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利用统一战线，首先缓解陕北的剿共危机，解决红军和共产党的生存问题，继而谋求共产党和红军的更大发展。在瓦窑堡会议后，毛决定立即成立旨在瓦解进攻陕北苏区的东北军、西北军的白军工作委员会，以谋求“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成效。

    王明在万里之遥的莫斯科，则远比毛泽东“高蹈”，他的眼光并不在陕北，而是在南京。王明把统一战线的重点放在争取全国范围内实现国共合作抗日，头号争取对象就是蒋介石。1935年8月20日，陈云抵达莫斯科后，王明才真正了解到红军的实力已大大受挫。紧接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于8月25日至27日连续召开会议，决定把反蒋抗日统一战线改为联蒋抗日统一战线。1935年底，王明在巴黎的《救国时报》不断刊文，呼吁国共合作抗日。1936年1月4日至9日，《救国时报》连载王明的文章《第三次国共合作有可能吗？》，正式提出“逼蒋抗日”的主张。只是当传来蒋介石在1935年12月镇压北京学生抗日游行的消息后，王明才被迫重提“反蒋抗日”的口号。

    毛泽东和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差异自1936年后逐渐显现出来。毛泽东力主利用一切反蒋矛盾改善中共的地位，王明则强调支持蒋介石为全国抗战的领袖，坚决反对各地方派的反蒋活动。1936年下半年，围绕“两广事变”，毛泽东和季米特洛夫、王明的矛盾终于爆发。

    1936年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以“反蒋抗日”为由发动“两广事变”，中共闻之立即表示支持，称其具有“进步的与革命的性质”。1 6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政治形势》的决议，提出以中共为中心与西南建立抗日联军的主张，并且强调“在目前形势下，抗日战争与反蒋战争是分不开的”。2 与此同时，毛泽东积极推动与包围陕北的东北军、西北军的谈判，6月，中共方面已与张学良、杨虎城部签订了停战秘密协定。然而，中共联络西南的活动并不顺利，西南方面拒绝了中共的建议。7月，两广方面与蒋介石妥协，事变得到平息。尽管如此，中共方面仍取得重大收获，毛泽东不费一兵一卒解决了陕北的生存危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帮助毛泽东做成了这笔“无本生意”。

    但是，毛泽东的上述活动却遭到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指责。两广事变爆发后，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发表社论，谴责事变是“日本人试图煽起中国内战，以便利于掩盖对华北新的进攻”的一场阴谋。37月23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上发表批评中共的讲话，他说：“不能说，在政治方面，在我们在中国所遇到的这种复杂的情势下，他们完全成熟了（指中共领导人——引者注）和做好了准备。”季氏强调将抗日与反蒋并举是“错误的”，中共和西南方面联合反蒋也是“错误的”，他要求中共采取“逼蒋抗日”的方针，并给国民党发出公开信，表示自己愿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立场。季氏重申，中国现阶段一切均应服从反日斗争，他并建议中共以“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代替“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口号。4

    1《中央关于两广出兵北上抗日给二四方面军的指示》（1936年5月18日），载中央档案馆编：内部本《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0 册，页25。

    2中共中央于1936年6月13日发出的党内文件《关于当前政治形势》的中文原件迄今仍未公布。此处引文转引自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k·库库什金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载徐正明、许俊基等译：《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332。此段引文的真实性可以从1936年6月12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朱德名义发表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两广出师北上抗日宣言》中得到确定，该宣言激烈抨击蒋介石“处处替日本帝国主义为虎作伥”，表示中共愿“同两广当局缔结抗日联盟”。只是这份对外发表的公告没有像党内文件那样，直接表明抗日应以中共为“中心”。参见中央档案馆编内部本《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0 册，页30、31。

    3 a·康托洛维奇：《是烟雾还是挑衅》，载苏联《消息报》，1936年6月10日，转引自向青：《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191。

    4参见a·季托夫：《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k·库库其金：《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载《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页370-372、334－335。

    季米特洛夫对中共的指责得到了王明的支持。王明在莫斯科撰文，婉转含蓄地批评国内同志恪守过时的反蒋抗日的政策。王明问道：“为什么中共不可以与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1

    这场围绕两广事变而引发的“反蒋抗日”问题的争论，以毛泽东完全接受季米特洛夫、王明的意见而告结束。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的公开信，倡议建立国共统一战线。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通知，决定采用“逼蒋抗日”的方针。9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以“民主共和国”代替“苏维埃共和国”的口号。

    这是毛泽东主政中共后第一次与莫斯科打交道，它给毛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从此，毛泽东有了自己对付莫斯科的一整套方法，这就是对“远方”的指示，适合口味的就办，不适合口味的就拖延不办；如果“远方”的压力太大，则采取偷梁换柱的方法，对其做过加工后再执行。总之，务求莫斯科的指示与中共的发展不致有太大的冲突，更不能与加强自己在中共党内的地位相冲突。毛泽东最后接受“逼蒋抗日”的方针及和平处理西安事变，2就是依据了这种策略。结果，莫斯科虽对毛泽东阳奉阴违不满，但都因毛泽东最后还是贯彻了“远方”的意图而原谅了毛。

