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赴苏，于1937年春抵达的说法是错误的。参见向青：《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页389；另参见郑育之：《王稼祥在上海养伤的日子里》，载《回忆王稼祥》，页78-81。郑育之系作家周文之妻，夫妇均为中共地下党员，1937年3至6月，王稼祥在沪等候苏联轮船的三个月里，一直秘密住在周家。

    2胡耀邦：《深切地纪念王稼祥同志》，载《回忆王稼祥》，页2。

    3师哲：《忠心耿耿，光明磊落——回忆王稼祥同志》，载《回忆王稼祥》，页83。

    4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329。

    5王稼祥（遗作）：《回忆毛泽东同志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载《人民日报》，1979年12月27日。

    6 a·季托夫：《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领导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1937—1939）》，原载苏联《远东问题》1981年第3期，转引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页356－357。

    在没有进一步史料证实季托夫的“伪造说”以前，笔者倾向于接受“季米特洛夫曾向王稼祥表示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这一说法。虽然“口信”一事确实存有不少疑点，例如，在共产国际6月11日通过的《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决议案》中并没有涉及对中共领导人个别评价的内容，为什么到了7月，季米特洛夫竟会在如此敏感的重大问题上向王稼祥个人作出明确的表态？为什么共产国际竟会没有这次会见的正式文字记录？

    种种迹象表明，季米特洛夫向王稼祥讲述的这番话，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个人的看法，而季氏的意见似乎得到斯大林的默认。因为，如果不经斯大林，季氏似无胆量在如此重大问题上自作主张。1938年，苏联正处于“肃反”大风暴中，王明的后台与恩师米夫已被加之以“人民公敌”的罪名遭到处决。季氏利用这一机会，或为显示其“革命的原则性”有意对王明表示轻慢，或受“阶级斗争”之习惯思维之影响对王明表示某种政治上的不信任，都是十分可能的。季氏虽与王明私交其笃，王明唯一女儿在其返延安前即托付给季氏抚养，但在1938年大恐怖的血雨腥风中，饱受寄人篱下之苦且常遭斯大林轻侮的季氏，于惊恐中钦羡毛泽东所创造的革命功业，亦在情理之中。

    斯大林在1938年属意毛泽东也不奇怪。斯大林知道毛是中共实际的最高领导人，一年前派王明回中国只是为了“帮助”毛，而无赶毛下台的意思。斯大林因米夫而对王明表示冷淡，但他却无惩治王明的念头，因为从各方面资料看，斯大林对王明关怀备至几十年可谓不变。

    王稼祥带回延安的是季米特洛夫的“口信”，但是，北京大学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向青教授，在未提供任何历史资料的情况下却断言，王稼祥回国带来了“共产国际从组织上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袖的重要文件”。 1向青教授的上述叙述是完全错误的。王稼祥本人及其遗孀朱仲丽也只是说，王从莫斯科带回的是季米特洛夫的“口信”或“意见”。如果共产国际果真有这份“从组织上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袖的重要文件”，毛泽东在其最需要莫斯科支持的1938年难道会将其束之高阁？事实是，当王稼祥于1938年8月返回延安后，毛泽东就立即决定召开中央会议，让王稼祥向政治局委员郑重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季氏为共产国际总书记，即是共产国际的化身）。毛泽东如此急不可待，如果确有共产国际的书面意见，毛一定会在一定的范围内正式公布，绝不会秘而不宣。至今，在中国出版的各种文件集中，都没有这份“文件”，可见，1938年7月，共产国际没有颁布过承认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正式文件。1938年8月，王稼祥返回延安时确实带回了一份共产国际文件，这份文件不是向青教授所说的那个子虚乌有的东西，而是1938年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的《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决议案》。

    1参见向青：《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页391-392。

    王稼祥返回延安所带回的季米特洛夫“口信”，对毛泽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毛泽东终于得到莫斯科的承认。现在他的地位已得到加强，下一步就是要对王明等发起全面反击，来巩固自己的中共领袖地位。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高华 著

    上编　延安整风运动的起源

    第四章 毛泽东对王明的重大胜利

    三 两面策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与毛泽东的《论新阶段》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1945年6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作关于选举中央委员问题的讲话时，把遵义会议与六届六中全会相提并论，称之为党的历史上“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并强调：“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1

    六中全会的召开与王稼祥回国有密切的关系。1938年7月上旬，王稼祥乘苏联军用飞机经新疆迪化飞抵兰州，经陆路于8月下旬返回延安。王稼祥一回延安，立即向毛泽东转达季米特洛夫的“口信”。现在，毛泽东认为到召开党的重要会议的时候了。

    然而，召开什么样的会议却令毛泽东颇伤脑筋。本来，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和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都已通过决议，在近期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王稼祥已带回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季米特洛夫的口信，眼前正是国共合作比较顺利的时期，参加七大的代表前来延安并不特别困难，召开七大的时机已经成熟。但是，毛泽东并不想在这个时候召开中共七大，因为此时召开七大还不足以一举消除王明及其势力。毛泽东十分清楚，莫斯科并没有把王明搞下台的意思，他只能在莫斯科划定的范围内活动。王稼祥带回的季米特洛夫口信，虽然提及中共领导机关要以毛为首解决问题，但同时又强调中共领导层应加强团结，“不应花很久时间去争论过去十年内战中的问题”，对于总结十年经验“要特别慎重”。共产国际尤其告诫中共领导层要谨防日寇挑拨中共主要负责人之间关系的阴谋。2这就是说，利用共产国际的招牌孤立、打击王明的时机尚未到来。在王明影响仍然十分强大的1938年秋，如果冒然召开中共七大，很难保证毛泽东能获得全党的一致拥戴，从而一劳永逸地掌握中共最高权力。正是鉴于这种考虑，毛泽东决定不开党的七大，而是召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

