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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花有素心，雪月同一色，照彻长夜中，遂令天下白。

    他的人依然如昔年刺摄政王时，而这回的和平运动，他真真是做了精卫之鸟，啣 石欲填东海。

    大江东流，汪先生及跟他的一代人今已灰飞烟灭，但当年南京的官吏若有好 处，那就是他心里总让重庆方面三分。他们虽未必以重庆方面为然，却亦不敢即 以正位自居，连他们的官吏自身，亦自己看看多少有点滑稽，而因此，他们的派 头倒是与沦陷区的百姓相近。他们亦像沦陷区民间的对日本人，刚刚柔柔，柔柔 刚刚，虽然敬畏现实，而亦仍要讲道理，世界上惟中国民间纔有的千人抬不动的 一个理字。日本人要抵抗，只得部下推诿他们的上司，上司又推诿他们的部下， 身当交涉要冲的影佐少将最是满喫这样的苦味，他埋怨东京当局，又埋怨现地日 军。影佐亦与一般日本人一样，未必有大见地，他单是当着中国人即自觉理亏。 中华民国到底是庄严的，而日本的国策则远在破灭之前已自渐形秽了。

    南京政府不成一个类型，而重庆政府则虽后来抗战胜利了亦未能定局，致有 今天的共产党祸乱，此是中华民国的流年尚在交运脱运，易经、

    屯，刚柔始交而难生，动乎险中，大亨贞。

    雷雨之动满盈，天造草昧，利建侯而不宁。

    中华民国这部运是从辛亥起义交进，至今尚在盘桓。而汪先生是「云雷屯，君子 以经纶」。又那易经里亦真有好语、「虽盘桓，志行正也，以贵下贱，大得民也 。」中华民国是为了将来要王天下，故抗战之前对日本隐忍，且在抗战之中亦仍 有一种谦逊。汪先生的和平运动亦只是存的谦逊之心，干的平常之事。

    单这谦逊而平常即好。不必更说当年汪先生若得伸其志，将不致有今日共产 党的祸乱。因为成败自有天意，不是这样简单。亦不必更说当年有个南京政府， 沦陷区的百姓到底减少许多苦痛，因为日本军的暴虐总有一记好挡，而后来汪先 生被掘墓毁尸，南京政府的人皆被判汉奸罪，民间却仍寄与思慕。但中国的历史 没有基督的十字架，那样要为人赎罪的傲慢，却是要清洁得多。汪政府的人被审 判时多是承认自己错了，还希望宽大，但是不觉得有罪恶的重荷，惟犯法是实罢 了，此即仍是那种谦逊与平常。而连错亦不承认，且终不悔恨的，恐怕只有汪先 生夫妇及我，虽然我于中途离开了汪先生。但这些都是后话。

    却说南京当年对日本的交涉，我是既不参加，亦不打听，而我当机关报总主 笔，宁愿不知道的好，因为不知者不罪，反为写文章可以强硬。但汪先生总随时 把交涉的现实说给我听，他这样待我好，我当然亦欢喜。一次汪先生提起我的那 篇文章「战难和亦不易」，很感慨，他道、「这次的和约，日方本来还有许多要 求，我说日本是与中国讲和，并非说得了汪兆铭即可，我纵使答应亦白白的，因 为中国人民必不听，所以我不能签字。」

    一日下午我见汪先生，是暑天，说过正事之后，两人两杯啤酒，一碟海苔， 稍稍闲谈。我看汪先生脸色尚有余怒，问可是为军队的事情，汪先生冲口而出、 「刚纔板垣参谋长来，要想我们与日本军并肩对重庆作战，我当即答他，如此我 们的军队必反转枪口打日本军！板垣就不好意思再提了。」此刻他的声音还是这 样激烈。

    又有时是与汪先生喫过夜饭，到庭前阶下乘凉，月亮在短垣上出起，汪夫人 自与儿女及陈国祥兄弟在说搭的凉棚，我则与汪先生随意说话。我提起李鸿章， 汪先生道、「我的情形比他难。李鸿章议和，他背后的清廷是统一的，如今却蒋 介石在抗战。」汪蒋虽分离，但两人尚久久在人前背后提到对方仍用敬称，我注 意到汪先生是新近纔只称蒋介石。

