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单纯。她有一双充满求知欲的眼睛。认识我之后，她才知道中国人眼中的日中战争史，与她读过的图书中所描写的有很大出入。我在她心目中完全是一个谜，是一个生疏的世界。她说我是中国人的窗子。她和我交谈时很少争论，总是看着我小声说：“哈依，哈依。”这让我感到她仿佛是一个往里面灌什么都可以的容器。

    她是高三学生，每星期天上午10点，我们都在东京国立图书馆同一书架前见面。开始不说话，久而久之就熟了。后来我们见面时干脆就坐在书架前地毯上小声谈话。因为那地方不但清静，而且不影响他人阅读。每次她都要带上几十页的纸和笔，而我要带上字典。交流时，关键的地方表达不准确，是非常麻烦的。在我眼中，嘈杂的东京像茫茫的荒漠，所以，如果有一个星期天她没去，我就感到像失落了什么似的。

    有一个星期日，我因事没去，晚上接到她的电话，一副嗔怪口气：“今天我在图书馆里等了你整整两个小时。去之前还复印了三幅中国地图，供你在上面画出日中战争示意图。上次你画的中国地图，我回家一对，不准确。而且我爷爷说，你在日军进攻示意图上有三个地方标错了时间和地点。”

    我在电话里说：“野崎，我的地图画错了吗？非常抱歉。出现差错很有可能，因为我只不过是喜欢研究日本侵华史而已。这同你爷爷不同，他作为侵华日军，不是参加过1937年12月占领南京的战役以及其他许多战役吗？那张图表什么地方画错了，请他标出来吧。什么时间见见你爷爷呀？”

    那幅日军侵略中国图是两周前我在图书馆里给野崎随便画下的，没想到她拿着它极认真地与历史书对照，还去请教她爷爷。

    再见面时野崎对我说：“学校里的地理老师常常教育我们，说连自己国家地图都画不清楚的人，是一种耻辱。所以我们有一节课专门画地图。我们入学考试时，有一项就是画地图。你们中国的中学老师不这样教育你们吗？”我回答她：“对不起，我没上过中学。”野崎瞪大了眼睛说：“真的？”我说：“真的。我在应该上中学的年龄期间去当了工人，但后来有机会上了大学，现在又在日本读大学的研究生课程。不过我的小学老师常常教育我们，连自己国家历史都不清楚的人，也是一种耻辱。我们中国中小学的历史、地理教科书中都有日本侵略中国的内容。难道你们日本中、小学教科书中没这方面的记载吗？”野崎说：“我们高中历史、地理教科书中有一点这方面的记载，但很简略，文字不过200字。没有你说的‘侵略’字眼，有‘进出’这两个字。你说的‘南京大屠杀’在我们教科书中叫‘南京事件’。我奶奶常说我爷爷当年在南京杀中国人不对，而我爷爷坚持说参加天皇的圣战、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就必须消灭抵抗。我由于在教科书中找不到满意的答案，所以才来问你。我复印了三张中国地图，我们两人重新把时间、地点、事件等在地图上详细标出来，然后逐一核对，好吗？我需要知道这些历史事件，了解这些，我起码可以参加我爷爷和我奶奶的谈话。其次，我可以理解电视新闻中亚洲各国不断发生的抗议镜头。如果你不认真，你马虎，”野崎看着我小声说，“那我该不高兴了。”

    我认识的鬼子兵

    > 无知的日本姑娘（2）

    无知的日本姑娘（2）

    我急忙向野崎表示歉意。我没想到日本中学生这么认真。我想考考她：“你说我画中国地图不像，那你画张日本地图给我看看呀。”野崎欣然同意。她从书包里拿出纸笔，迅速画出一幅日本地图，很快标出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等15个主要城市的位置和冲绳岛的经纬度，让我惊讶不已。“地图画得真好。”我夸奖她，“但是，你知道当年日本军侵略中国、侵略朝鲜时都是从哪个码头坐船出发的吗？”野崎这次来了个大红脸。她说：“啊呀，这我可不知道。我们学历史和地理时，老师都没教过。你知道吗？”

    其实我也不知道。当年日军可能是从日本的下关港和北九州港出发。从这里经过朝鲜海峡到朝鲜半岛的釜山港，是最近的海运路线。然后日本兵经朝鲜步行或乘火车到中国东北大陆。

    这只是我的猜想，实际情形怎样，我没有研究过。

    野崎拿出复印的中国地图。没办法，遇上这么认真的人，只有在中国地图上重新给她标出日军侵华的地点、时间。野崎佩服中国人，因为中国人熟悉自己的历史。

    我在野崎复印的中国地图上，标出了日军侵华的地点、时间：

    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日军侵占中国东北三省。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占领中国北平。