    毛泽东因有求于莫斯科而对季米特洛夫无可奈何，但是，对王明则是另一回事了。1936年之前，毛泽东对王明虽无好感，但两人并没有直接打过交道，与毛交恶的是博古、张闻天等人。现在王明跟着季米特洛夫的后面鹦鹉学舌，指责国内同志，这就与毛泽东发生了对抗。只是1936年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还未完全确立，王明在国际国内均享有很高的威望，毛泽东还无力与王明正面冲突，但是，王明的举措已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惕。为了防范王明影响的扩大，从而危及自己的地位，毛开始在核心层散布对王明的不满，3公开向党内的同志表明自己的心迹。

    1王明：《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为中共成立十五周年纪念和中共新政策实行一周年而作）（又题为《新中国论》），见《共产国际》（中文版），第7卷，第4、5期合刊，1936年8月。

    2 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中共“必须保持同张学良的接触”，但明确表示反对中共关于吸收张学良入党的打算。参见《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8月15日）》，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西安事变发生后，共产国际于1936年12月16日致电中共中央，命令中共必须“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一冲突”，并提出“张学良的发动，无论其意图如何，客观上只会有害于中国人民的各种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只会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1937年1月19日，共产国际再次致电中共中央，批评中共以前对蒋介石采取的错误方针，敦促中共必须“彻底摆脱这种错误方针”，并且认为中共直至1937年1月还在“执行分裂国民党而不是同它合作的方针”。参见《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

    3edgar snow:rcd star over don：randomhouse；1979），p505．

    毛已预感到他在党内的真正对手是王明。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高华 著

    上编　延安整风运动的起源

    第三章 王明返国前后中共核心层的争论与力量重组

    一 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在处理国共关系及八路军军事战略方针上的分歧

    1937年5至6月，毛泽东利用刘少奇向张闻天发起试探性的攻击遭到挫折，这表明在通往中共领袖的道路上，毛泽东还有待克服重重障碍。白区工作会议结束后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形势发生剧变，毛泽东迅速搁置对十年内战期间党的历史经验的讨论，全力应付眼前的局面。

    抗战之初，中共获得了合法地位，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毛泽东最关心的问题有两个，这就是如何处理国共关系，使中共的实力，尤其是中共军队的实力借抗战得到发展，以及如何统一在新形势下党内高层的认识，进一步强化自己在党的核心层中的地位。然而事态的发展并非总是朝着有利于毛的方向发展。从1937年8月下旬开始，围绕国共合作方针及八路军军事战略方针，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产生了意见分歧，这种分歧在洛川会议上首次表现出来，继而又表现为毛泽东与周恩来及与以朱德、彭德怀为首的八路军总部的分歧。

    1937年8月22至25日，中共为确定在抗战期间的政治路线和军事方针，在陕北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党和军队领导人共二十三人。数十年来，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这次会议都被解释为“毛泽东思想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然而历史事实是：毛的意见在洛川会议上并没有得到党内高层的一致拥护，周恩来等的主张却获得与会者的普遍共呜。

    洛川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评价国民党的抗战及确定中共对国共合作的原则；中共究竟应以“山地游击战”抑或是“运动游击战”作为军事战略方针。分歧的一方为毛泽东、张闻天，另一方为周恩来、博古、朱德、张国焘、彭德怀等。

    毛泽东认为：国民党反动本质并未因抗战而改变，因此国民党的抗战必然失败。毛认为蒋介石进行的只是一场半心半意、单方面的局部战争，这场战争无疑会归于失败，国民党迟早要投降日本，或者，如果国民党军队一部份继续作战，就会遭到日本毁灭性的打击，这样，中共就要在全国起领导作用。因此中共不能再迎合国民党，而必须保持自己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独立和自主，一旦情况允许或必要，就起来反对它。1毛泽东的上述主张，除了得到张闻天一人的明确支持外，周恩来等多数与会者均表示异议。

    周恩来在发言中提出：中共和八路军的独立只能是相对的，中共不应公开对抗南京的命令。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中共应积极抗战，信守向国民党许下的精诚合作、共同争取全胜的诺言。周恩来对毛泽东有关国民党必定会投降日本的论断也持异议。周恩来认为：“蒋介石既已开始抗战，就决不会中途妥协”，鉴于蒋介石秉性倔强以及国内外形势，没有什么可不放心的。2

    1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讲话至今尚未全文披露，现在可见的毛在洛川会议上的讲话是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此文是毛在1937年8月为中央宣传部写的宣传鼓动提纲。该提纲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据《毛泽东年谱》和《张闻天传》称，1937年8月9日，毛泽东对原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方针、办法与前途》中提出的“八大纲领”加上了补充意见，扩充为十条。参见《毛泽东年谱》，中卷，页12；程中原：《张闻天传》，页386。但是李德却说《十大纲领》系王明在莫斯科起草、经过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批准而颁布的。本处引用的毛在洛川会议上的讲话，出自李德：《中国纪事》，页288-289。李德声称，有关洛川会议上的争论情况是参加会议的博古告诉他的。毛泽东起草的宣传大纲除了包含《十大纲领》的内容外，还加上了由他撰写的“甲、乙、丁”部份，这一部份构成了毛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导言和结语。毛在导言和结语中融入了他对《十大纲领》的补充，这就是对国民党“单纯政府抗战的方针”的批评。另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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