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组织保持秘密联系。苏联并在上海创办中文刊物《时代》，由老资格情报人员罗果夫领导，1主要搜集日本情报，但也通过刘晓、刘长胜、潘汉年间接了解中共活动情况。

    二、苏联驻兰州的外交和军事代表处。抗战开始以后，兰州成了苏联援华物资输入中国的交通枢纽，苏联空军在兰州设立了机场。为此苏联在兰州设立了办事机构，该机构与中共驻兰州办事处保持密切联紧。中共通过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向苏共提供过若干中共内部情况的情报。21956年，苏共中央向中共移交的档案文件中就包括中共西北局、南方局的会议记录。3以后担任苏联驻延安观察组代表的弗拉基米洛夫（中文化名孙平）在1938—1940年曾出任苏联驻兰州军事代表处的副代表。

    三、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从1934年起，苏联利用盛世才将其势力大规模渗入新疆，在新疆全省境内派驻大批政治、经济、军事顾问，苏联红军“红八团”长期驻守哈密。斯大林为长期控制盛世才，邀其加入苏共，但不允许盛世才参加中共。4苏联情报机构在新疆有极广泛的活动，其中包括收集中共在新疆活动情况及中共中央内部情报。

    1罗果夫约在抗战初来华，以上海为中心进行情报工作，1941年8月在沪创办《时代》，次年11月创办《苏联文艺》，吸纳部份中共地下党员参加编辑工作，计有姜椿芳等。罗果夫于1949年10月1日以塔斯社驻华记者的身份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2参见伍修权（时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回忆与纪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页168。

    3裴桐（前中央档案馆副馆长）：《一九五六年赴苏联接收档案追忆》，载《党的文献》，1989年第5期。

    4 1944年12月19日唐纵与盛世才的谈话，参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页478。

    四、苏联驻延安联络小组。1939年后，苏联在延安即设有联络人员，从1942年5月起，弗拉基米洛夫以共产国际联络员、苏军情报组和塔斯社记者身份任联络小组负责人，该联络组实际上是斯大林派驻延安的情报机构，有电台译电员、医生等五、六人。

    五、苏联在东北、华北各大城市建立的秘密情报网。参加情报网的中共党员由延安派出，但一般不与中共直接发生联系，主要为苏联搜集有关日军的情报。

    苏联虽然通过在中国派驻的上述机构积极搜集中国情报，但由于1940年欧洲战争形势日益尖锐，苏德随时可能爆发战争，因此，斯大林更多地关注欧洲战场和苏联国内的战争准备事务。

    作为国际共运领袖的斯大林，对于中共内部三十年代中期后的变化，即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崛起及逐渐控制中共，总的说来是乐观其成的。尤其从1938年起，中共的立场和观点基本上一直得到莫斯科的支持。斯大林当然了解王明，但他更知道王明的老师、共产国际前东方部部长米夫已在1938年被自己清洗，因而斯大林并不准备对王明施之以援手。只要毛泽东在涉及苏联等问题的立场与莫斯科保持一致，斯大林就不愿对延安说些什么。

    但是到了1941年后，情况却发生了变化，斯大林发现，已经牢牢控制中共的毛泽东对来自莫斯科的指示阳奉阴违，而这些恰恰又涉及到保卫苏联、支持苏联等重大问题。毛泽东采用拖延、回避、指东道西等种种方法，拒绝出动八路军进攻驻扎在华北和中蒙边境地区的日本军队。据不完全统计，从1941年初至1943年，莫斯科曾多次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出电报，要求中共在防止日军进攻苏联问题上与苏军协调行动。莫斯科并且具体要求毛派出八路军大部队破坏华北铁路，向日军发起进攻，以减轻日本军队对苏联的压力。1对于斯大林所有这类要求，毛泽东均未作出肯定答复，而是用种种办法加以搪塞。

