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斗争中的失败已成定局。现在毛已十分具体地感受到张闻天给他带来的困窘。对于毛而言，在新的时空环境下继续违心地接受令其厌恶的对过去政治路线的评价将越发勉强，可毛又惧于在条件尚未成熟之前和盘托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从而将自己置于和张闻天及一批党的高级干部发生正面冲突的尴尬境地。

    就在这关键的时刻，1937年春夏之际，刘少奇站了出来，就党的十年路线问题向张闻天发起挑战。刘的出现打破了中枢层沉闷多时的僵局，并最终导致了毛、刘政治结合的确立。

    促成毛刘政治结合的契机是1937年2月20日、3月4日刘少奇就中共历史问题向张闻天陈述自己意见的两封信。刘少奇在这两封各长达万言的类似政治意见书的长信中，大胆地突破了共产国际和遵义会议关于“中共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结论，尖锐批评了1927 年之前及1927年以来尤其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共的极左错误。

    刘少奇的长信触及了当时中共中央的几个禁区：

    一、刘少奇认为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不仅是“右倾的陈独秀主义”，而且还有“右倾机会主义之反面的错误——‘左倾’错误”。1 刘少奇以自己亲身经历为例，猛烈抨击了广州、武汉时期工人及民众运动中已达“骇人”地步的“左倾”狂热。2刘的上述看法与共产国际和中共六大以来的历次决议严重相违。

    二、刘少奇虽然没有直接宣布中共十年来执行的是一条错误的政治路线，但反复抨击中共“十年来一贯地犯了‘左倾’错误”，并且强调十年错误已形成“一种传统”。刘少奇特别集中抨击了中共有关白区工作的方针，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全盘否定了十年政治路线。

    三、刘少奇要求在党内公开讨论党的十年历史，并且详细述说自己因坚持“正确”主张而遭“打击”的经历，把批评的矛头直指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暗示中央有关领导人要为错误承担责任，透露出要求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明显意图。3

    1参见刘少奇：《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19373月4 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802。

    2参见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1937年2月20日），载中固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5期。

    3参见刘少奇：《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19373月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805－817。

    刘少奇在1937年2月20日、3月4日给张闻天写信之前是否征询过毛泽东的意见，或得到毛的鼓励，至今虽无确切的史料证明，但根据现有资料分析，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1935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常委会派刘少奇为中央驻北方局代表，1936年春，刘少奇偕其妻谢飞从陕西临潼乘火车前往北方局机关所在地天津，于1936年3月抵达。1937年2月，刘少奇又随北方局机关移往北平，至1937年4月底返回延安。这期间刘少奇虽未返陕北，1但是1936年后，在北方局和陕北之间已建立了电台和信使联系。据1996年出版的《刘少奇年谱（1898—1969）》披露，1936年10月1日、12月2日，毛分别三次致电刘少奇，毛还在10月22日写信给刘少奇。2毛、刘通过电台交换有关对全局性问题的看法，已具备基本条件。3

    且不论毛泽东是否曾对刘少奇写信的举动表示过支持，刘少奇给中央写信都应被视为是一个重大举动。刘少奇决定向张闻天陈述自己政治意见的动机，一方面是刘少奇多年来就不满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政策，另一方面与刘少奇在北方局工作期间遭遇到党内左倾分子对新政策的强烈抵抗有关。4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即1937年的中共中央正处在调整政策的关头，中共中央内还未真正形成某个人的绝对政治权威。张闻天虽是党的总负责人，但其权力有限，其它中共领导人大都是独当一面；毛泽东尽管处于上升状态，但当时也并非是大家一致公认的唯一领袖。5因此，刘少奇给张闻天写信，不仅不会遭遇到党的历史上屡屡发生的党员因向中央陈述意见而被打成“反党分子”的厄运，相反，却有可能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刘少奇很清楚，在对党的十年历史的看法上，毛泽东与自己有很多共同语言。

    刘少奇的长信在中共中央核心层引起轩然大波。1937年3月23日、4月24日，中央政治局两次开会都讨论了白区工作问题。张闻天对刘少奇的意见极不以为然。一些同志随声附合，认为刘少奇对大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是替陈独秀洗刷，是陈独秀的“应声虫”。还有人指责刘少奇受到了张国焘的影响。6对于刘少奇有关中共犯了十年“左”的错误的看法，中央政治局大多数成员也都认为言过其实。在一片责难声中，只有毛泽东一人站出来替刘少奇讲话，称“刘并没有反对中央的野心”。

    11937年3月4日，刘少奇致张闻天的信写于北平，3月18日前刘仍在北平。周恩来在3月13日、3月18日于西安两次致函刘少奇，并转河北省委，要刘少奇等负起对留平、津地区的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参见《周恩来年谱》，页358—359。

    2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页160、169、163。以下简称《刘少奇年谱》。

    3刘少奇前往天津就任中共中央驻北方局代表时握有与陕北联络的无线电密码本。据当时担任刘少奇译电员的郭明秋回忆，她经手翻译的刘少奇给陕北的电报，上款大都是洛甫（闻天）、恩来，“有时也直接接发给毛主席”，署名则是胡服（这是刘少奇在党内长期使用的化名）。参见郭明秋：《少奇同志在北方局》，载《怀念刘少奇同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页185。

