瑞金，开始主管查田运动。在6月上旬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毛对一年前的宁都会议提出批评，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是，博古把毛的批评挡了回去，重申宁都会议是正确的，并说没有第一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1从此，毛未再与闻中央苏区的军事指挥事宜。只是到了1933年10月，陈铭枢、蒋光鼐、蔡廷楷派代表前来苏区联络商谈双方停战之事时，毛才被允许参与某些重要军事决策的讨论。

    根据1935年后的毛泽东的解释，在关于是否援助第十九路军的讨论中，毛提议红军应向以江浙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出击，以调动围赣之敌，打破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同时支持福建人民政府。2博古等人却拒绝了毛的正确意见，导致中央苏区在进行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时陷于孤立，成为被迫长征的主要原因。

    然而，毛泽东在福建事变期间的态度远比上述解释复杂的多。毛的有关红军出击苏浙皖赣的意见被否定，确实使打破“围剿”失去了一个重要机会，但是拒绝与十九路军合作则肯定加剧了中央苏区军事形势的危机。

    福建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在公开场合是坚决主张对陈铭枢等采取孤立政策的。1934年1月24至25日，毛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报告中说：“至于福建所谓人民革命政府，一位同志说他有一点革命的性质，不完全是反动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人民革命政府只不过是部分统治阶级以及在共产主义和反动政治之间用‘第三条道路’的虚伪口号来欺骗人民的鬼把戏而已。”3

    如果说毛泽东的上述言论是在公众场合依照中央路线而发表的，不足以表明他的真实想法，那么在内部讨论时毛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据与毛关系一度十分密切、曾担任赣南军区参谋长的龚楚回忆，在领导层讨论陈铭枢、蔡廷楷等人提出的要求与红军联合行动的会议上，毛主张采取谨慎的方法，提出“派不重要的代表到福建去与李济深等先进行试探的会商”，反对周恩来等提出的“立即派大员到福州去举行正式谈判”的意见。4

    龚楚的口述回忆只是提供了一种说法，是否完全确实，还有待新资料的发现和证实。5由于毛泽东当时不处于核心决策层，即使毛反对援助陈铭枢、蔡廷楷，这个决定仍需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作出。

    1《毛泽东年谱》，上卷，页403。

    2参见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页236。

    3《红色中华》，1934年8月1日。

    4龚楚：《我与红军》（香港：香港南风出版社，1954年），页364。关于龚楚和他的回忆录《我与红军》一书的史料价值问题，杨尚昆在1984年7月9 日的一次内部谈话中曾说：“有一个叫龚楚的，在井冈山时期就跟毛主席在一起，在中央苏区时是作战处长。此人在三年游击战争中被捕叛变，还带敌人去抓陈毅。后来，龚楚写了《我与红军》一书，在台湾、香港广为流传，书中写了他是怎样参加红军和在红军中做了些甚么工作。建国后我看了这本书，曾问过陈老总（指陈毅——引者注），他说龚楚的历史就是那个样子，叛变前的那一段历史基本上是确实的。”见杨尚昆：《在全军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84年7月9日），此讲话稿经杨尚昆修订，并征得杨本人同意后发表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党史通讯》1984年第11期。

    5龚楚在1978年出版的《龚楚将军回忆录》中修正了他在《我与红军》一书中有关苏区核心层对福建事变争论的叙述。龚楚称他前书有误，“是因当时记忆错误所致”。在《龚楚将军回忆录》中，毛泽东被改为“主张立即派大员到福州举行正式谈判”。笔者认为，龚楚的更正应予以重视，但他在1954年出版的《我与红军》中的有关叙述，的确可从另外的资料得到证实，故本书倾向于接受前一书的论断，并认为此一问题的彻底澄清还有赖于新资料的发现。参见《龚楚将军回忆录》，页513、515 。

    根据现有资料分析，导致与福建人民政府的合作不能实现，红军丧失最后机会，是由于共产国际及在沪的代表的错误指导，以及博古、周恩来的犹疑不决。

    博古原是主张联合蔡廷楷的，并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博、周认为，应该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去实现1933年1月7日中共提出的建立广泛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方针。11933年11月24日，周恩来致电瑞金的中革军委，催促早为决定红三、五军团是否参加侧击向福建前进的蒋介石入闽部队。2周并经中央同意，派出潘汉年作为红军代表，与十九路军谈判并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博古、周恩来的意见并没有获得中共核心层的一致支持，3而在否定周、博意见的过程中，共产国际及驻华代表、中共上海局则起到决定性作用。