    1937年8月25日，占领张家口。

    1937年9月24日，占领保定。

    1937年11月5日，日军占领上海。

    1937年12月13月，日军占领南京。

    1938年5月19日，攻占徐州。

    1938年10月21日，攻占广州。

    1938年10月25日，攻占武汉。

    1938年11月11日，攻占岳阳。

    1938年11月15日，人侵桂南、南宁等地。

    1939年2月，日军占领海口市。

    1941年12月8日一26日，日军攻占中国香港。

    二

    东京的外国人很多，是个国际化城市。但野崎说，只有我这么一个外国人和她说过话。东京人口1000多万，女性当然也多。但我觉得称得上“天真无邪”的女性，只有她野崎一个。上帝没有给我安排认识其他女性的时间。

    初见野崎由美子感到奇怪，我们要看的书都差不多。只不过我要看的书更广泛，而她要找的书更专一。她的目的是要从书中了解731细菌部队、慰安妇问题和南京大屠杀的真相。

    野崎要找的几种书图书馆里都有，不过都是持各种观点的日本人写成的。有的观点大相径庭，这使她莫衷一是，迷惑不解。我联想起一段有趣的经历：

    20年前，我作为中国陆军铁道兵在新疆焉耆县驻防村，街上的广播分维吾尔语和汉语，电影院也分维吾尔语和汉语。如果维族警察抓住一个汉族小偷，维族、汉族的旁观者都不管；如果汉族警察抓住一个维族小偷，就会有许*族人为小偷“说理”。一次一个汉族警察发现一个维族人行为不检点，就对他说“喂，请你站在这儿等一等”，然后飞也似地往派出所跑，去叫维族警察。野崎听了我的故事，她脸上开出一朵鲜艳的花儿：“真有意思，56个民族生活在一起，能和睦相处，真了不起。”

    我对野崎说：“维族警察可以抓维族小偷，那么大和民族为什么不能批评大和民族呢？任何一个民族，要想挺起腰板走向未来，就不该忘记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如果连真实和公正书写历史的勇气都没有，那就十分可悲了。将来一旦子孙深究起来，那不很尴尬吗？”

    我认识的鬼子兵

    > 无知的日本姑娘（3）

    无知的日本姑娘（3）

    野崎从书架上抽出十几本书向我介绍：“你先看这本，再看那本。”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书有几个版本。其中有一本书的开头这样写道：“屠杀的‘屠’字在日本语中是杀牛、杀猪的意思。可是中国人却把它用做杀人的意思。说那次事件中死难者有30万、20万，这是夸大的数字。”

    有一本关于慰安妇的书，这样写道：“由于到外国去的日本军人在生理上的需要，所以就有了从军慰安妇。从军慰安妇大都是从朝鲜半岛带去的，也包括日本占领地区的女性在内。日本政府已于1993年正式道歉。与政府间的赔偿不同，原从军慰安妇们已要求对于所受到的身心伤害给予个人的道歉和补偿。”

    我向野崎介绍，中国人的书观点比较一致，尤其是历史方面的图书。观点大相径庭的书也有，表现自然科学方面的争论比较多。而日本有的历史教科书起到歪曲历史真相的作用。

    据我所知，1945—1955年期间，日本的教科书与今天的教科书不同。那时，没被判处极刑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们活像一群四处挨打的恶狼，刚刚龟缩回东瀛列岛。那时日本受原子弹袭击的创伤还历历在目，战斗机、战斗舰、远程火炮无一例外地在美军监督下销毁。日本各个港口每天都有从亚洲各地撤回的败兵登岸，东京车站无家可归者成千上万。到处都可遇到要饭孩子们伸出来的、脏乎乎的小手。那个时候，驻日美军的吉普车还在日本的国土上耀武扬威；那个时候，日本姑娘向美国大兵发出献媚的微笑；那个时候，美国人还在左右着日本，从法律、意识形态到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那时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们和他们的“理论家”们只能从垃圾箱里偷偷地向外窥视。他们不敢大放厥词。

