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分派，不能一致对外。且北洋海军统帅丁汝昌畏葸无能，难胜统领之任。和伊藤博文一起留学英国的林则徐的孙子林泰曾以及刘步蟾、严复等人，曾联名上书清政府，希望“重兵保卫旅顺、威海卫、刘公岛等军事要塞炮台”，却被丁以“日本乃区区岛国，何足道哉”为由压下。中国清朝政府、清朝军队不许下级说话、扣压御敌之良策的恶习，实际上帮了日本人的忙。当时日本海军了解到，北洋水师“定远”、“镇远”、“济远”三舰上有德国水手42人，北洋舰队副统领是英国人琅威理。日本推断，外国人不会为中国利益浴血奋战。战事一起，外国水手果然力主投降。

    许多秘密情报是怎样获得的呢？北洋水师高级将领中聘用了英国人、德国人。日本派遣女间谍打入这些人出入的外交场合、娱乐场所，想方设法探听窃取情报。

    1894年9月17日，日本舰队挂上美国国旗，突袭北洋水师。北洋水师仓促应战，“致远”舰被日军鱼雷击中，邓世昌与全船250人一起阵亡，日军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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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本的情报战（6）

    日本的情报战（6）

    日本情报机关调查证实旅顺周边只有守军13，000人。从10月24日起，日军以3万余兵力分3批在花园口登陆，11月攻陷旅顺。当时号称“东方第一”的旅顺要塞、中国苦心经营16年之久的重要军事基地被日军占领后，4天之内杀死6万余人，中国从此失去了修理军舰的船坞。

    情报机关从北洋水师外国水手那里得知：旅顺军港危机，丁汝昌请战，被李鸿章驳回。北洋舰队只得困守在威海卫军港内。

    12月14日，日本大本营下令进攻威海。1895年1月20日，日军在荣成湾龙须岛登陆，没有遇到一兵一卒抵抗。荣成陷落后，又从后路抄袭威海，如入无人之境。30日，攻下威海军港南北两侧炮台，日本海军封锁了军港的出口。海陆双方同时向停泊在威海港内的北洋舰队开炮，北洋舰队的“定远”、“靖远”、“来远”、“威远”等舰先后被击沉。

    三浦向我介绍：

    100年前，排名世界海军第8位的北洋水师败给了世界海军排名第16的日本海军。今天，你们中国总说“落后就要挨打”，那么武器不落后也挨打，那又是什么原因呢？你们的“不许说话”大概就是“落后”的原因吧。起码我这个原日本海军少尉这么思考问题。

    三浦向我介绍：

    日本历史书中都有情报部门的详实记录：威海卫海战后，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自杀，在英国海军留学回来的优等留学生林泰曾、刘步蟾也都自杀。优等留学生严复则退入书斋，于1896年翻译出版了《天演论》，提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三浦对我说：

    可能你们中国人都不知道甲午海战对于我们日本国的重要性。只此一战，日本就改变了自己的形象，由一个原先并不起眼的东方小国，因海战胜利而让当时的英、美、德等列强刮目相看。而且，这场战争还使我们日本经济状况突然好转。当时我们日本的外务大臣井上馨兴奋地说：“一想到现在有38，000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或私人都顿觉无比地富裕。”日本政府将战争赔款这笔钱除去做教育经费、皇室款项等等外，把其中一部分投入产业革命，一部分用来扩充军备，还有一部分充做改换金本位制的资金，促使日本实现了经济起飞，使日本原有的2767家工厂猛增到7640家，302家银行猛增到1752家。侵略他国带来的好处令人瞠目，我们日本很快地跻身列强行列。

    三浦老头儿说：你们中国不注意情报的例子不但昨天有，今天也有。比方中国许多代表团到日本来，往往头几个问题提的都一样，这说明中国同行之间并不交流情报。比方南京机床厂访问了日本*机械厂，回国后就应该把技术情报交流给哈尔滨机床厂、北京机床厂、乌鲁木齐机械厂和桂林机械加工厂。同行之间互相封锁，就会阻碍技术的进步。今天中国的电视机大战、洗衣机大战、空调器大战和服装大战的结果，浪费了你们国家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日本农业代表团、化工代表团、机械制造业代表团访华后，都在本行业定期交流会上交换情报。由于我们日本商社、大企业之间经常交流，就使我们避免了重复建设、重复买进，并保证了定向输出。

