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股血脉——不到三万的红军兵力，2但是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仍然坚持要配合国民党抗战。在周恩来的积极策划下，1937年9月23日，进驻五台山的八路军总部命令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右翼配合阎军作战，一二o师从左翼驰援驻守雁门关的阎军。同日，华北军分会常委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将有关军力部署电告毛泽东。3

    1937年9月25日，一一五师在林彪指挥下，在晋东北的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板垣师团第21旅团，歼敌千余人，取得八路军出征后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显然，一一五师首战平型关是贯彻了周恩来等关于八路军配合友军作战及“运动游击战”军事战略方针，而和毛有关避免与日军正面作战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大相迳庭。但是由于平型关战斗大大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赢得国内外舆论的高度评价，毛泽东也表示了高兴。尽管华北军分会9月23日给毛的电报和周恩来于9月24日向毛泽东、张闻天发出的八路军参与平型关战斗的军力布置的电报都未得到毛泽东的复电。4

    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平型关战斗长期被描述为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而获胜利的一个成功范例。1945年春在延安召开的“华北座谈会”上，彭德怀被指控在抗战初期违背毛泽东军事战略方针而遭受严厉指责，朱德、任弼时等也被迫对此作了“自我批评”，5林彪却丝毫未受牵连。只是到了七十年代初，林彪事件爆发，官方才把林彪与彭德怀并列，指责彭德怀、林彪是“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走卒”。即使如此，七十年代的中共党史编纂学仍未公开批评平型关战斗，因为在批判了彭德怀领导的1940年“百团大战”后，再否定平型关战斗，将有损毛泽东和中共抗战的形象。

    1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351。

    2长久以来，国共双方都激烈指责对方消极抗战，强调自己独力支撑抗战，取得打败日帝的胜利。国民党方面宣称，1937年9月26日，毛泽东曾对八路军发出下列指示：“中日战争是本党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共产党的基本政策是七分发展，两分应付，一分抗日。”参见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1分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77年），页117。前苏联方面的论著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前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高级官员罗满宁以奥·鲍里索夫的笔名出版的《苏中关系（1945-1980）》披露，毛在抗战初期要求中共和八路军“用一分力量和日本斗，用二分力量来和国民党斗，用七分力量来发展自己”。参见《苏中关系（1945-1980）》（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页100。对台湾和苏联方面的这类言论，大陆方面既不承认，也未正式否认。1976年4月，“四人帮”在上海的写作组为了影射周恩来，化名“史锋”出版了《反对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的小册子，在删去了毛泽东最鲜明的几段话后，首次不加引号地公布了毛泽东在1937年9月21日电报的精神。参见史锋：《反对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页24。由于史锋的小册子第一次披露了毛的电报，很快引起苏联方面的重视，他们认为毛的电报证明了苏联方面六十年代以来对毛消极抗战的批评。参见a·季托夫：《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领导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1937-1939）》，原载苏联《远东问题》1981年第3期，转引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页351。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页407-408。

    4毛泽东在1937年9月24日没有就周恩来报告的有关八路军参与平型关战斗的军力布置的电报作出答复，但是在同一天毛给周恩来、朱德的电报中却强调山西地方党目前应将工作重点放在五台山脉，立即组织地方支队和群众组织，一切工作应在敌占太原的设想下作布置的出发点。显然，当时毛与周恩来的思路是完全不同的。参见《周恩来年谱》，页383；《毛泽东年谱》，中卷，页23。

    5龚希光：《朱德与华北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6期；另参见《任弼时传》，第410。

    平型关战斗的胜利及其广泛的政治影响，突出了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坚持“运动游击战”的成效，一度也使毛泽东对原坚持的观点产生了稍许动摇，毛在固守原有的游击战主张的同时，对运动战不再绝对排斥。平型关战斗后的第四天，1937年9月29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阎（锡山）必要求我军与他配合来打一仗，为了给晋军以更好的影响，如果在确实有利的条件下，当然是可以参加的。” 1

    自平型关战斗获胜后直至10月中旬，毛泽东对周恩来有关建议八路军配合国民党作战的电报转而采取较为积极的态度。10月4日，毛致电朱、彭、任弼时等，指示“对于国民党交给我们指挥之部队，应采取爱护协助态度，不使他们担任最危险的任务，不使他们给养物资缺乏”。2次日，毛复电同意周在10月4日提出的有关调王震旅归还贺龙师建制，以加强阎军抵御日军进攻忻口的建议。10月14日，毛复电批准周在10月12日有关调张宗逊旅主力及刘伯承师先头团截击日军后方，配合晋军中路作战的建议。3直至10月25日，毛在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还说：“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与运动战。”4

    毛泽东对运动战态度的松动，大大鼓舞了周恩来、朱德、彭德怀。1937年10月8日，华北军分会在一份文件中正式提出八路军以“运动游击战”作为作战的战略方针。5这份文件还含蓄地批评了那种认为抗战必然导致失败的观点是“宿命论”，主张八路军在保卫太原的战斗中应配合、支持友军作战。6

    10月下旬，在周恩来的积极组织和毛泽东的默认下，八路军三个师全部出动，配合国民党发起忻口会战，重创日军，取得重大战果。

    毛泽东对八路军采取“运动战”作战方式的默许和宽容，随着山西抗战形势的变化而很快结束。1937年10月中旬后，山西形势日趋恶化，毛泽东又迅速退回到原来的立场，重谈游击战。毛甚至更进一步，开始批判起“右倾投降主义的倾向”。

