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候，他是平常人，和美国人、德国人、英国人、阿根廷人、索马里人一样，亲切、融洽、理解、自然，有同情心和正义感。当他以一个团体成员出现时，他就变成了有国籍的日本人；那时，他干什么事都要服从团体的意志，或者说要看别人的脸色行事。岛国国民正像汪洋里的一条船，他们必需团结一致。不论到大海里捕鱼时应付风浪或者到大陆架国家去抢东西或者学习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等等，不团结就什么也干不成。

    “团结”可以使一个民族成为经济技术大国，“团结”也可以阻挠一个民族迈入世界政治大国的步伐；“团结”可以左右个人为团体的利益而不承认错误，“团结”当然也可使人在铁的事实面前信口雌黄。似乎“团结”的力量还可以掩饰战争的罪行。那么面对采访的询问摇脑袋还奇怪吗？

    但是摇脑袋也无碍大局。

    中国人在日本办的一家报纸《中文导报》上，曾发表过一篇题为“世纪之交的中国与日本”的文章。文章是该报记者孙江于1996年10月采访日本静冈县立大学讲师茂木敏夫博士的记录。茂木敏夫博士作为中国问题的专家在采访中有这样一个回答，引起我的注意。

    茂木博士说：“在我看来，中国人有个错觉，以为日本社会右翼势力正在勃兴；其实右翼在日本仅占极少的一部分，战后日本已走上了*国家的不归之路。”

    以上茂木博士的讲话，我认为是实情。从广义上讲，几乎没有人反对这个看法。纵观历史，横观历史，展望历史的走向，日本军国主义在日本国内外都是让人嗤之以鼻的势力。中日建交25年来，走过了一条坎坎坷坷的道路。在光明的前途面前，有谁能说它是在走回头路呢？

    九

    然而正义在某一局部时空范围内会让邪恶占上风。近几年，每到“八?一五”日本投降纪念日前后，总有一伙子当年的鬼子，穿上旧军装，扛着三八枪，在自己家门口向亚洲各国人民挑战。1995年8月16日上午11点10分，我在东京的靖国神社追着这些老鬼子问：“喂！我是中国人。你们敢不敢穿着这身衣服去趟汉城或北京卢沟桥？”这些老军人竟然没有一个人回答我“敢”这个字。他们中间有一个老鬼子对我说：“嘿！你小子别在这儿开玩笑啊。”

    我说：“这事还能开玩笑？你们谁穿这身衣服去，我情愿给他出机票钱，并陪同采访。”我估计如果有谁去韩国汉城的话，返程机票就不用买了，那里的人火气都比较大。

    这些地地道道的老鬼子们面面相觑。

    如果在半个世纪前，我的脑袋立马就搬家了。这帮老鬼子谁都可以办这件事，杀我就像杀只鸡一样。可今天确实不成了，靖国神社也是在众目睽睽之中、大庭广众之下。想复活军国主义是可以的，但立马再杀中国人还是不行。前面讲了，日本到底是个法律社会、*社会，而且我过期的记者证就挂在脖子上。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越是小报社前面越爱加“中国”两个字，别看它小得没人知道，发行量之低连工资都发不出来，可出国就不一样了。这帮老鬼子挎着大洋刀、扛着三八枪、扎着武装带围过来看看我的记者证，都说：“这小子是中国记者！不要回答他的任何提问！”

    他们躲着我，回避我，怪不怪？

    我认识的鬼子兵

    > 白雪红旗（7）

    白雪红旗（7）

    我那次采访一直得到一名日本警察的关照。他老跟着我，所以一些日本流氓也不敢怎么样。那位警察姓吉田，46岁，领章上有三颗星。他埋怨我：“你们中国记者来采访，一定要事先通知东京警视厅。万一你们出现危险多不好。”我非常感谢吉田。他说：“从你进靖国神社后把记者证挂在脖子上，我就开始注意你了。”他一边领我参观靖国神社，一边对我说：“昨天一个韩国摄影记者和两个日本流氓发生了冲突。那韩国人简直不要命，他抄起照相机要当手榴弹扔……”

    靖国神社整体呈一斧状，由东向西横卧在靖国大道一侧。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道高25米的青铜制牌楼，再后是现代日本陆军创始人和靖国神社创建者大村次郎的铜像。参拜步道的左侧是一停车场。这里除停放参拜者和旅游者乘坐的车辆外，更多的是从日本各地进京鼓噪的各种右翼势力的黑色宣传车。靖国神社可以说一直是日本全国各种右翼势力的聚会地和避风港。