    月亮已从短垣上出来，阶前的暑气和夜气，令人想起北伐当年的广州，但此 地是南京，可以感觉锺山压境，大江去无声，而我是与汪先生在一起。因为刚纔 的话说到统一不统一我遂问起民国元年，汪先生与蔡元培先生代表孙临时大总统 北上，与袁世凯议和的史实，汪先生竟连月日都记得清清楚楚，好像是今天上午 的事。他说、「孙先生当年虽尚天命未定，他亦何时都有一个光明灿烂的中华民 国在前面。」

    但我觉得汪先生所说的好像不大切题。重庆何故不能议和，怕不是这样简单 可以责备，而即或是蒋先生出来主持和议了，天下事恐亦仍未可知的。光明灿烂 的中华民国到底是怎样的，好不叫人糊涂，原来从辛亥那年直到今天，所有发生 过的大事，便皆是这样的难切题。

    【晓阴无赖】

    我不抢官做，但我喜爱官人的贵气。中国民间有几椿贵气事儿，新郎新娘是 贵人，新女婿到丈人家，外甥到娘舅家，皆是贵宾，做官在人前的贵气亦是像这 样的居于其位，而非权力或架子，做新郎新娘是不曾习惯的，做官亦宁是不熟练 的好。

    我不曾行过官势，而且于官场不惯。在上海有个相识是生意人，家里要娶妇 ，但是房客不肯迁让，来问我想法子，我觉此事只可好好的商量，由我出面写信 与那房客，焉知那房客不信，说做这样大官的人岂有这样客气，一定是假名冒充 。乃至我斗日本人，斗周佛海李士群，斗汪先生，亦不是凭藉权力。再说我的外 行。在香港时江夫人给我的机密费，我都不知即是津贴，却以为必要用于公事， 就以之发动外围政治团体，按月向江夫人如实报销，焉知汪夫人连看亦不看。及 后到了上海，我想这种外围工作不用我管了，几次三番拒绝接受，纔把这机密费 来停了。

    一次有个苏州县政府的祕书来见，应对之间那样的规矩恭敬，我巴不得他就 走，他送我一轴明人的画，我连那画亦不喜。我害怕人家对我卑躬屈节，可是我 亦很少与人称兄道弟，却多是带姓称人先生。一次汪夫人与我说、「你只当汪先 生是你的大哥，当我是你的姊姊，依年龄我做你的姊姊也做得过。」我听了也不 接下联。我在汪先生夫妇前原如子弟般端正听话，但仍愿他们待我如宾。汪先生 对周佛海他们是带名称先生，对公馆派的人则只称名，惟对我称兰成先生。

    还都后周佛海林柏生他们都官比我大，惟因起初一段地位差不多，所以仍是 平交人。但这还是因为我的性情，不但是因为历史关系。我也许像孙悟空，那孙 悟空初到天上为弼马温，问是几品官，人答无品，他道「无品想是贵极了」，我 想着不禁好笑起来。后来他为齐天大圣，亦不知到底是玉帝所封，抑是他自己所 封，我却爱他的在天上遨游无事。

    我与同僚少搭讪，次长军长级以下的官我连不识得几个，与日本人我更一个 亦不来往，有点眼睛里看得东吴无人。我在南京有官邸，但常住上海，侄女青芸 已与阿启从胡村出来，上海家里即由她当家。南京惟一个月中去一二次。我很少 到宣传部，因凡事有林柏生在办。我每去南京只是见见汪先生。我兼任汪先生的 机密祕书凡四年，却没有到过祕书室。汪先生有事叫我去，总在客厅里见。

    我不但于官场是素人，于政治亦是素人。我与同僚不但少作酒食冗谈，且亦 没有事需要郑重商谈。我对秘闻无兴趣，不去留心甚么内幕。我出入汪公馆，没 有一次泄漏祕密，因为根本没有祕密。官场的起居往往被看成政治化，在汪公馆 我却见国家大事亦只是家常，所以好。

    我去汪公馆，有时即在那里喫饭。通常是午饭分两桌，汪先生夫妇与儿子女 儿媳妇，及褚民谊，陈春圃，林柏生夫妇，陈国棋陈国强兄弟等，我来亦一道。 汪先生上座，右手汪夫人，媳妇傍婆坐，余人均随意就坐。菜是六肴一汤，饭后 有水果，要算得简单，只因为汪先生，遂觉有似帝王的供馔撤馔，可以写入雅乐 。汪先生来到，诸人亦不是畏惧，而只是自然端正起来。喫饭亦是一相，汪先生 胃口最好，且总是开开心心的，看他谈笑饮食，真像生龙活虎。

