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第11册第330页的注释；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387。

    2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389；另参见a·季托夫：《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领导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1937—1939）》。载苏联《远东问题》1981年第3期，转引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页350。

    在洛川会议上，引起争议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共在抗战阶段究竟应制定何种军事战略方针。早在8月1日，毛与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等，提出中共军队应“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18月4日，毛与张闻天又致电正在山西云阳镇的周恩来、朱德等，再次提出中共军队“应执行侧面的游击战”，毛并强调“对此方针游移是必败之道”。28月5日，毛、张再致电周、朱、博古、彭德怀、任弼时等，提到“红军担负以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消灭敌人一部”，但是，毛紧接着又强调，红军只宜作侧面战，而不是“独当一面”。38月9日，毛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红军应当实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防人之心不可无，应有戒心”。8月10日，毛在致彭雪枫的电文中更是具体指导道：在与国民党方面交涉时，“要有谦逊的态度”，“不可隐瞒红军若干不应该隐瞒的缺点”，“例如只会打游击战，不会打阵地战；只会打山地战，不会打平原战；只宜于在总的战略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不宜于以战役战术上的集中指挥去束缚”。4

    毛泽东为共产党和红军的前途深谋远虑，极为担心中共军队将在对日作战中吃大亏。他知道党内许多高级干部已被爱国主义冲昏了头脑，可是毛又不能把话说得太直接，于是只能一而再、再而三，不断地向他的同事和部属反复解释，百般劝说。

    毛泽东在8月22日的发言中强调，中共必须把国内战争时期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为游击军和游击战，八路军的任务是分散兵力，用来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至于和日军作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5

    周恩来不同意毛有关八路军避开日军进攻只进行游击战的主张，他提议应以“运动游击战”作为军事战略方针。周恩来说，“还是运动游击战好”。6周恩来认为，如果避开日军，那会给党的声誉带来损害，似乎中共没有全力抗日。周表示“即使八路军在这种运动战中蒙受相当的损失，也是值得的，因为这可以在全国人民面前证明我们努力抗战”。7

    朱德、彭德怀支持周恩来的意见。朱德认为在保持中共军事独立性的同时，在一些重大战略问题上应服从南京军委会，这样做对于中共有切实的好处，八路军可以从南京得到军饷和装备。朱、彭还提出，中共军队应与国民党军队真诚合作，八路军应避免阵地战，但是应进行把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战争，即“运动游击战”。8

    1《毛泽东年谱》，中卷，页8。

    2《毛泽东年谱》，中卷，页9。

    3《毛泽东年谱》，中卷，页9。

    4转引自龚希光：《朱德与华北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6期；另参见《毛泽东年谱》，中卷，页12。

    5《毛泽东年谱》，中卷，页15；另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387。

    6参见《周恩来年谱》，页378；另参见《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 年8 月22 日），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898-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0年），页371。

    7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390；另a·季托夫：《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领导内部的两条路线斗（1937—1939）》，原载苏联《远东问题》，1981年第3期，转引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页350。

    8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页290。

    毛泽东处于少数地位，不得不暂时退却。在张闻天的调和下，洛川会议用妥协的办法，尽量弥合毛泽东与周恩来等的分歧。在对国民党抗战的评价问题上，张闻天声称，国民党所进行的战争虽然隐藏着失败的极大危险，但在另一方面，若能唤起千百万群众支持统一战线，最后的胜利则是肯定的。1张闻天的这种折衷性的表述被与会者一致接受。

    洛川会议对于军事战略方针虽然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但是也形成了某种折衷性的意见，这就是：八路军先在山西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一定程度的并肩作战，当前线不守时，八路军再分散到整个华北地区，依毛泽东的意见开展活动。2

    在洛川会议上，毛与周的分歧以双方的互相让步而得到暂时的解决。周恩来在洛川会议上虽然对毛在国共关系等问题上的消极态度有所保留，但是毛的大部份意见与周恩来并无冲突，周也同意在两党关系上要进一步冲破国民党的限制，要坚持中共对红军的领导。3然而，周恩来在洛川会议上的言论却引起毛泽东的严重不安，毛十分担心周的主张将会对红军将领产生影响，但是会议期间的一些重要组织措施又减缓了毛泽东的忧虑。1937年8月23日，新改组的中央军委成立，毛泽东正式担任了书记一职（实际上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任副书记（“副主席”），毛已名正言顺地成为党对军队的最高领导。洛川会议并决定由周恩来担任负责与国民党谈判、领导国统区中共组织的长江沿岸委员会书记，周将主要在国统区工作。这项安排也有利于毛，从而为毛泽东加紧在八路军贯彻自己的主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洛川会议一结束，朱德、彭德怀率领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一二o师、第一二九师迅速开进山西。事态的发展完全不出毛泽东之所料，由朱、彭、任弼时组成的前方中央军委军分会（亦称“华北军分会”）果然受到周恩来的影响，提出了“运动游击战”的口号（“运动游击战”又称“游击运动战”）。

