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占据了极重要的位置。所谓“老干部”，大多也只是二十八、九岁至三十多岁，他们一般都经历过长征，现在担负着各机关、学校的领导工作。1941年后，延安将许多高级干部从各根据地调来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另外也带有储存、保养高级干部的意图。中共中央为了照顾担负领导职务的老干部，专门成立了中央保健委员会，为他们提供较好的物质与医疗服务。延安的两个主要医院边区医院与中央医院的服务对象也有差别，中央医院主要为领导干部及其家属服务，间或也为经组织介绍的一般干部治疗。为了照顾老干部的身体，1940年延安光华农场建成，里面存养了一群从华北根据地迁来的荷兰奶牛，享有特灶供应的老干部每天都可享有鲜牛奶供应。

    随着抗战初期延安的抗战救亡气氛慢慢转变为日常生活的气氛，延安“公家人”内部的关系也逐渐发生变化，不仅老干部与新干部之间存在着许多矛盾，即使老干部间也是飞短流长。相比之下，延安青年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还比较亲密，1尽管气氛已与1937—1938年很不一样。

    1940年后，三万多“公家人”已在延安完全安定了下来，党在思想上、行动上和生活上全面地照管着他们。此时延安与大后方的交通已经中断，除非经组织派遣和遣散，延安的干部已不能返回国统区或自行前往任何地区，在这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个人离开组织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

    作为中共最高领袖的毛泽东，有理由为在延安建成的新社会感到高兴和满意。毛对延安的这一切并不陌生，早在三十年代初，江西瑞金就初步形成了这样一个社会，只是那时地狭人少，又面临紧迫的战争环境，毛且不是那个社会的真正主人，因而那时毛高兴不起来。现在斗转星移，中共已今非昔比，毛更成了党的最高领袖，他焉能不真正喜悦？数年前丁玲在保安曾以“小朝廷”当面向毛描述了她对陕北苏区的观感，毛就对这个说法“很感兴趣”，2现在毛当然不会在乎蒋介石说边区是什么“国中之国”、“封建割据”，毛就是要在边区创造一个“国中之国”，未来还要夺取全中国！

    1参见王惠德：《忆昔日》，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76。

    2李锐：《忆丁玲》，载李锐：《直言》（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页368。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高华 著

    下编　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

    第六章 整风运动前夕中共的内外环境与毛泽东的强势地位

    二 与蒋介石、斯大林相周旋

    1941年春夏，毛泽东向国际派进攻的部署已基本就绪，他的关注目标转向了外部，这就是重庆的国民党政权和远方的莫斯科，毛需要判断清楚蒋介石和斯大林可能将作出的反应，再最后决定自己的行动。

    在中国历史屡次的朝代更替中，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一类的故事曾多次重演，毛泽东在抗战前期对蒋介石的策略就堪称是这类故事最成功的范例。1937年秋，毛以中共不足三万人的兵力，暂时向蒋介石作出妥协的姿态，赢得整军修武、巩固内部的时机。即将展开的延安整风，就是毛利用国共合作局面加速整饬内部的重大举动。毛要抓住时机，先行打扫自己的后院。

    在八年对日抗战时期，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关系可大致划为两个阶段。1937—1940年，可称上是中共向国民党妥协的阶段，194o年后则是从妥协走向分庭抗礼的阶段。

    在1937-1940年，毛泽东为了发展中共军事实力，不图虚名，与蒋介石虚与委蛇，使中共的力量，尤其是八路军的实力，在两三年内得到迅速的发展。随着中共实力的壮大，毛泽东不愿意再继续扮演“勾践”的角色，他要和蒋介石一比高低，让中国同时出现两个“太阳”。1943年，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对国民党驻延安联络代表徐复观（当时名徐佛观）说：“再过五年、八年，看鹿死谁手！”1

    “天无二日，人无二主”，让蒋介石承认中国有两个“太阳”绝非易事。至少要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太阳”，然后才有可能与国民党的“太阳”一决雌雄。从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就为实现这个目标进行不懈努力，到1941年，一切都水到渠成，形势对毛十分有利。

    从陕北的外部环境看，中共军队与日军基本处于胶着状态，自1940年8月八路军发起“百团大战”后，八路军与日军没有再发生那种震动全局的大规模战斗，此种情况正可使毛泽东腾出手来将大批干部调来延安学习。加之日军距中共腹地陕甘宁边区比较遥远，毛完全可以利用这局部和平的时机，加紧整肃内部。

    对于国民党，毛泽东始终保持高度警惕。2然而，毛有充份的把握确信蒋介石不敢在苏、美、英三国的压力下冒险进攻陕甘宁边区。潜伏在国民党党、政、军、特机构的中共秘密情报人员随时可将蒋介石的动态提前报知延安， 3毛完全可以依此早作防范。毛泽东判断蒋介石根本无法插手中共内部的斗争，蒋介石虽乐意看到中共内部自相火并，但只会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

    1参见1943年11月1日唐纵日记，载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年），页389。

    2 1939年后国共冲突加剧，毛泽东密切注意国民党可能发动的反共进攻，经常提醒中共负责干部作好国共关系破裂的最坏打算。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72、474。

