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过去党反对合法主义的斗争，仍然是对的”，强调指出“过去一切非法斗争，是必要的与正确的，而且过去主要的斗争方式只能是非法的”。张闻天不无影射地批评刘少奇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一样，“以每次革命斗争的成败的结果来判断革命斗争的价值”，把失败的斗争看成“无意义”或“谩骂一顿‘盲动主义’完事”，指责刘少奇“看不到每一次革命群众的革命斗争，就是结果失败了，仍然有着他的巨大意义”。张闻天批评刘少奇把“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作为“钢鞭”，全盘否定中共十年白区工作的成就，强调指出“每一斗争在胜利或失败之后，必须详细的研究其经验与教训，切不要拿简单的空洞的帽子（如盲动主义、冒险主义、机会主义）去代替对于最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对党内所存在的“各种不正确思想，应有确当的估计，不要夸大或缩小，或任便给同志们‘戴大帽于’”。2

    张闻天的报告获得参加白区工作会议代表的一致拥护。在暂时不利的形势下，刘少奇被迫退却。6月9日和10日，刘少奇在会议上作结论报告，表示同意张闻天的报告，并且对自己的前一报告作了解释和自我批评：“我在会上作的报告，着重是批评‘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并不是否定过去的一切，因为主要是批评错误这一方面，没有说到其它方面，并且对某些问题缺乏具体分析，有些地方说过火了”。3

    1 参见程中原：《张闻天传》，页页371。

    2张闻天：《白区党目前中心任务》（1937年6月6日在白区党代表会议上报告之一部分），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234－236、238－239、261、263。

    3参见陈绍畴：《党的白区工作会议述略》，载《文献和研究》（1987年汇编本），页298；另参见《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83。

    1937年6月正是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刘少奇、张闻天围绕党的十年历史和白区工作评价问题展开的争论并没有获得任何实质性的结果。刘少奇试图通过检讨党的历史问题改变对十年政治路线评价的目的暂时遭到挫折。但是刘少奇、张闻天的争论给中共带来了深远影响，它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前奏和一次针对“教条宗派分子”的短促突击，为以后毛泽东、刘少奇全面批判六届四中全会政治路线、联手打倒王明等制造了舆论。

    毛泽东从这次争论中吸取了丰富的经验，他终于体会到“教条宗派分子”在党内的影响绝非一朝一夕经过一次会议就能清除。打倒“教条宗派集团”除了需要在理论上进行细致深入的准备外，还要在组织上进行精心的安排。

    刘少奇与张闻天争论的另一结果是扩大了刘少奇在党内的影响和知名度。刘少奇虽属党的老资格领导人之一，但因长期从事白区工作，在江西时期的两年仅负责领导全国总工会执行局，较少参与重大军政问题的决策，刘与当时重要的政治领导人周恩来、张闻天等的关系又较为疏远，因而在一个时期内，刘少奇在党和军队的影响力不大。与张闻天的争论，充份展现了刘少奇的思想深度和理论水平，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刘少奇有了新的认识。

    对于刘少奇与张闻天的争论，毛泽东的态度既明确又微妙。初期，毛置身于争论之外，但对刘少奇明显表示同情，毛希望刘少奇的意见能被中央领导层所接受；后期，则担心刘少奇承受不住张闻天和党内的巨大压力，于是，在6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声援刘论点的重要讲话。但是当毛看到刘的有关看法遭到普遍反对，遂决定从长计议。毛在这次论战中发现了刘少奇的杰出才干，首先是刘在白区工作方面的丰富经验，其次毛也看到了刘的理论能力，刘甚至能够引人入胜地分析十年“左”的传统和根源之一乃是“思想方法与哲学方法上的错误”，即“形式逻辑”是造成“许多错误的根源”，这给毛耳目一新的感觉。

    然而毛并没有把自己的威望全部投放在对刘少奇的支持上，因为时机还不成熟。现在毛更愿意做党内争论的最高仲裁者。既然僵局已经打破，矛盾的盖子已被揭开，张闻天受到了强烈震动，自己的威信反而因对争论所持的折衷调和态度而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因此下一步的目标就是团结张闻天。为了防止张闻天和将要回国的王明重新结合，加速“教条宗派政治组织上的分裂”，维持和加强与张闻天的合作既有必要，又有可能。

    由于有了这些考虑，白区工作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并没有立即被提拔进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委会），而于7月28日被派到太原，继续担任已从北平迁至太原的中共北方局书记的职务。

    刘少奇虽然离开中枢，但毛张联盟从此走向解体，而毛、刘长达三十年政治结会的基础却因此争论而告奠定。

    毛、刘与毛、张同是政治上的结合，但是两种政治结合之间却有显着区别。

    第一，毛张结合是战时非常状态下的临时组合。1935年初，为了共同的政治目标，毛泽东和张闻天有意忘却昔日政治上的分歧走到一起；毛刘结合也是一种政治结合，但在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不存在政治观点上的分歧，正是对原中央政治路线及其领导人的不满，使毛与刘走到了一起。而早在1932年，毛刘之间就围绕此问题彼此交换过意见，并达成了一致的看法。与毛张结合相比，毛刘结合具有更深的思想基础。1

    1据1931年秋至1932年底与刘少奇同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一度与刘少奇夫妇同住的张琼的回忆，刘少奇曾在1932年底就白区工作的策略问题写信给毛泽东，批评中共中央的左倾错误。不久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写来一封很长的回信”，表示赞成刘少奇提出的稳健主张。参见张琼：《刘少奇同志在上海革命活动片断》，载《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2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页48、47。

    第二，毛泽东与张闻天没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但是毛刘不仅有同乡之谊，而且，早在1922年，毛、刘就有工作上的密切联系。