    洛川会议后，周恩来于8月29日抵达西安，原准备和博古、彭德怀去南京与国民党继续谈判，并筹组中共长江沿岸委员会。8月30日、31日，毛泽东两次急电周，要周勿去南京，转赴太原，与阎锡山会谈有关红军入晋事宜。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周恩来因不满意洛川会议，故意在山西停留而不去南京，因而遭到毛的多次埋怨，此说有误，盖因张国焘当时并不完全了解毛、周之间的秘密联络。4在百废待举的非常时刻，毛似乎只图发挥周的外交与组织才干，而疏忽了周恩来留晋可能将对八路军军事战略方针产生的复杂影响。

    1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页290；另参见程中原：《张闻天传》，页390。

    2在张闻天的调和下，洛川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没有提及八路军应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作为自己的军事战略方针，这反映了在洛川会议上围绕军事战略问题而发生的争论尚未最后解决。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325-326。

    3 （原书无注）

    4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409。

    1937年9月7日，周恩来与阎锡山在代县会谈，随后又转赴大同会见傅作义，就八路军入晋后的活动区域、指挥关系、作战原则与阎、傅达成协议，双方商定八路军将以游击运动战作为作战原则。周并主动提出将派八路军一一五师配合阎军，布防平型关一带，在侧翼待机歼敌。彭德怀在与阎锡山会见时也表达了相同的意见。

    9月13日，周恩来将和阎锡山谈判情况电告毛泽东、张闻天，要求派八路军两个师迅速集中徕源、灵丘、阜平地区，依靠太行山发展游击运动战。1

    此时周恩来提出的“游击运动战”已从原先的“运动游击战”后退一步，显示了周对毛的让步。尽管周恩来的立场已有明显软化，但是，周恩来所表现出的与国民党合作的热情仍使毛泽东极为忧虑。毛泽东没有回复周要求派八路军两个师援晋的电报。2自9月中旬至下旬，毛接连电示周、彭等，反复强调中共应保存力量，“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3避免与日军发生正面冲突，在军事上保持高度行动自由，“用游击战斗配合友军作战”，4尽速向敌后挺进，创建共产党根据地。

    1937年9月17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和八路军各师正副师长，再次强调：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定作用。但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进击战争的决定作用。5

    9月21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左权等率八路军总部到达太原。当晚，任弼时、邓小平等与中共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及彭真等人开会讨论八路军行动方针问题。

    就在同一天，毛泽东再电彭德怀，以极为强烈的语气分析了华北抗战的形势，指出不管阎锡山与日军“决战胜败如何，太原与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毛批评党内有个别同志被暂时的情况所迷惑，没有深刻认识“这种客观必然趋势”，而把红军主力全部用于支持友军的正规抗战。毛警告道，如果照此办理，“势必红军也同阎锡山相似，陷入于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6毛责成彭“对个别同志不妥的观点给予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并敦促彭要“从远处大处着想”。

    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反复告诫道：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不是运动战）。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 7

    远在延安窑洞的毛泽东对于前方的周恩来和红军诸将领能否执行自己的指示毫无把握，于是只能依靠电报不断陈述自己的一贯主张。

    9月25日，毛泽东急电周恩来和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杨尚昆、朱瑞等，重申“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8

    1《周恩来年谱》，页381。

    2根据对《周恩来年谱》的分析，在1937年9月中下旬毛泽东对周恩来的电报采取两种方法处理，凡周要求加派八路军增援国民党军的电报，毛一般不予回复；周建议组织游击战争，向山地转移的电报，毛均立即复电表示同意。

    3《1937年9月12日毛泽东致彭德怀》，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337。

    4《1937年9月16日毛泽东致林彪等》，载中央档案馆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338。

    5《1937年9月17日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等》，载《毛泽东军事文选》（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年），页83。

    6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339。

    7《关于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原则的指示》（1937年9月21日毛泽东致彭德怀），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339－340。

    8《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指示》（1937年9月25日毛泽东致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等），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353。

    同日，毛泽东又致电朱德、任弼时、周恩来，提醒他们匆将红军实力暴露出来，以免遭受不测：

    目前红军不宜过早暴露，尤不宜过早派遣战术支队，……暴露红军目标，引起敌人注意，那是不利的。请暂时把我军兵力一概隐蔽并养精蓄锐，待必要条件具备时实行。1

    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所提的“尤不宜过早派遣战术支队”，实际上即是要求朱、彭勿派八路军配合国民党军作战。

    尽管毛泽东飞檄传书，三番五次急电周恩来、彭德怀等，劝说他们务必克服求战心理，爱护、保存共产党历经千辛万苦才保存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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