    1933年10月25日，共产国际给瑞金来电，提出“为着战斗的行动的目的，应该争取下层统一战略的策略，国民党的广东派，以反日的武断空话（护）符，隐蔽地为英帝国主义的奴仆，这种假象是应该揭穿的。”4这份电报对中共中央转变对福建事变的态度有重要影响。在沪的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阿瑟·尤尔特、军事总顾问弗雷德和中共上海局忠实执行莫斯科的指示，他们一致认为，蔡廷楷与蒋介石之间不过是军阀间的一般斗争，中央应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斗争来加强自己在内战中的地位，不给蔡廷惜以实际的军事援助。5

    周恩来、博古等对于来自上海的意见并非从一开始就全盘接受，双方曾互相争论，电报往来不绝。10月30日，中共中央曾给福州中心市委与福建全体同志发了一封指示信，要求反对关门主义的左倾思想。但是中共中央在收到共产国际10月25日来电后，马上转变立场，在11月18日再次给福州党的书记发了一封与前信内容完全相反的信，该信大骂十九路军，声称他们与中共的停战合作只是“一个大的武断宣传的阴谋”。 6显然，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周恩来、博古作了让步，接受了上海方面的意见。 7

    1参见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页84、85；另参见龚楚：《我与红军》，页364。

    2《周恩来年谱》，页254。

    3参见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页85。

    4引自方长明：《试述共产国际与我党对闽变的策略》，载《党史资料与研究》（福建），1983年第3期。

    5 参见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页85-86。

    6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事变档案资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页120－21、133。

    7据当时任中共驻十九路军联络员张云逸的回忆，在他去福州前，博古曾指示他：“此行的目的是设法争取拉点队伍过来”，全不提如何出兵配合作战。参见张云逸：《一次重大的失策》，载《福建事变档案资料》，页226。

    至于李德，据他称，虽对他的顶头上司弗雷德的计划有不同看法，但李德自己也承认，他还是贯彻了弗雷德的指示。

    在中共决策层围绕福建事变而发生的争论中，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共对莫斯科的严重依赖和中共组织结构的不健全。1933年1月，博古抵达瑞金与周恩来等会合，成立了中共中央局，而在上海的留守干部盛忠亮、李竹声等也组成了中共上海中央局。从法理上讲，在瑞金的中央局即应是中共中央，但在1934 年六届五中全会召开之前，上海中央局也经常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活动，而共产国际驻华军事总顾问弗雷德·施特恩经常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从上海向瑞金发指示电。周恩来在前线收到弗雷德以中共临时中央名义发来的有关军事作战计划的第一份电报，是在1933年4月14日。1在1933年9月李德抵达瑞金之前，弗雷德就曾向瑞金发出四份干预苏区军事行动计划的电报。2弗雷德是李德的直接上司，1933年春才抵达上海，以后在西班牙内战中以“克勒贝尔将军”之名而著称。李德以后抱怨他是替弗雷德受过，似乎弗雷德更应为苏区军事失败而负责，而回避了他自己所应负的重大责任。

    1《周恩来年谱》，页245。

    2《周恩来年谱》，页245－246、249－251。

    至于毛泽东，有关福建事变的争论却改善了他的处境。在这一时期，毛所扮演的角色是微妙的：一方面，毛不处于有权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苏区军事形势日紧，毛的有关意见又逐渐被重视，毛的作用比1932—1933年明显增强，这为他一年多后的复出埋下了伏笔。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高华 著

    上编　延安整风运动的起源

    第一章 毛泽东与原中共中央历史上分歧的由来

    六 党权高涨、全盘俄化及毛泽东被冷遇

    自1931年11月中央代表团举行赣南会议至1934年10月中共中央机关、中央红军被迫撤出江西，是中共党权大张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党的领导机关的权威得到完全确立和巩固，没有任何军事阅历、文职党干部出身的博古、张闻天等在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老干部派的支持下，基本控制了原先由毛泽东领导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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