    斯大林实在小看了毛泽东，他怎么会做这种鸡蛋碰石头的傻事？不管莫斯科如何用“国际主义”的大话“套”毛泽东，他就是不上钩。直到这时斯大林才发现，毛泽东原来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已为时晚矣，因为毛已牢牢控制了中共。面对毛在延安“另搞一套”，莫斯科虽然强烈不满，却毫无办法！

    毛泽东知道自己已经得罪了斯大林，却并没有“破罐子破摔”。毛深知中共离不开苏联的支持，自己绝不能意气用事，虽然在涉及中共军队和其个人领导权等基本问题上，毛坚持己见，绝不让步，但在其它次要问题上，毛却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主动向斯大林示好，争取斯大林个人对毛的好感。

    1941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签订了有损中国利益的《苏日中立条约》,激起中国朝野强烈的不安。三天后，中共通过新华社正式发表意见，称赞该条约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又一次伟大胜利”，并且对苏日声明中有关“互不侵犯满洲与外蒙”的说辞予以充份理解，宣称苏联此项举措“对全中国争取解放也是有利的”。中共此举，使“向日同情中共之青年莫不痛哭流涕”。2

    1941年6月，受周恩来领导从事国际情报工作的中共秘密党员阎宝航（以东北救亡总会负责人身份在重庆活动）探悉希特勒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绝密消息，周恩来立即将此情报电告延安，毛泽东迅即电告斯大林。3事后，斯大林曾致电毛泽东，表示感谢。4

    1 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页55、72；另参见《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13-215。

    2 1941年4月1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就《苏日中立条的》发表声明，宣称东北三省及外蒙古为中国领土，决不承认第三国之间妨害中国领土及行政完整的任何协定。沈钧儒、王造时等知名人士欲在报刊公开发文，对《苏日中立条约》表示遗憾，后在周恩来的劝说下作罢，但知识界对苏联的怀疑并未真正化解。参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页203。

    3阎宝航五十年代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其子阎明复长期担任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的俄文翻译，八十年代升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统战部部长，1989年因“六四事件”解职，现任中华全国慈善总会负责人。文革期间阎宝航父子均以“苏修特务”的罪名被囚于秦城监狱，阎宝航病死于狱中。参见《周恩来年谱》，页507。

    4参见薛钰：《周恩来与党的隐蔽战线》，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

    毛泽东除了向斯大林及时通报中国战场有关情况，还十分重视和苏联驻重庆人员保持良好的关系。在毛的关照下，周恩来经常约见潘友新、崔可夫、罗申，交换对国内政局的意见（苏联驻重庆外交官在向莫斯科汇报中国政局时必须坚持“阶级立场”，苏驻重庆使馆曾因一度向莫斯科反映了中国国内社会舆论对中共的批评而受到苏外交部的严厉指责）。1毛泽东本人也经常在延安与弗拉基米洛夫进行长时间的晤谈，试图吸引苏联驻延安代表对毛的主张的理解与好感，并通过弗拉基米洛夫向斯大林传送有利于自己的信息。2

    1据崔可夫回忆，自他于1940年底赴重庆履任后，即与周恩来、叶剑英有密切的接触。参见瓦·伊·崔可夫：《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页49-50；《周恩来年谱》，页473、485。另参见安·麦·列多夫斯基：《在中国的外交生涯》（1942--1952）和《外交官笔记》，载俄国《近代史和现代史》杂志，1993年第6期。

    2参见师哲：《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20。

    毛泽东对斯大林所作的一切友善姿态皆出于一个目的：利用斯大林的威望加强自己在中共中央内的地位，在即将向留苏派发起进攻时麻痹斯大林。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毛泽东行动的时机终于到来了。现在斯大林已陷于战争的泥沼而无暇东顾，莫斯科鞭长莫及，即使斯大林派驻延安的“眼线”虎视耽眈，紧紧盯住毛泽东，那也无济于事。毛泽东将立即采取行动，对不可一世的斯大林实行远交近攻：铲除其在中共党内的门徒，而仍将斯大林奉为门神。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高华 著

