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年3月出版《周恩来年谱（1898—1949）》时才提及此事，但仍没有全文公布该信的内容。3

    毛泽东自抗战前夕就强调中共应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保持高度的独立自主，七七事变后，毛更是坚决维护自已的这一政治主张。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后，毛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虽有稍许软化，但其初衷始终未变。为什么到了六届六中全会，毛竟会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毛难道真正转变了思想？答案是否定的。毛泽东所有这类言论都是违心之言，这是他在当时复杂、微妙的形势下，为应付斯大林和中共党内的不同意见，为麻痹蒋介石，而精心设计的谋略手段。

    毛泽东的《论新阶段》是送给斯大林的一份礼物。毛清楚地知道斯大林高度重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8年6月11日共产国际关于任弼时报告的决议案对此问题又再一次予以重申。在莫斯科事实上已承认毛为中共领袖的形势下，完全有必要向斯大林作出服从的姿态。毛甚至还可以走得更远一些，以显示自己对国共合作的诚意，提出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建议，正好堵住斯大林的嘴，看谁还再能批评毛泽东对国民党缺乏合作诚意！对毛泽东而言，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毫不困难，只要能牢牢控制中共最高领导权，对国民党说什么好话都无所谓。

    毛泽东的《论新阶段》也是说给蒋介石听的，其目的是为了麻痹蒋介石。但是毛这次却碰上了真正的对手。和毛绝不信任国民党一样，蒋介石也丝毫不相信共产党。蒋介石一眼就看穿了毛泽东的意图。蒋介石在接到了周恩来转交的毛亲笔信的当天，在日记中写道：“毛泽东这封亲笔手书的措词，开口‘两党长期合作’，闭口‘中华民族统一团结’，完全不是共党素来口吻，反使我产生疑虑。”“于是我知道这是中共企图第二次大规模渗透本党的阴谋。我们依据民国十三年到十六年的惨痛经验，是不能再上当了。”4

    1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14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595；560、595-596、606；629。

    2毛泽东1938年9月29日致蒋介石亲笔函，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抗战建国史研讨会论文集》，下册（台北：1985年）页694－695。

    3据《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一书披露，周恩来于1938年10月4日见蒋介石时，除了转交毛泽东信件外，还送交了王明给蒋介石的信件。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20。

    4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页71；另见《蒋总统秘录》，第12册，页74。

    1938年12月6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对10月4日周转交的毛泽东亲笔信中的四点建议作出答复。

    毛在信中提议：一、停止两党的斗争；二、共产党可以加入国民党，或令其一部份先加入，如情形良好再全部加入；三、中共取消一切青年组织，其全体分子一律加入三青团；四、以上参加者均保持其共产党党籍。

    蒋介石提出：跨党不赞成。共产党既行三民主义，最好与国民党合并为一个组织。如果办不到，可否以一部份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

    蒋介石的建议被周恩来拒绝。周表示中共除了跨党外，不可能加入国民党。 1

    毛泽东以虚虚实实、半真半假的态度试探蒋介石，蒋介石则以不硬不软的态度回应毛泽东。其实两人心中都有谱：国共两党不可能再回到1924—1927年党内合作的年代。

    毛泽东本来就没有对此当真，提出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原本就是作给人看的。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蒋介石不愿上钩，毛泽东也就顺手将其搁置一边了。

    在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的数十天内，毛泽东四面八方，席不暇暖，为应付内外形势费尽了心机。一方面，毛要虚应故事，敷衍莫斯科和国民党；另一方面，他更急于利用来之不易的季米特洛夫的“口信”，加速巩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毛深知来自莫斯科的“支持”很不牢靠，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难道不都是莫斯科立在先，最后还不是都被莫斯科所废吗？眼下，共产国际虽然承认了毛的领袖地位，但是，说不定转眼间莫斯科就会改变主意。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赶快造势，形成毛是中共唯一领袖的既成事实，并使之不可动摇，即使莫斯科日后反悔，也将对毛无可奈何！

    毛泽东必须首先亮出自己的观点，以集合同志，把王明孤立起来。然而，在1938年，毛泽东要做到这一点却非易事。不久前毛泽东刚做的报告《论新阶段》还在与会者的耳畔回响，由于毛泽东自己的语言已被淹没在王明理论的汪洋大海中，大多数与会者尚不能分辨毛与王明的差别。加之，王明、博古等都在延安，如果当着他们的面亮出自己的观点，又与《论新阶段》自相矛盾，一时似乎又拉不下脸面。

    毛泽东终于想出一条妙计。9月30日，毛以转交致蒋介石亲笔信为由，先将周恩来支去武汉。10月初，周恩来、凯丰自武汉来电，提议王明等速来武汉出席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2毛顺水推舟，又让王明、博古于10月下旬去重庆（国民党中枢机构此时已从武汉迁至重庆）。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不在延安使毛泽东大畅所欲，这样，毛已不再需要遮遮掩掩，他要直抒胸臆，将自己的真实观点在党中央全会上和盘托出。

