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弥漫着“以俄为师”、全盘俄化的气氛，而苏区的创造者、党与军队的元老毛泽东则倍受压抑和冷落。在原先由毛泽东一人说了算的江西苏区，中共中央迅速在组织上建立起党对毛泽东的优势。

    1931年春，继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之后，大批干部被陆续派往江西，其中许多人为留苏返国干部，计有刘伯承、叶剑英、朱瑞、杨尚昆、凯丰（何克全）、李伯钊、伍修权、肖劲光、刘伯坚等，林伯渠、董必武、聂荣臻、阮啸仙等一批老干部也在这一时期被调往江西，他们分别担任了党、军、政、青等机构的领导职务。

    1933年1月，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抵达瑞金，在此前后，张闻天、刘少奇、陈云、罗迈（李维汉）、瞿秋白等也先后到达。

    博古、张闻天等到达后，和以周恩来为首的苏区中央局会合，于1933年6月组成了中共中央局，实际上起着中央政治局的作用。

    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得以在江西苏区顺利地确立起领导权威，是与周恩来等的配合、协助分不开的。在中共中央局中，周恩来的力量举足轻重，缺乏苏区经验的博古、张闻天等离开周的支持是很难维持下去的。由于周恩来与留苏派形成了实际上的联盟，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局中明显处于劣势。

    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干部派与国际派的政治结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在中央常委（书记处成员）中，国际派的博古、张闻天与老干部派的周恩来、项英达成了权力平衡，毛泽东则未能进入这四人权力核心。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还进一步削弱了毛泽东的权力基础。毛所长期担任的政府主席一职被分割为中央执委会主席与人民委员主席两职。由张闻天担任人民委员主席，使得毛的政府主席一职几乎成为一个虚职。

    毛泽东之成为“毛主席”源自1931年11月7日，他开始担任新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中央执委会主席。在以后的几年中，中央执委会下虽设立了人民委员会，但实际上是两块牌子一套机构，毛基本上以中央执委会主席的名义行事。经中央局同意，毛陆续安排了一些自己的老部下，如邓子恢、王观澜、1高自立以及何叔衡等在政府内担任人民委员或副人民委员，但是在博古等发动的反“罗明路线”斗争中，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何叔衡都被批判和撤职。毛的老部下张鼎丞被撤去福建省苏维埃主席，谭震林也被调离福建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工作岗位，毛成了一位“光杆司令”。

    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对防范毛泽东在军队中的影响给予了高度的注意。1933年初，博古甫抵中央苏区，在未抵达瑞金前即曾向一些高级军事干部了解对朱、毛的看法。龚楚曾直接向博古反映，毛虽具领导政治斗争的才智和对军事战略的卓见，但其领导方式多有独裁倾向。2

    1 王观澜1931年自苏联返国进入中央苏区，长期在毛泽束的领导下工作，与毛私交其笃，毛称其为“真正改造好的知识分子”。参见赵来群：《毛泽东与王观澜》，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6期。

    2龚楚：《我与红军》（香港：香港南风出版社，1954年），页356-57。

    博古到了瑞金后，为消除所谓“游击主义”对红军的影响，指示周恩来等依照苏联红军的建制，对中央红军的作战训练、军事教育开始了有系统的改造。过去，中革军委主席一职虽长期由朱德担任，但掌握军队实权的则是副主席周恩来。博古抵达瑞金后，周对军队的领导权开始受到限制，1933年5月8日，博古、项英参加中革军委，由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前方军事行动的决定权改由后方的中央局直接掌握。李德抵达后，周的决策影响力进一步缩小，红军最高决策权又被转移到李德手中。周被削弱军权，也许与周对毛的温和态度有关。在周被削军权的同时，对毛态度冷淡的项英被允许参与军队的决策，毛则完全被排斥于军委之外，甚至连军委委员也不是。