    3抗战时期，中共的情报工作分为三个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的系统：一、以康生为核心的中央社会部；二、以周恩来、李克农、吴克坚为核心的中共南方局敌后委员会（吴克坚情报系统）；三、以潘汉年为核心的沪、港情报系统（华南情报局）。康生具体协调这三个情报系统，然而周恩来因长期在国统区担负党的最高领导，他也对全党的情报工作负重要责任。1940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的通知》，宣布成立中央敌后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负总责，康生副之。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67－468。周恩来、李克农在国民党各重要机构、各地方实力派中建立和发展了许多极其重要的战略情报关系。周恩来、董必武于1938年初派遣熊向晖打入胡宗南部，熊逐步获得胡的信任，担任了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将许多绝密情报报送往延安。参见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页22-23、25。中共党员王超北（文革初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林杰的岳父）及其部下在1938年后也一直在西安从事情报工作，向延安提供了大量的政治、军事情报。参见王超北口述、师宁编写：《来自秘密战线的报告》（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页19-20、47、70－77。王超北于1962年以“内奸”罪名被捕，被囚于秦城监狱，文革后获释。属于吴克坚系统的沈安娜从1938年就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以其速记特长搜集大量情报，国民党在此阶段召开的历届中央全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委员会的所有秘密都由沈安娜报送延安。参见薛钰：《周恩来与党的隐蔽战线》，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

    毛泽东对蒋介石知之甚深，他对蒋介石的估计基本符合实际。四十年代初，国民党虽然对中共内部的矛盾知之甚详，但在整风运动期间国民党始终处于旁观的立场。

    作为中共老对头的蒋介石，自二十年代末以后一直高度重视刺探中共内部情报。国民党获知中共情报的主要渠道是投奔国民党的原中共自首人员。自顾顺章、向忠发叛变共产党后，从1932年开始，国民党逐渐调整镇压中共的政策，将对共产党员的肉体消灭与胁迫反省、自首相结合。据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统计，从1933年7月到1934年7月，被国民党抓获的中共党员共4505 人，其中自首者4209人。三十年代前期，被国民党捕获和向当局自首的共产党员约两万四千余人，办理“自新”手续的赤色群众三万人。11934年6月26日，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被国民党逮捕，旋即自首；同年10月，继任书记盛忠亮也被捕，投靠国民党。从李竹声、盛忠亮等被捕、叛变的中共干部那里，蒋介石获知了在中共党内存在着留俄派与老干部派的尖锐斗争。由共产党变节分子李士群、丁默郊等主办的《社会新闻》、《现代史料》也向社会公布了有关这方面的大量材料。2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获知中共内部情况的最重要来源是1938年投奔国民党的原中共高级领导人张国焘。蒋介石从张国焘那里完全掌握了1937年后有关毛泽东与王明、周恩来等意见分歧的情报。

    蒋介石获取中共情报的另一条渠道是国民党派驻延安的观察员。1937年国共合作实现后，蒋介石在中共首府延安派驻了国民党联络机构和联络参谋。在中共情报及反间谍机关的严密控制下，国民党驻延安观察员虽无从获得中共重要机密，但是仍能因其就近观察之便，捕获到中共若干战略性的信息。五十年代后，以“现代新儒家”享誉台、港及海外的徐复观曾在1943年作为国民党联络参谋驻延安近一年。徐复观在延安期间，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叶剑英等皆有接触，对中共励精图治留有深刻印象。31943年10月下旬，徐复观返渝后，在与侍从室、军统局高级人员交谈时，“历述延安荒谬狂悖之情形”，认为对中共问题“非用武力不足以解决。任何方法，徒枉空言。而用武力，在目前政治现状下，前途并不可乐观”！徐复观并撰有一延安印象意见书上报蒋介石、何应钦，受到蒋氏的重视。蒋介石曾在徐复观意见书上作了“眉批”，并下令印成小册子，在少数高级情报人员中传阅。4

    1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编：《中国共产党之透视》（1935年2月21日），载吴相湘主编：《中国现代史料丛书》，第3辑（台北：文星书店，1962年），页1；另参见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册，页260。

    2《社会新闻》的创办者为原中共自首人员李士群、丁默村。李士群在大革命时期曾参加中共，1927—1928年曾在苏联接受“格伯乌”的训练，返国后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1932年被国民党逮捕，迅速转向，成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上海区直属情报员，不久，奉陈立夫之命，李士群等在上海公共租界白克路同春坊新兴书局编辑《社会新闻》。《现代史料》1933年由上海海天出版社出版，其幕后主持者也是调查科。

    3徐复观：《刘少奇平反与人类的良知良识》（1980年3月4日），载《徐复观杂文续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86年），页218。

    4参见1943年11月1日唐纵日记，载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年），页388、386注释1。

    蒋介石虽然大致了解中共内部的矛盾，但是他除了隔岸观火之外别无其它选择。蒋介石十分清楚，他对中共政策的制定毫无影响力。从蒋介石的内心而论，他也只会对即将发生的中共内部的整肃斗争兴高采烈，蒋介石实在希望中共因毛泽东与王明等冲突而四分五裂。

    毛泽东对蒋介石的心态完全把握，他虽不时电示在重庆的周恩来与蒋介石周旋，但是毛在1941年并没有将蒋介石放在太重要的位置。毛更重视的还是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的态度。

    1940年2月后，随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离开莫斯科返回延安，中共在莫斯科就已经没有正式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从此，莫斯科与中共间的联络基本上就由延安与莫斯科之间的电台和苏联派驻重庆和延安的机构承担。

    在这一时期，苏联获知中共情报的渠道主要有五条：

    一、苏联驻重庆大使馆及苏联塔斯社驻上海分社。抗战期间，苏联对华情报工作除了收集侵华日军活动及国民党各项动态外，也兼及收集中共，尤其是中共与美国联系的情报。1942年，苏联情报机构与重庆军令部第二厅联合创办“中苏情报合作所”，苏方派有几十名技术人员参与其事，主要负责收集沦陷区日军情报。苏联并通过驻华大使、格伯乌中将潘友新及驻华武官罗申与中共南方局和中共驻上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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