    五

    我们交谈时需要纸和笔，不是我要写，而是三浦老头儿要写，他生怕我不懂。

    我对三浦说：你所说的日本社会收集情报的习惯，我怎么会不知道？我在日本最大的报社工作过4年，那就是发行1000万份的《读卖新闻》。你们日本人如何猎取中国情报的，“甲午海战”及“抗日战争”时的情况我不太了解，但是，近十几年的情况我却熟悉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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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本的情报战（7）

    日本的情报战（7）

    我对三浦说：日本记者目前在中国大陆有六七十人，几乎所有大的新闻机构都有驻中国记者。他们的基本任务是要随时注意驻在地的最新动态，及时向本社发回新闻资料。为了做到熟悉中国，他们雇用中国的秘书、司机、厨师、女工、花匠，从而进一步从身边发生的小事了解中国，学习中国的文化、风土人情，掌握中国的民间脉搏。他们通过采访结识了中国各界人物，从而进一步加强同各方面联系。他们每天分析中国的全部报纸杂志、分析全世界每天对中国的报道。另外，驻北京的记者每人都在10年之内被轮流派驻到台湾、香港、上海等地工作，以便更全面地认识中国。

    我告诉三浦，我看过日本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中鸠岭雄在1895年写的《香港》一书。书中透露了日本情报人员在香港活动的一些情况。作者说：驻港日本总领事馆向来设有“外务省特别研究员制”，日本的中国问题研究者，置身于香港这样的中国人社会，可以自由自在地进行研究。

    这些人精通中文，对中国问题有相当的认识，在外务省及驻港领事馆的特别安排下来香港做“特别研究员”，几年后返回日本，个个变成中国通，对中国几乎是无所不知。一位日本教授说，目前，在日本研究中国问题有相当成果的不下2000人。加上日本各大机构不停地继续收集中国各方面详细的情报，所以，中国的情况他们了如指掌，可以说是无密可保。

    中国几个主要城市北京、上海、广州等，市场上重要商品的售价，东京的研究机构每天都收集。甚至一斤菜起价多少，日本研究机构马上知道。他们大量订购大陆的报刊，不但省一级以上的全部订，而且，许多地方小报也订。这些研究机构里的资料员分工极细，政治、军事、经济各大类中又分小类，资料逐年积存下来，一旦发生了新闻，来龙去脉便一目了然。

    日本人尤其感兴趣的是最新的动态，从*中央人事变动到政治、军事、经济、民生样样都感兴趣。

    我告诉三浦：我在日本多年，知道日本有两大畅销书，一本是年年更新的日本三菱综合研究所编的《中国情报》，一本是年年更新的《现代中国人名辞典》。《中国情报》自不必多说，作为工具书它包含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领域的各种信息数据；《现代中国人名辞典》更详细，中国党政要员、驻外公使，大军区、省军区正副司令员、政委，人代会（区县一级）、政协、司法、教育（大学副研究员以上）、文学、*党派、人民团体、体育乃至国营工厂（副经理以上）的人名、简历、能力等都尽在其中。依靠这些工具书来了解中国的各种情报数据、各阶层的人物，可谓方便之极。

    我告诉三浦老头儿，1988年我在日本国驻华大使馆总领事馆工作时，曾和一个机械工业部来办出国手续的老同学聊天。他能精确地算出一条外国烟、一台电视机的海关税后价格，却不知去日本谈判时日方公司人物的年龄、学历、经历、能力以及对方公司的经营状况。这个老同学告诉我：“知道那些与我的工资、住房毫无关联。但是，我知道他们（谈判对象）的名字。”

    我和三浦都大笑起来。

    三浦问我：知道不知道今天日本人为什么关心中国的政治、经济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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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本的情报战（8）

    日本的情报战（8）

    他解释说：“中国的政治经济情报直接关系到日本人的利益。比方我们日本三分钟生产一台汽车。这台汽车在我们和中国进行贸易的时候，可以交换回10个农民养了三年的120头食用肉牛，或者交换回中国渔民远洋船队捞回的数十吨鱼虾，或者交换回中国土地上生长得最好的几十吨谷物。中国的科技、工业上去了，gnp的年增长值保持在7％的结局是，中国人不买我们的汽车、电视、空调，光卖给我们粮食、石油、橡胶、矿石，那我们生产的东西卖给谁去呢？世界市场虽然很大，但没有中国广阔的市场就会直接影响到每个日本人的生活。”