    在军委总参谋部，正副总参谋长也分别由曾留学苏联的刘伯承与叶剑英担任。刘、叶与毛在1931年以前几乎没有接触，而与周恩来却有较深的历史渊源。

    中共中央还利用自己在干部上的优势，在中央苏区建立起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系统。

    在1931年以前，苏区的所有宣传鼓动工作全部在毛泽东领导的红一方面军统辖之下，毛享有充份的发言权和解释权。留苏干部进入苏区后，出现了解释权转移的明显趋势。

    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至瑞金后，国际派迅速在自己的强势领域——宣传解释马列方面——行动起来，建立起一系列机构和学校。张闻天担任了中共中央局宣传部长（1934年1月后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中央局党校校长、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等职。中华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的主编也从王观澜改由沙可夫担任。国际派还创办了《青年实话》、《苏区反帝画报》等一系列报刊。由国际派控制的党刊，在配合对毛的影射攻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反“邓、毛、谢、古”的斗争中，中央局党刊《斗争》直接批判“毛泽覃同志的三国志热”，明显影射毛泽东。凡此种种，皆是触发毛在几年后攻读马列、继而夺回解释权的动因。

    在共产国际的强大影响下，苏联之外的另一个苏式社会在江西苏区建成并初具规模。中共在中央苏区建立起一套直接脱胎于苏俄的政治、经济、军事动员及意识形态体制。在中央苏区内，党的领导机构——由苏区中央局、中共中央局演变而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处于主宰一切的地位。在政治局常委会下设立了党的军事决策指挥机构中革军委，下辖中国工农红军总部。中共中央建立起自己的直属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务委员会、中央审查委员会，以及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和中央机关刊物《斗争》编辑部。中共中央还直接指导共青团中央——少共中央局。在少共中央局下，另设有领导少年儿童的组织——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部。

    政府系统的创设也依照于苏联的体制。中央执委会主席与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权限范围完全类似于苏联：中央执委会主席毛泽东的地位，犹如苏联名誉元首加里宁；张闻天的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如同莫洛托夫所担任的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在人民委员会之下，也盲目仿效苏联，叠床架屋设置了十七个人民委员部及有关委员会。中央苏区管辖的江西省、湘赣省、福建省和闽粤赣省，也依此例设立了名目繁多，而实际上只是徒具形式的机构。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央苏区弥漫着浓厚的俄化气氛，许多机构的名称都有鲜明的俄式色彩：在党的教育系统，有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在军队内，有少共国际师、工人师和红军大学，以后又为了纪念被控参与指挥广州暴动而遭国民党杀害的苏联驻广州副领事郝西史，将红军大学易名为“工农红军郝西史大学”；在肃反保卫系统，有国家政治保卫局；在政府教育系统，有沈泽民苏维埃大学、高尔基戏剧学校、高级列宁师范学校、初级列宁师范学校，和众多的列宁小学。在中央苏区，还有“苏区反帝总同盟”和号称拥有六十万成员的“苏联之友会”。每逢列宁诞辰、十月革命纪念日、国际劳动节等众多的国际共运纪念日，都要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在一些重要的政治集会上，不仅要组成大会主席团，选出国际共运和苏联著名人物作“名誉主席”（如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就把斯大林、莫洛托夫、加里宁、台尔曼、片山潜、高尔基等都列为大会的名誉主席），还要发出“致苏联工人和集体农庄农民电”。

    1934年9月中旬，中央苏区的形势已极端危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主席毛泽东已被完全排挤出核心决策层，他“日夜忧思，对时局放心不下”，在得到中央同意后来到南线的于都视察。1在这里他会见了井冈山时期的老部下、时任赣南军区参谋长的龚楚。毛泽东对龚楚说：“龚同志！现在不是我们井冈山老同志的世界了！我们只好暂时忍耐吧！”说至此，毛竟凄然泪下！2