    为了“开好”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做了精心的准备。在8至9月间，毛抓紧起草在中央全会上的政治报告——这是毛参加中共十七年后第一次在党中央全会上做政治报告。毛还向长江局发电，通知王明、周恩来、博古、项英等来延安听取共产国际指示的传达。毛深知控制信息的重要，在王明等回返延安以前，向他们严密封锁季米特洛夫“口信”的内容。3

    1938年9月10日，毛泽东笑容满面，站在延安各界欢迎王明、周恩来、博古、徐特立队伍的最前列。就在不久前，也还是毛泽东，却在少数人面前用十分尖刻的语言不指名地讽刺、挖苦王明是“涂胭脂抹了粉”，“送上门人家也不要的女人”（指王明等曲意讨好国民党）。4但是，在欢迎王明等的队伍里，毛泽东却显得热情诚恳，俨然在迎接久别重逢的亲密战友。

    1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选举候补中央委员大会上的讲话（1945年6月10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页20－21。

    2王稼祥：《国际指示报告》（1938年9月），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页70-71。

    3参见朱仲丽（王稼祥遗孀）：《黎明与晚霞》（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页287－88。

    4朱仲丽：《黎明与晚霞》，页286；另参见萧劲光：《服从真理，坚持真理——回忆王稼祥同志》，载《回忆王稼祥》，页12。

    1938年9月1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由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关于任弼时报告的决议案和季米特洛夫的“口信”。9月26日，政治局再次开会，确定六届六中全会的议程。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运用刚刚获得的政治优势，迅速对中共组织机构进行了重大调整。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另成立南方局以代之，由周恩来任书记，王明的长江局书记一职被无形中止；将东南分局升格为东南局，由项英任书记，东南局直属延安领导；继续保留北方局，并新设立中原局，由刘少奇一身兼任这两个中央局的书记。1

    1938年9月29日，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正式开幕。这次会议具有比较隆重的外观形式，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共十二人，三名政治局委员缺席：任弼时在莫斯科，邓发在迪化，凯丰在武汉留守中共代表团。原政治局委员张国焘已脱离中共投奔国民党。大会主席团由十二名政治局委员组成，秘书长由李富春担任。全会前后共开了四十天，是至那时为止中共中央所召开的历时最长的一次会议。在会上作报告、发言的代表的十七人，几乎占了与会者的三分之一。

    六届六中全会的灵魂人物是毛泽东。会议之初，由王稼祥作了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报告。10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代表政治局向会议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这个报告以后未全文收入毛泽东主编的《六大以来》，也未被全文收入《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为什么不愿意将《论新阶段》全文收入《毛选》？2毛为什么意欲人们忘掉这个如此重要的文件？一言以蔽之，《论新阶段》中包含了大量与王明相一致的观点，而依照中共党史编纂学的解释，毛泽东正是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彻底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期间的言论和行为，集中展现了他变幻多端、前后矛盾、出尔反尔的政治性格。毛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和巩固个人的权力，可以言不由衷、信誓旦旦接过其政敌的所有政治主张；他也可以一瞬间完全变脸，说出前后判若两人、完全相反的另一套语言。

    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使用了与王明几乎类同的语言。毛指出“抗战的发动与坚持，离开国民党是不可想象的”。他称赞国民党“有孙中山先生蒋介石先生前后两个伟大领袖”，3并高度评价抗战以来在“民族领袖与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之下”，中国已“形成了一个空前的抗日大团结”。毛强调在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他似乎忘记了他本人自洛川会议以来一贯宣传的“片面抗战必然失败论”，而谈起国民党的“光明前途”来了。毛批评“至今仍有不少的人对于国民党存在着一种不正确的观察，他们对于国民党的前途是怀疑的”。毛郑重号召全党必须“全体一致诚心诚意拥护蒋委员长”。4

    1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19。

    2收入《毛选》第2卷的部份内容易名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且这一部份也作了大量删改，有关“统一战线中独立性不能超过统一性，而是服从统一性”等有关内容已被尽行删去。

    3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14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595；560、595-596、606；629。

    4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14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595；560、595-596、606；629。

    毛泽东为了充份显示中共和他本人对改善国共关系的诚意，向国民党提议，共产党员在保留中共党籍的条件下公开参加国民党。毛并表示，中共将主动向当局提交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名单。毛向国民党保证，中共不在国民党军队中组织党支部，也不在国民党党员中吸收共产党员。1

    毛泽东的最惊人之笔是他在六中全会开幕的当天——1938年9月29日——写给蒋介石的一封亲笔信。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表示对蒋介石“钦佩无既”，声称对“先生盛德”，“凡在国人，无不崇仰”。2毛的这封信由周恩来于10月4日在武汉当面交给了蒋介石，但从未收入《毛泽东选集》、《毛泽东书信选集》和任何中共中央文件集，直到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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