    面对日本右翼势力墨黑色宣传车喇叭里传出来的震耳欲聋的歇斯底里喧嚣，我大声对吉田说：“中国人不知道这里的情景！”

    吉田不相信，他在我耳边喊：“真的么？”

    我说：“转播这样的电视新闻画面，让中国人民看上一分钟，就比我的命值钱。我不怕死。”

    吉田站住了，他绷着脸严肃地把我的记者证摘下来，放进我的口袋里。

    我说：“你们日本国有的人说南京大屠杀是胡说，看看这个场面，不是再现了1937年日本兵在南京的猖狂吗？”

    吉田又站住了，他无可奈何地对我说：“我不是政治家，我是警察。一小时后我就下班了。我已和我上高中二年级的女儿约定了去吃生鱼片。我的工作是：上岗期间别有人在这里找外国记者的麻烦，这就成了。至于日本民间团体在这儿唱什么，叫什么，喊什么，这与我无关。他们的行为没有违犯日本国法律。”

    吉田警察一直陪我走出靖国神社。看着熙熙攘攘的游客，他松了一口气。他对我招招手说：“再见。”就在他要转身的一刹那，我说：“我还想进去转一圈。”吉田一脸的困惑。他皱着眉头，摊开双手说：“我要下班了。”

    在日本留学期间，我除了年年“八?一五”都去靖国神社外，还去一个叫涩谷的地方看看。涩谷位于东京的闹市区，这两个地方都是右翼分子的聚会地和避风港。

    如果说靖国神社是政治家表演的场所，那么涩谷就是民间右翼团体表演的地域。在涩谷街上四处停着黑色宣传车，他们把声音开到最大，叫嚣：“日本没有侵略中国，南京大屠杀是胡说，桥本首相不去参拜靖国神社是怕中国，再不去就不让他当首相！”

    写到这里，我只想以亲身目睹的感受告诉同胞们，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绝对不是一件说说而已的儿戏。警惕未来，勿忘“九?一八”和“七?七”事变，不是一句空话，也不是政治口号。

    这些年，不光民间，政客中做丑恶表演的也不乏其人。

    1985年，当时在任首相中曾根康弘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

    1986年，文部相藤尾正行说日军在南京进行的屠杀是“为了排除抵抗”。

    1988年，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说：“卢沟桥事件是偶然发生的。”

    1990年，运输相石原慎太郎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捏造出来的谎言。”

    我认识的鬼子兵

    > 白雪红旗（8）

    白雪红旗（8）

    1994年，法务相永野茂门说：“把太平洋战争说成侵略是错误的。”

    更有甚者，以参议院议员板垣正为首的一些人，面对一位曾为日本军队做了8年*隶的韩国老妇人，反复向她发问：“难道你没拿到钱吗？”老妇人抗议道：“50多年前你们污辱我的肉体，今天你们还要污辱我的灵魂吗？”

    在日本，我看了这些政客的讲话，一种受屈辱的愤怒油然而生：都过了50多年了，他们怎么还想任意欺辱亚洲各国人民呢？！与此同时，我正在东京半工半读送外卖。我仔细寻找我们店的客人登记表中有没有这几个政客的名字。如果他们订我们店的“中华拉面”，我送去之后一定会非常礼貌地问：您是参议员板垣正吗？只要他回答是，我立马把热气腾腾的拉面从他头上倒下去，不管他是秃头还是分头，不管他穿的是西服还是和服，让他知道知道热气腾腾是怎么回事。

    十

    如果说世界上有那么一个民族，从不承认自己所犯下的罪恶，并试图掩盖它，大家会不约而同地说：那是日本人嘛！其实一部分日本人实际上是知道自己的丑恶之处的，不过在未来的人类社会生活中，他们还会固执地把丑恶的表演进行下去。他们不把自己摆在反面教员的位置上，是不甘心的。我们这个世界需要反面教员，日本人毛遂自荐地包揽了这一任务。

    对于日本的少数右翼分子兴风作浪也是一样，批判他们就成了亚洲各国人民及爱好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重要任务。而且展望未来，任重而道远。

    写到此时，我本想应该休息一下了，今天是1996年10月13日，星期天。我随便翻翻今天的报纸，又生一脑门子气。《每日新闻》上发表一条新闻，题目为“参拜靖国神社有什么不好”。诸位看看，  山静六官房长官又在大放厥词。我没办法，只好继续拿起笔来。