    下编　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

    第六章 整风运动前夕中共的内外环境与毛泽东的强势地位

    三 毛泽东最坚定的盟友——刘少奇及其班底

    毛泽东发动党内斗争的基本策略一向是：为了打击主要敌人，团结依靠一部份人，利用他们作为贯彻自己意见的工具。开展延安整风运动就是毛这类斗争策略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操练，在这次战役中，毛的最坚定的盟友和帮手就是刘少奇及其班底。

    1937年春夏，在反对张闻天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毛泽东、刘少奇联盟，在以后的一年中得到进一步的加强。1938年3月，毛泽东为加强自己的力量，特地将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受到王明指责的刘少奇调回延安。刘少奇回到延安后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在1938年上半年毛泽东与长江局的斗争中旗帜鲜明地站在毛的一边。

    刘少奇抑制不住对王明的强烈不满，经常在中央工作人员面前指名道姓抨击王明。据当时担任中央秘书处负责人的王首道回忆，在六届六中全会之前，刘少奇曾向他们说过：“我们北方局不仅成为抗日的根据地，也是支持毛泽东同志与王明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的根据地。”3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刘少奇对王明的态度更加激烈。他似乎完全忘了六中全会制定的有关“各政治局委员不得有破坏政治局和其它委员的威信之言论行动” 4的决定，除了不时在部下面前诉说自己昔日受压的经历外，还在许多场合不指名地对王明进行攻击，称其是“披了马列主义招摇撞骗，是江湖上卖狗皮膏药的”。5

    3王首道对刘少奇的这段描述可能有点言过其实，虽然刘少奇对王明不满，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概念当时还没有发明。参见王首道：《坚定地站在正确路线一边》，载《怀念刘少奇同志》，页6。

    4《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1938 年11月6日通过），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763。

    5参见《王首道回忆录》，页216。

    刘少奇对王明所持的势不两立的立场被毛泽东一一看在眼中，1938年9月下旬，刘少奇终于得到回报：他同时被委以北方局和中原局两个中央局书记的要职。

    在一个短时期内，刘少奇虽兼着北方局书记的职务，但他工作的重心却转移到了华中。1939年1月28日，刘少奇到达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迅速组建了中原局领导机关，具体落实毛有关开辟华中的重大战略行动。

    毛泽东派遣刘少奇去华中，首先是因为毛信任刘少奇。在对一系列引起党内争议的重大问题的看法上，刘少奇与毛完全一致。刘少奇积极支持毛有关加速发展中共武装的意见。根据档案记载，从1938年春至11月中旬，刘少奇单独或与毛泽东、张闻天联名发往各战略区指导创建根据地的电文、信件多达百余件。1

    刘少奇抵达竹沟后，又于1939年11月下旬将中原局机关移至皖东，全力“招兵买马”，开辟了皖东、苏北根据地。刘少奇还提议山东八路军派一部南下，新四军派一部北上，一年后，实现了两部在苏北的会师，壮大了中共在华中的实力。刘少奇还经延安批准，积极部署对日伪的策反工作。1941年12月，刘少奇亲自派遣新四军情报人员冯少白秘密前往日军占领下的上海，2与李士群、周佛海、陈公博等联络，取得一定的收获。不久，在潘汉年具体策划下，开辟了苏北和上海、南京、镇江之间的物资供应和人员往来的地下通道。

    毛泽东委派刘少奇负责中原局的另一个目的是利用刘少奇牵制项英，以求进一步削弱项英的权力。毛泽东对项英长期抱有深刻的疑惧，然而项英雄厚的革命历史和因坚持三年江西游击战争在党内所享有的崇高威望，又使毛一时无从对项英下手。1938年9月下旬，在宣布设立中原局的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将项英领导的中共东南分局升格为东南中央局，仍由项英担任书记。1939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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