    1951年至1954年的朝鲜战争，使日本渔翁得利，发了战争财。从1955年开始，随着经济上的逐渐复苏，政治上的论调也开始气粗起来。1957年，日本文部省在鉴定教科书时说：“把日本所进行过的战争说成是帝国主义的战争不太好。”于是，文部省的官员把“帝国主义”改成“先进的资本主义”，把“争夺亚洲市场”改成“向各地扩张”，把“对中国的侵略”改成“与中国的战争”。他们用这种歪曲事实真相的做法，来减少当年日军犯罪的责任。

    1958年，日本文部省制定《学习指导要领》，规定要用拘束力来监督教科书的修订。这个方针起到了从根本上歪曲历史真相的恶劣作用。

    1969年，文部省改订《学习指导要领》，干脆删去关于战争责任和反省的内容。

    1982年，文部省在改订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时，把“帝国主义侵略”改为“对殖民地的扩张政策”，把日本军“*、杀人、放火、掠夺”等事实在教科书中一律删去，对“大屠杀”、“万人坑”和“细菌战”等词汇，用“非历史性名词”、“学校教育中不使用”、“辞典中没有记录”等理由，把它们从教科书中删去。

    1988年，日本文部省进一步把“侵略”改为“进出”，把“南京大屠杀”说成“描写不客观，死伤30万人以上是中国方面的夸张，与事实有出入”。

    1994年，日本文部省对高校历史、地理、教科书作鉴定时，把“南京大屠杀”改为“南京事件”，并在教科书中这样描述：“日本军占领南京时，遇到中国人的激烈抵抗，在大混乱中有很多中国军民死亡。关于死亡人数有许多争论。”还把“从军慰安妇”一节中被日本侵略军性暴力虐待的受害妇女人数全部删去，以此掩盖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

    我认识的鬼子兵

    > 无知的日本姑娘（4）

    无知的日本姑娘（4）

    对于来自中国、韩国、朝鲜的抗议，日本自民党说“鉴定是公正的”，“教科书是国内问题”，“并不干涉他国”，从而坚持错误的历史观点。

    我给野崎讲日本侵华史，让她大吃一惊。

    我讲教科书史，也让她大吃一惊。

    对于日本对下一代的“独特教育”，我有我的看法。这点我和野崎讨论过。我认为在日本所发生的“历史教育”和“现实教育”常常发生矛盾，这种矛盾在人们的思维信息系统中形成冲突，从而诱导人们重新审定、评估这种“信息”的来源，最终会导致对日本教科书的重新审定，还其本来面目。二战以来，日本是媒体开放、实施*的国家。比方日本数不清的图书馆中有批判天皇、指责天皇要对战争负责的书便是例子。每年“八?一五”前后，播放的二战纪录片虽被剪辑过，但也能从侧面看到当年日军在亚洲各国所犯下的暴行。以新闻报道的快捷直白而著称的日本新闻媒体，更是把被侵略的亚洲各国人民的抗议、*、愤怒、不满以同步的传真方式展现给日本国民。青年人看了媒体播放的历史纪录片和报刊上的新闻报道，发现和教科书有很大差别，于是产生种种困惑。

    我对野崎说，我们在图书馆里找资料也好，谈话也好，还不都是因为“教育”而产生的困惑吗？

    野崎点点头，表示同意。

    三

    同是女孩子，东京的高三学生比北京的高三学生在生理和心理上都要成熟得多。中国的封建时代是讲究三从四德，质本洁来还洁去，夫死应守寡而终，女人以*为罪孽。而日本开放较早，在性观念上与中国有较大差异。因此，“慰安”这一词的部分含义，野崎能听懂。但她对慰安妇问题，仍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她问我：“既然是*，战时又多给钱，她们怎么今天还抗议呢？还要赔偿呢？今天我看了电视，南朝鲜的妇女在日本使馆前抗议，要求对她们身心所受到的伤害给予国家的道歉和补偿。可那时不是金钱交易关系吗？”

    关于“从军慰安妇”，我告诉野崎：

    1991年，韩国慰安妇金学顺首次站出来，公开自己二战中的经历，并向日本政府索赔，这才使埋没半个世纪之久的慰安妇问题公之于世。

    作为一种独特制度的存在，是有其深远的历史背景的。日本江户时代，卖春、娼业发达。明治国家建立后，日本政府于1900年将卖春作为一种“劳动职业”加以肯定。政府管辖内的妓院要定期进行卫生检查，并将这些*称为“公娼”；不受政府管辖的，则称之为“私娼”。这种公娼制度的存在，起了淡化日本人对卖春、买春丑恶印象的作用。1905年，日本吞并朝鲜半岛后，将具有日本特色的公娼制度输入朝鲜，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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