    1937年10月13日，毛泽东、张闻天把给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潘汉年的电报同时转抄周恩来。毛、张在这封电报中，敲山震虎，激烈指责“同国民党和平共居”、“只知同国民党统一，处处迁就他的要求，而不知同他的错误政策作斗争”的“投降主义倾向”。

    10月17日，毛与张闻天联名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周恩来：“军分会10月8日指示文件有原则错误，望停止传达。”7同日，毛、张又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出指示，首次提出“投降主义的危险，开始成为党内的主要危险”的论断。8毛泽东、张闻天虽未挑明所指何人，但10月13日的电文和中央书记处10月17日指示所内含的对周恩来警告之涵义，则是不言而喻的。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传》（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页413。本文所引用的毛泽东这份电文在《毛泽东年谱》中卷被略去。参见《毛泽东年谱》，中卷，页25-26。

    2《毛泽东年谱》，中卷；页27。

    3周恩来年谱》，页385－386。

    4《毛泽东年谱》，中卷；页34。

    5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173；另参见《彭德怀自述》，页222－223。

    6龚希光：《朱德与华北抗战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6期。

    7《毛泽东年谱》，中卷，页31。

    8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365、372。

    周恩来对来自毛泽东、张闻天方面的讯息迅速作出反应。周在接到中共中央“坚持同阎锡山合作，但是在原则问题上不让步”的来电后，于10月21日给延安复电，声称自己“十多天均本此方针，在党内军内既反右倾，又反‘左倾’”。1周恩来的辩解在山西抗战日趋恶化的形势下显得十分软弱。

    11月18日，日军侵占太原，国民党军纷纷撤退，八路军配会国民党军作战的条件已不复存在，客观形势迫使八路军开始分散兵力，逐步从运动游击战转到游击战的作战形式。这使毛泽东更加确信自己原先对国民党抗战的分析和所坚持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12月12日，毛在政治局会议的讲话中旧事重提，他针对10月8日华北军分会训令中对抗战“宿命论”的批评，指出，公开批评中央是失败主义是不对的。2尽管华北军分会所讲的“宿命论”主要是针对以刘少奇为首的北方局，但由于毛在9月21日电报中实际上也是持这种观点，因而毛将这种批评看成是针对自己的。

    使毛难以容忍的是，八路军在1937年11月至1938年2月仍然进行了几次集中作战。1938年2月，彭德怀指挥的八路军为配合阎锡山“反攻太原”和在晋东南为粉碎日军九路进攻，继续采用了集中作战的运动战形式。周恩来则走得更远，1938年6月15日，周恩来从汉口给毛发电，提议八路军集结较大兵力于一些较大城市附近，以调动日军和打击日军增援部队。毛虽然并不完全反对在有利条件下八路军也可以打运动战，但他的主旨与周恩来等并不一致，因此毛对这份电报的反应是，避开周的具体要求，告诫周在具体作战方面“需全依敌我当前实际条件而定，不因人家议论而自乱步骤”。3周恩来等对配合国民党作战所持的积极态度，加深了毛泽东对周恩来、彭德怀的不满，成为数年后周、彭在整风运动中挨整的重要原因之一。

    1《周恩来年谱》，页387。

    2龚希光：《朱德与华北抗战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6期。

    3《毛泽东年谱》，中卷，页78。

    在1937年8、9、10三个月，毛与周等围绕共产党军队是否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及中共应采取何种军事战略方针而产生的分歧，对毛、周关系，尤其对毛、彭关系，投下了沉重的阴影。在中共核心层，除了张闻天与毛泽东站在一边，只有刘少奇旗帜鲜明地支持毛。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高华 著

    上编　延安整风运动的起源

    第三章 王明返国前后中共核心层的争论与力量重组

    二 毛泽东的理论攻势与刘少奇对毛的支持

    1937年11月对于毛泽东是一个忧多于喜的时刻。在毛泽东一再敦促和反复劝说下，周恩来等虽然在军事战略方针问题上部份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但在如何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上仍固守与国民党积极合作的方针。毛与周恩来等的分歧尚未最后解决，又有一个更棘手的难题困扰着毛，这就是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即将返回延安。毛已预感到在党的核心层中一场风暴即将来临。

    为了防止周恩来与即将返国的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结成同盟，同时也是为了争取党内更多高级干部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毛泽东决定主动出击，向反对派发起进攻。

    1937年11月12日，距王明飞抵迪化（乌鲁木齐）的前两天，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报告——《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在这个报告中，毛继续发展他在洛川会议上对国民党抗战方针的批判，毛认为，上海太原失陷已证实了他关于国民党很快会失败的预言。毛声称，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虽然也带有“革命性”，但却是“一定失败的”，目前抗战已进入一个“青黄不接的时期”，其依据就是日军进攻不断获胜。

    毛泽东这个报告最引起党的干部惊骇的是他对党内“阶级投降主义”的指责。毛不惜使用最激烈的词语，将党的核心层内与自己相左的主张斥为“右倾机会主义”，甚至耸人听闻地把它称之为“阶级投降主义”，并将其说成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客观同谋者。毛正式宣布，右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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