    1《毛泽东年谱》，上卷，页433。

    2参见《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年），页550。

    所有这些表明，力图在中共党内贯彻共产国际路线的博古等留苏派，在政治上已经取得了对毛泽东的完全优势。

    然而，博古等的成功仅是一种虚幻的假象，留苏派最缺乏的是军事方面的成功。在国民党军队大举围剿下，博古等不能取得实质性的军事胜利，其一切成功都尤如建筑在沙滩上的楼阁，一遇风浪，终将被摧毁。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高华 著

    上编　延安整风运动的起源

    第二章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权力扩张和来自莫斯科的政策干预

    一　毛泽东逐步掌控军权、党权

    毛泽东自诩为“以其道易天下者”， 1“道”者，个人对改造中国社会和世界所持的理想抱负也。那么，三十年代前期，毛所企盼实现的“道”，其具体内涵又特指哪些方面呢？

    作为一个已接受共产主义基本概念的中共领导人，致力于结束国家分裂混乱局面，创建一个以共产主义为价值符号的公平、正义的社会，这或许距毛当时所要实现的“道”不至相差太远。然而，此“道”与当时一般共产党人之“道”并无多少差别。毛的“道”之特殊性，即此时的毛已开始萌发若干有别于莫斯科“正统”理论之片断想法。

    毛基于多年在乡村领导农民革命之体验，已具体感受到在共产国际指挥下之中共中央诸多政策和实践与中国社会环境之间存在严重冲突，而由此冲突显示出的中国社会环境对莫斯科理论之拒斥，将严重阻碍中共在中国社会扎根，断送中共取国民党天下而代之的大业宏图。

    对于胸怀济世之志如毛泽东这样的聪秀之人，“道”之产生并非太难，其乃源于对现实的直接感悟，只要将其略加提升，“道”即可了悟于心。困难者，实现其“道”必先有其凭籍，即所谓有道无恃，道乃虚空，有恃无道，其恃也忽。只有融“道”（思想、理念）、术（策略、方法）、势（地位、权力）于一体，方可出现运动中的良性循环，并渐次向理想境界迈进。

    如果说，1927年以前的毛泽东对上述三者之有机关系尚无直接感触，那么到了1935年，在历经开创红色根据地的万般辛苦和多年党内斗争的沉浮后，毛对其间关系之体认就深镂于心了。所幸天佑中共，毛泽东这尊“本来很灵”但被扔到茅坑里去“搞得很臭”的“菩萨”，在遵义又开始“香起来”，2 并被大家捡了起来。原就素有“救小人”之志的毛，果然义不容辞，在遵义会议后立即就行动了起来。

    1参见梁漱溟：《再忆初访延安》，载《我的努力与反省》（南宁：漓江出版社，1987年），页319。

    2《毛泽东接见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等日本社会党人士的谈话》（1964 年7月10日，载《毛泽东论党的历史》（南京：南京大学印行，无出版日期），页4。

    极具现实感的毛泽东深知，在1935年，他实现其道的唯一凭藉就是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然而，遵义会议及以后陆续发生的中共核心层人事变动，只是使毛在中共最高决策和指挥系统第一次获得了发言权和决定权，离执掌党和军队“最后决定权”的距离尚远，这种状况虽非令毛满意，但在当时也只能如此。在中共面临危急存亡的紧急关头，毛选择了“见好就收”的方针，主动放下党内分歧，将全副精力用于对外，此既是毛的明智，也是形势使之然。

    1935—1936年，面对国民党的军事追击，维持中共及其军队的生存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但是对毛而言，事实上却存在着并行的两条战线。

    第一条战线是对付国民党的外部战线。不言而喻，“易天下”即是缚国民党之“苍龙”。在中共未夺取政权之前，威胁中共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力量只能是蒋介石政权。因此，如何回击并打败国民党，不仅是毛须臾不能忘怀的首要问题，也是毛用以凝聚、驾驭和统一全党的最重要的政治理念和驱动力量。

    与第一条战线相比，第二条战线虽不那么凸显，却同样重要——这即是党内斗争的战线。显而易见，欲易蒋介石政权之天下，若不牢牢掌握中共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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