    1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27、420。

    2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27、420。

    1938年11月5日至6日，在王明、周恩来、博古等缺席的情况下，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闭幕式上发表了不指名抨击王明、周恩来的重要演说。六中全会会议期间，因季米特洛夫“口信”，毛泽东的威望迅速上升，许多领导人，包括王明，都发表了支持毛为中共领袖、赞颂毛的言论。毛泽东利用会议期间这种有利于自己的气氛，将批评矛头骤然转向王明等人。他似乎已完全忘掉自己曾在同一场合，刚刚在《论新阶段》报告中谈过加强统一战线的意见，现在他却直言不讳地宣称，不应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1毛泽东在不到一个月前，在同样的党的高级干部面前，亲口说过拥护蒋委员长一类话，现在却改口抨击对国民党的“投降主义”。毛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六中全会闭幕式上完全成功，与会的党的高级干部竟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至此，毛终于看清自己在中共党内的主宰地位已经基本确立，“势”既形成，其“威”立时显现，即使党内仍有不同意见，在毛的权势下也只得噤口。

    毛泽东在11月5日至6日的闭幕式上还拉上刘少奇。毛称赞刘少奇道：还是少奇讲得对，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实际是“一切经过阎锡山”、“一切经过国民党”。毛指责道：这是忘记了党的独立自主方针的右倾投降主义。毛提出对国民党应采取“先斩后奏”、“先奏后斩”、“不斩不奏”、“只斩不奏”的灵活策略，最终目标是争取壮大中共武装，为未来的胜利奠定基础——毛泽东终于讲出了被压抑很久的心里话！

    毛泽东利用王明等缺席，将自己的真实观点公开表达出来，这是毛泽东取得的对王明的重大胜利。但是，王明的观点毕竟没有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受到正式批判，《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仍然包含了王明大量的观点。

    1938年11月6日，中共中央通过了由王明起草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该决议案批准了“一切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高于一切”的口号。同时宣布，国共合作最好的组织形式就是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中共愿向国民党当局交出中共党员名单。决议案再次重申：“不在国民党中及国民党军队中建立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决议案没有充份反映毛泽东在闭幕式讲话中有关反对“右倾投降主义”的内容，而是根据《论新阶段》报告的精神，并且吸取了10月20日王明在六中全会上报告的精神，提出各级党组织应防止统一战线中的“左”、“右”两种倾向，保证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强调不要给党内同志乱加“左”、“右”的帽子。2决议案还正式宣布，完全同意政治局自五中全会至六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具体工作”。3

    1《毛泽东年谱》，中卷，页94。

    2《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1938年11月6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755、753-754、758。

    3毛泽东在《论新阶段》政治报告中称“遵义会议纠正了在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所犯的左倾机会主义性质的严重的原则错误”，但又指出“当时的这种错误并非党的总路线的错误”。

    毛泽东对于这个结论虽然很不情愿，但在当时也只能违心接受。

    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地位，但是，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显示，毛仍然受到党内不同意见的牵制，毛泽东还需找到能够在政治上制敌于死命的武器。

    毛终于找到了这个武器，它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高华 著

    上编　延安整风运动的起源

    第四章 毛泽东对王明的重大胜利

    四 毛泽东的“新话”：“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毛泽东经长期酝酿，为彻底打倒王明和党内的留苏势力，铲除中共党内根深蒂固的对斯大林的崇拜，最终确立自己在中共党内的“导师”地位，而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一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口号。毛通过“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口号，为自己所有“异端”观点寻找到解释的依据。它集中体现了毛本人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观点和态度，构成了渐趋成型的毛主义的理论核心。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讲台上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概念。毛指出：

    我们这个大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发展法则，有它的民族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持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1

    毛泽东的上述言论，逻辑严密，言简意赅，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抗战阶段，完全契合中共干部党员的心态，极具正当性和鼓动性。对于参加六中全会的许多中共领导干部来说，他们似乎并不完全了解毛的这番讲话实际上已标志中共战略思想正发生重大改变，也没有觉察到毛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讲话掩藏着不久后将向党内留苏派势力开刀的预兆。时下，他们都乐意听到毛这种令人耳目一新、充满民族自尊感的话语。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新概念并非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他积蓄已久的看法的总结与升华。毛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其主要精神而言，即在于他吸取、应用马列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思想和苏共党的组织结构形式，将其与中国历史的重大遗产——农民造反、“马上打天下”的传统融汇统一，使之转化为由共产党领导的、以推翻国民党统治为基本目标的现代农民大革命。作为中共摹本的俄式革命理论及经验，虽在毛将中国传统遗产转化为现代农民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俄式理论及其经验与毛的观念和行动又常有不合之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口号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注入了民族主义的活力，它不仅为毛所有的观点提供了合理性的解释，也给毛创造了自由活动的广阔的空间，它更有助于改变“中共乃外来观念之产物”这一在当时颇为流行的观念，而大益于中共在中国社会的生根。

    毛泽东从不讳言自己负有解救中国人民、再造中国的历史使命，他也从未怀疑过自己具有别人无法企及的智能和能力。这种强烈的“舍我其谁”的自信力与坚强的个人意志力一旦结合，确实使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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