    41936年3月，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到达天津，不久又担任了北方局书记，着力纠正北方局“左的关门主义”倾向。刘少奇领导的纠偏工作，除了思想纠偏之外，还包括纠北方局领导机构的改组，因而引起北方局内部的争论。刘少奇上任后，任命彭真（1928年彭真与刘同在天津的中共顺直省委工作）取代柯庆施担任北方局组织部长，任命陈伯达为宣传部长。刘的这些措施激起柯庆施等一批原北方局领导人的不满，刘在党内频频发表文章，不指名批评柯庆施等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错误，从而埋下柯庆施与刘少奇长期不和的种子。

    5刘少奇在1937年3月4日给张闻天的信中只字未提毛泽东，刘且写道：“我国还没有中国的斯大林，任何人想作斯大林，结果都划（画）虎不成。”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817。由此可见，当时毛的权威并未得到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中共领导人的一致承认。

    6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375。

    毛的态度鼓励了刘少奇，使刘少奇敢于采取下一步重大行动，在1937年5、6月间中共中央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上，当面向张闻天发起挑战。

    1937年5月17日—6月1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白区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由于刘少奇与张闻天的激烈争论，其间曾一度中断，后在毛泽东有倾向的调和下，会议才得以继续进行。

    从5月17日到5月26日，是白区工作会议的第一阶段，会议围绕刘少奇《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刘少奇报告的主要内容是重复3月4日给张闻天信中的精神，着重批评十年来党在白区工作指导中的“左”的传统。刘的报告激起强烈反响，张闻天、博古、凯丰、陈赓等都表示难以接受刘少奇的看法，认为刘少奇的批评充满托陈取消派攻击共产国际、攻击中共的论点。1柯庆施在发言中更是指着刘少奇的鼻子骂他是“老右”。2 许多代表反对刘少奇提出的白区工作“损失几乎百分之百”的观点，不同意刘对白区工作的总体评价，坚持认为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白区工作的“总路线是正确的”。3

    由于会议上出现的紧张激烈的争论，中央书记处宣布会议暂停。6月1日至4日，中央政治局就白区工作会议讨论中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召开会议，博古、凯丰在发言中都否认刘少奇提出的有关白区工作存在着一贯的左倾盲动主义和关门主义传统的说法，只有列席会议的彭真支持刘少奇的意见。4一时形势对刘少奇明显不利。

    然而毛泽东在关键时刻助了刘一臂之力。在6月3日政治局会议上，毛作了支持刘少奇的重要发言。他一反不久前回避刘张争论的态度，明确表示刘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称赞刘在白区工作方面“有丰富的经验”，说刘系统地指出了党在过去时期在这个问题上所发过的病症，是一针见血的医生。毛甚至称赞刘少奇“他一生很少失败，今天党内干部中像他这样有经验的人是不多的，他懂得实际工作中的辩证法”。5 毛避而不谈十年政治路线问题，而是针对反对派集中批评刘少奇只讲缺点、不讲成绩，首先谈了中共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在谈论了党的优秀传统后，毛着重指出党内“还存在着某种错误的传统”，强调“这是不能否认与不应否认的事实”，从而全面肯定了刘少奇的观点，在刘张争论中有力地支持了刘少奇。6

    1参见郭华伦：《中共史论》，第3册（台北：国际关系研究所、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1971年），页189；另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传》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页258—59。

    2杨尚昆在1987年改定的《怀念少奇同志》一文中，虽末点出柯庆施的名字，但他所称的“那个坚持‘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人”明显指柯庆施。参见《缅怀刘少奇》（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页5。

    3出席白区工作会议的代表主要是北方局及所属北平、天津、河北、河南、山东、绥远等地党组织的负责人及广东代表约三十人。彭真作为华北代表团团长，是主持会议的刘少奇的助手。华北代表团的代表有柯庆施、高文华（原河北省委书记，兼原北方局书记职能）、吴德、李昌、李雪峰、黎玉、乌兰夫等。据参加过这次会议、1936年5月被任命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的黎玉回忆：刘少奇的报告“对‘左’的错误提得很急，提得也很高”。有关“白区损失百分之百”的说法“有点过头”，因为参加会议的“北方党组织的代表这么多，就说明白区的损失不能说成百分之百”。黎玉的看法反映了当时参加会议部份代表的观点。参见黎玉：《抗战前夕在延安召开的白区工作代表会议》，载《革命回忆录》增刊（1）（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42—43；另参见陈绍畴：《党的白区工作会议述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7年汇编本（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年），页295。

    4中共山西省党史研究室编：《彭真生平大事年表》（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页8。

    5《刘少奇传》，上，页26。

    6《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83；另见程中原：《张闻天传》，页372。

    由于毛泽东在发言中回避了容易引起分歧的有关过去白区工作指导方针是否犯了十年一贯的“左”的错误这个敏感问题，因此，毛的意见得到包括张闻天在内的与会者的一致同意，并成为下一阶段白区工作会议的主调。

    1937年6月6日，白区工作会议继续开会，会议进入第二阶段。张闻天有意识淡化毛泽东在6月3日讲话的倾向性，抓住毛讲话中对自己有利的内容，坚持自己的观点。1他根据自己理解的6月1日至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作了《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报告。张闻天强调“实践中的某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中共在白区工作所犯的错误性质不是政治路线错误，“不是由于什么一定的政治路线或政治倾向”，“而是在领导斗争中有时犯了策略上的错误”，这种错误“不过是整个领导群众策略与群众工作方式中的某些部份错误，而不是整个领导的错误”，党“坚决领导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张闻天坚决反驳刘少奇对中共中央在白区工作中反对“合法主义”的批评，坚持

本文链接:http://m.picdg.com/14_14910/321029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