    夜饭比年饭热闹，有时曾醒方君璧亦来，还有褚民谊太太，便改为大圆桌， 团团坐在一起，菜亦增为十道。曾家方家褚家都是汪先生的亲戚，曾醒是黄花岗 烈士方声侗之妻，曾仲鸣之姊，与方君璧是姑嫂，大家都叫她曾三姑，当年孙中 山先生在时亦敬她是同志姊妹，方君璧则从小在法国的时候多，绘画有名。曾醒 原来倒是个有胆识的，方君璧人很老实，她那本色倒也是一种活泼，但我在汪公 馆见她们像旧式名门妇女的不多说话。汪先生对她们很客气。就中惟林柏生太太 等于女官，她在汪夫人跟前如同女儿，汪先生亦拿她当个小学生，她有点像红楼 梦里的凤姐，却漂亮现前，使人感觉是在广州五月里。

    汪主席公馆亦如同寻常百姓家，惟何时都好像在过节日的有喜气贵气，原来 汪先生的忧国忧民，日理万机，夜里还批公事到更深，亦只如百姓人家在吉日良 辰承当大事。公馆里的人无杂言，不胡乱行走，客厅里与房间里没有甚么陈设， 自然简静，气象壮阔。我只有几回穿房过户，都是汪夫人叫我。楼上只汪夫人带 我上去过一次。见有一个房间是汪先生夜里批公文的，亦在那里写字做诗，像个 书房，一般无特别处，但每经过，使人憬然作念。

    汪先生要算得待我好。从来王者兴于民间，跟他打江山的一代新人皆是政治 素人，汪先生是一个极练达的行政人才，却一直保有政治素人的气概，所以我那 样的外行话他也能听。陈公博周佛海他们于公余之暇宁可胡调，不谈政治，因为 他们的政治没有性情，所以要以嗜好来调剂。汪先生可是没有这样的公私之分， 虽晏息之时，谈政治说国事亦无不宜，因为这里自然有着性情。有言「政事文章 」，政事是可以好到即是文章。而且汪先生这个人又最清，私生活亦别无嗜好。

    我是如同民间人，所以敢平视日本军，亦平视重庆延安，亦平视南京政府， 而汪先生亦到底不能把我收伏。

    汪先生把和平不仅看作外交政策，而看作革命的课题，说「和平反共建国」 ，这实在是他的广大。当初自满洲事变以来，汪先生主张一面交涉，一面抵抗， 他说、「和平未到绝望关头，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 。」到了这关头，他便提出焦土抗战。国军自上海南京武汉败退到重庆而止，汪 先生当即有了自信，知日本不能征服中国，即改焦土抗战为抗战建国。此与后来 他说的和平反共建国，日本欲战则与之战，日本求和则与之和，前后原是一贯。 而使我动心的是汪先生说的建国。他到底是孙先生的学生，何时都不忘记「革命 尚未成功」。便是他的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与组织政府，我虽稍嫌其是乌合 之众，但亦敬服汪先生的白手起家，驱市人以成朝廷，如韩信的使用烂兵兵烂卒 卒亦可以是堂堂之阵。他像孙先生的动不动开府，自称本大元帅，本大总统，比 起满洲国政府及维新临时两政府的奉旨组织，汪政府到底是从民间兴起的，多少 有着革命的气概。

    但我总心有不满，嫌只嫌同僚们对日本魄力不够。艷电里原说「日本亦不能 灭亡中国」，汪先生虽承认中国已败战了，但程度还远不至于被征服，故可以和 平，纵或有所让步，但非城下之盟，远不至于国体的屈伏。且此有限度的败战， 尚可晓以道义及远大之计，或者可能使日本不以战胜者自处，中国不以战败者自 处，而做到双方资格完全对等的和约。可是周佛海梅思平并不体会汪先生的意思 ，他们看得中国败战的程度已濒于被征服。汪先生没有说再抗战下去中国将亡于 日本，他只说再抗战下去中国将亡于共产党，但周佛海梅思平他们则以为日本有 灭亡中国的力量。我对周佛海梅思平他们不快即是在此。

    和平运动初起时我对于议和的双方资格问题，与汪先生的想法完全一样，但 到上海之后，接触了日本军与日本的所谓国策，我起了反感，变得相信中国根本 未败战，连有限度的败战都不是，第一次是对日本海军报导部长，我就如此抗辩 。我这对于双方形势的新判断，未必是根据何种标尺，而宁是因为与中国民间样 敢于平视强权。昔人说、「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我是身在东吴而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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