    那么，靖国神社到底供奉着什么人呢？

    靖国神社供奉着日本自明治维新（1868年）前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为止，为天皇战死的近三百万个亡灵。其中除14，000多名是在国内战争中死亡之外，其余都是在对外侵略扩张战争中战死的。

    具体情况如下：

    中日甲午战争中战死的有13，619名；出兵台湾等地战死的有1130名；*“义和团”战斗中战死的有1256人；日俄战争和*朝鲜战死的有88，429名；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出兵西伯利亚等地战死的有4850名；“济南事变”（即日本出兵我国济南）中战死的有185名；“九?一八”事变中战死的有17，161名；“日中战争”（即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战死的有万人；太平洋战争和亚洲其他战场战死的有89万人。

    令人愤慨的是，1978年秋，一些人竟偷偷地把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和重刑的14名甲级战犯亡灵的牌位塞进了靖国神社。他们把这些战犯称做被“联合国单方面处死”的“所谓战犯”，他们称这些人是“昭和殉难者”。这14名甲级战犯中有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木材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等人。这些人都是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罪魁祸首呀！

    ●山静六居然敢说：“参拜靖国神社有什么不好？”

    我找不到参议员板垣正、●山静六这样的丑恶表演者，所以热气腾腾的面条一直没机会“迎头倒下”。没办法，我只好拿起我的笔来。这也是我写作本书的意图之一。

    我认识的鬼子兵

    > 白雪红旗（9）

    白雪红旗（9）

    十一

    我父亲是1939年入伍的八路军老战士。我为父亲感到光荣的原因是：半个世纪前，在反侵略的中国战场上，八路军是一支抗击日寇的顽强队伍。父亲在30年前告诉我两件事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父亲说：“第一，能活到今天的八路，哪个不是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在日本侵略者面前，他们是中国人民不屈的精神象征。第二，蒋介石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他不抗日。”

    我一直想问父亲：“如果蒋介石一开始就抗日，那么后来，他会怎么样呢？”可惜一直没有机会问。

    我采访过的十几个当年的日本鬼子，他们无一例外地能用中文脱口说出“八路”二字，言谈话语之间流露出对这支中国军队的敬佩、憎恨、恐惧、不满和不服。采访他们时谈到的关于中国人被屠杀的事，常常使得我数日情绪低落，泪流满面；采访他们时听到的有关八路英勇善战的故事，又常常使得我充满自豪、兴奋异常、高声歌唱。采访他们而得知老日本鬼子眼中的旧中国、旧中国社会、旧中国的民众、党派、军队、政府、教育、文化以及古建筑，常常使我陷入沉思，回味良久。

    采访鬼子才知道八路不是徒有虚名，采访鬼子才更加深了“只有共产党才是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这一印象。

    我到日本留学，不管是当着日本教授、日本同学或者是老日本鬼子的面，总是把八路爹挂在嘴上。我是中国人，日本侵略过中国，所以我必须把八路爹挂在嘴上。与此相反，我有个日本同学在忘年会（即迎新年联欢会）上用小声的语调把我叫到一边，看看周围没有人，然后告诉我：

    “实在抱歉，我爷爷是原侵华日军，他在中国的湖南呆过。他虽然从不谈及在中国的事儿，我却感觉出了他干过什么了，实在抱歉了。”

    我听了先是一惊，然后心头又一热。谁说当今日本年轻人没有是非观念？谁说当今日本大学生不关心政治？谁又能说日本青年完全不懂历史呢？

    可能和当八路时做的工作有关，爹后来当了*前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辑。他担任这个工作期间接触过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作家、记者以及数不清的文学青年，可是对于我写的东西，他从来都是不屑一顾的，好像是看根本没有观赏价值的一棵马齿苋。我自己也感到很自悲，所以我从不往文学的小道上挤，也挤不进去。不过，我喜欢看别人在那儿挤，那景象有点像早晨7点30分的北京地铁，或7点45分的东京山手线电车。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我在日本中国人办的报纸上和国内报纸上发表了一些文章。我把这些剪报寄给父亲之后又从东京给他打电话，问问老编辑以为如何？父亲一反常态。

    他说：“好，我认为很好。并不是你的文学水平有所提高，文字表达能力有所长进，写作技巧有所上升，艺术感召力有所增强，而是你这次写作立意很好。我们中国人不应该忘记过去，我们中国人也不能忘记过去；我们中华民族被奴役的屈辱史要一代一代传下去。我曾经为赶走日本侵略者流过血，你两个叔叔都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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