    第三，毛张结合是两个地位相近的政治人物的平行结合。但1937年，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则远逊于毛和张闻天。因此，毛刘结合是一种以毛为核心、刘为辅助的政治结合，而非两个地位相当人物的平行结合。

    毛刘结合的上述特点，保证了毛以后在向“教条宗派分子”发起挑战时可以得到刘少奇的全力支持。毛刘的结合也预示着毛与六届四中全会后产生的领导人两年多的合作已接近尾声。

    然而，历史的发展并非直线。就在毛泽东一路凯歌行进的1937年，也有坏消息传来：远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即将携共产国际新方针返国。

    正当毛泽东加紧对中共重大方针、政策进行调整之际，半路上却杀出了一个程咬金。毛泽东面临着1935年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高华 著

    上编　延安整风运动的起源

    第二章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权力扩张和来自莫斯科的政策干预

    三 1931—1935年王明对毛泽东的认识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之后逐步控制了中共军队，并大大加强了他对中央机关的影响力。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毛泽东尚未能将他的势力延伸到中共领导机构的另一组成部份——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以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明为团长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因享有法理上和精神上的巨大优势，在中共党内获有崇高的威望，毛泽东将不得不与从未谋面的王明合作共事。

    以王明为团长的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产生的中共中央派出的。代表团中有四名政治局委员，他们是1931年11月7日抵达莫斯科的王明，1933年春抵达的康生（六届五中全会政治局委员），和1935年8月抵达的陈云（六届五中全会政治局委员）。工人出身的陈郁虽是六届四中全会上任命的政治局委员，但陈郁因在1930年末一度参与罗章龙派的活动而在政治上不被信任，被罚去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劳动，并不参加代表团的实际工作。除了这四名政治局委员，代表团成员还包括吴玉章、李立三、林毓英、饶漱石、赵毅敏，和1933—1935年赴苏的中国苏区代表团成员高自立、滕代远、白区代表孔原。中共代表团成员同时还兼任中国各赤色组织驻莫斯科的代表，黄药眠、饶漱石先后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驻少共国际代表，林毓英任中国赤色工会驻赤色工会国际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集中了中共在苏区以外最庞大的领导阵容。

    以王明为团长的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在苏联期间，正是国内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向江西苏区转移、共产国际蕴酿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新方针的时期，保持与国内联系信道的畅通成为代表团最重要的活动之一。

    中共代表团通过两个渠道与国内的中共中央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一、开通大功率无线电秘密电台。中共代表团通过共产国际的电台，和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地下电台以及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地下电台保持经常的秘密联系。因距离遥远和技术手段限制的原因，莫斯科与江西瑞金没有直接的电讯联系，而必须通过在上海的秘密电台中转。远东局和上海中央（包括中共中央迁江西后成立的中共上海中央局）分别有自己的秘密电台，远东局给瑞金的电报须由中共中央上海地下电台翻译转送。代表团与国内的电讯联系在红军长征后中断。1935年末，林毓英携密码本自苏联秘密返回陕北，国内与莫斯科的电讯初步恢复。而当1936年刘长胜再携密码本回到陕北后，在陕北的中共中央与代表团的电讯联系就得到完全恢复。

    二、派遣秘密信使。中共代表团通过回国的中共党员向国内的领导机构传递重要的信息，1933年公开赴苏访问的著名新闻记者、中共秘密党员胡愈之就曾为中共中央和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传递情报。共产国际并借助在中国国内的中共组织的协助，招募中共党员为其搜集情报，这些直属莫斯科指挥的中共党员，间或也为莫斯科与上海的中共中央传递消息。1

    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是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按照中共的组织原则，代表团的主要职责是代表中共与共产国际联络，向中共传达莫斯科的指示，在莫斯科与中共之间起上传下达的桥梁作用。代表团的另一项工作职责是领导在苏联学习、工作的中共党员。从1931年11月王明赴苏至1937年末王明返回延安，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下述三个方面：

    一、在共产国际内展开对中共及中国工农红军的大规模宣传。王明自抵苏联后，以共产国际执委和中共代表团团长的身份，经常在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发表文章，宣传中共主张，介绍苏区各方面情况。1932年，王明指派萧三以诗人身份参加在苏联哈尔科夫召开的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大会，与高尔基、巴比塞等著名左翼作家联络，以扩大中共的影响。1935年，王明又指派吴玉章、饶漱石等前往巴黎创办中共报纸《救国报》（后易名为《救国时报》）。王明并以其在共产国际分工主管拉美共产党事务的便利，指导美国共产党内的中共支部在美国创办华文报刊。

    二、领导在苏联的中共党员。三十年代在苏联仍有不少中共党员，分散在莫斯科的列宁学校和莫斯科的外国工人出版局中国部等单位。在远东地区也有一批中共党员在苏联各单位工作。由于在苏联的许多中共党员同时又是苏共党员，中共代表团所能领导的只是在莫斯科的部份中共党员，莫斯科以外的党员基本上归苏共领导。

    三、配合苏共清党，在莫斯科中共党员中厉行肃反。早在1927至1929年，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就曾密切配合校长米夫和苏联秘密警察“格伯乌”，将持不同意见的中国学生投入监狱，或送至西伯利亚和北极地区劳改。2三十年代初，斯大林开始大规模镇压在苏华人，莫斯科华侨商人被大批逮捕、流放、处死，“新经济政策”后一度兴起的华人商业繁荣的局面顿时消失殆尽，中国人在苏联的处境日益艰难。3远东地区的镇压则更为残酷，许多进入苏联境内的东北抗日游击队员被当作“日本间谍”投放到劳改营。41934年后，苏联因基洛夫被刺，再掀清党运动，王明、康生紧紧跟上。

    1三十年代初，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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