    三浦对我说，日本各大报纸自中日建交以来几乎天天报道关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消息。那时中国人都穿蓝衣服，农民不许养鸡养羊，城市人买一斤肉还要肉票。那时我就感到中国不但必须买我们的汽车，而且在我们日本人面前总会有自卑感。

    三浦说：60年代初，中日经济还不相上下，后来中国发生了文化革命——群众斗国家主席、工人不生产、学生打老师、把文物都毁掉、让科学家去放牛。我们日本人看到这些情报一方面感到很刺激、很同情，一方面得知，这样中国出口原材料会更便宜。中国人现在还不认真总结那个年代的经验教训，这很有意思。我们日本人充满兴趣地、很高兴地注视着中国发生的一切。

    六

    看三浦的日记，我感到很惊讶。比如1942年的日记中，他对中国的人口，政府军队的编制、装备、素质，中央军和地方军以及阎锡山军队、桂系军队的特点，宋哲元的河北军队与万福麟系东北军在战斗力方面的比较以及抗日态度，满州国军的可信赖程度，中国高炮部队的防空能力，政府军战车数量，海军、空军的实际作战能力，八路军作战部队的数量和活动区域，等等，都记得清清楚楚。由此可见，获取中国情报，已成为当时日本军人的生活习惯。

    我给三浦介绍一本名为《七七京华津浦轶闻》的书，作者是曾在中国冀察绥靖公署军务处当科员的韩立才先生。

    韩先生在他的见闻录中写道：

    1937年9月14日，我到河北泊镇家哲元总部报到。从这时起至1938年4月宋哲元辞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止，我一直在总部里工作。

    在泊镇，我军用高射炮击落了一架敌机，送到参谋处去的战利品有一个降落伞和一张地图。当时我正在参谋处帮忙，负责保管地图和抄写文件。那一张军用地图正是我们家乡——河北省盐山县一带的地形图。我认真审查了那张地图，不但很感兴趣，而且非常惊奇。原因是日本测绘的那张地图，比我国测绘的一万分之一的地图还精细。我们家乡附近各个村落的位置、河流及道路走向，非常准确。连村里有多少水井、多少人员、多少物资也都有记载。这不“神”了吗？我在军官学校是学工兵的，学习过测绘，我们用相当长的时间测绘，有时还测不准确。

    这么精确的地图日本人没有在我们家乡实地测绘过，那么它到底是怎么搞出来的呢？参谋处的同事们就这一张地图议论了很久。大家说，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但是，他们这种深入异国调查研究、工作量这么大、组织得如此严密，实在令人惊异。另外，日本人测绘了这么精确的地图，中国的地方当局和保安机关竟一无所知，可见我们严防敌特的工作实在搞得太差了，又怎么能不被动挨打呢？

    三浦老头儿看了中国政府军军官韩立才先生这篇文章的译文后直摇头，他对我说：这位韩先生对日军描绘中国地图精确的程度，表示惊异和困惑，因为他历史知识太差。早在1935年6月5日，我们日军制造了张北事件。关东军“旅行团”山本等4人，由多伦潜入察哈尔境内偷绘地图，行至张北县北门，不服中国29军132师守卫官兵检查，被送到师部军法处拘留。日军以此为借口提出抗议。同时，日方还调动军队到察哈尔省边境，派飞机在北平上空示威，蓄意扩大事态。中国国民政府屈服于我日方压力，于6月19日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政府主席职务，任命秦德纯代理察哈尔省主席。秦德纯等于6月23日开始与日方代表土肥原贤二举行谈判，并于27日签订“秦土协定”。该协定中有“援助日本特务机关的活动及军事设施的建立”等内容。这样，日本实际控制了河北、察哈尔两省。这张地图，显然是在“秦土协定”之后明目张胆地测绘的。

    听了三浦老头儿详细的介绍，我对这位原日本海军少尉历史知识的丰富，佩服得无以复加。远在百年前、50年前，日本人就如此重视情报；到了信息时代，他们更是无孔不入。这一点，应该引起国人深思。

    我认识的鬼子兵

    > 无知的日本姑娘（1）

    无知的日本姑娘（1）

    一

    野崎由美子，我永远忘不了这个无知的日本姑娘。时至今日，我对她的好感仍不减当年。

    我随身带着相机，萌发过给她拍一张手持《在中国的731部队》一书的念头，但放弃了，至今想起来，真是遗憾之至。

    野崎长得端庄，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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