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安的故事，将从黑水园府邸女管家交代结束的地方开始。

    有关格莱德夫人离开她丈夫家的事，以及这件事的详细经过情形，都由女管家告诉了哈尔科姆小姐。又过了几天（究竟是多少天，迈克尔森太太不能确定，因为她没作记录），收到了福斯科夫人来信，说格莱德夫人在福斯科伯爵家中突然病殁。信中并没提到去世的日期，只是叫迈克尔森太太自己斟酌处理：或者把此事立刻通知哈尔科姆小姐，或者等小姐身体壮健一些再告诉她。

    迈克尔森太太去和道森先生商量了一下（他因为自己也生了病，所以不能重去黑水园府邸出诊），然后遵照医嘱，当着医生的面，可能就在信到的那天，也可能是在第二天，把这件事告诉了哈尔科姆小姐。格莱德夫人突然病故的噩耗对她姐姐产生了什么影响，这里毋需详述。现在需要说的是，此后又过了三个多星期，哈尔科姆小姐一直不能上路。最后她才由女管家陪同-----------------------page244

    启程赴伦敦。她们在伦敦分了手；迈克尔森太太事先已将她的住址告诉了哈尔科姆小姐，将来如果有事可以通信。

    哈尔科姆小姐一经辞别了女管家，就到吉尔摩和基尔两位先生合开的律师事务所去，找吉尔摩先生外出期间的代理人基尔先生。她告诉了基尔先生自己认为不可让其他任何人（包括迈克尔森太太）知道的事：她怀疑格莱德夫人死得不明不白。基尔先生早就热情表示愿意为哈尔科姆小姐效劳，这时立刻从事调查，而这种调查必须是尽可能在案件的复杂性与危险性的条件下进行。

    现在不妨先将这方面的经过全部交代清楚，然后再继续叙述故事的发展：福斯科伯爵一获悉基尔先生受了哈尔科姆小姐的委托，要搜集她还不知道的那些有关格莱德夫人病逝的细节，他就乐意为基尔先生提供一切便利。他让基尔先生跟古德赖克医生以及两名仆人取得联系。基尔先生无法断定格莱德夫人离开黑水园的确切日期，他认为一切只好根据医生和仆役的证明，以及福斯科伯爵和他妻子自动提供的陈述。他只能这样设想，即哈尔科姆小姐由于她妹妹逝世而过分悲痛，以致作出这样十分错误的判断；于是他写信给她，说他认为她上次面谈的那些惊人的猜疑毫无事实根据。于是，吉尔摩先生的合伙人进行的调查就这样开始，也就这样结束了。

    就在这时候，哈尔科姆小姐返回利默里奇庄园，又在那里，在她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获得了一些资料。

    费尔利先生先是收到他妹妹福斯科夫人给侄女报丧的信，信里也没有任何明确的日期。他同意他妹妹的主张，准备让死者和她母亲合葬在利默里奇村的墓地里。福斯科伯爵将遗体护送到坎伯兰，并参加了七月三十日在利默里奇村举行的葬礼。为了表示敬意，村里和附近的居民都去送殡。第二天，在坟台的一面刻了碑文（据说那是由死者的姑母拟稿，经叔父费尔利先生审定的）。

    出殡的那一天和落葬后的第二天，福斯科伯爵留在利默里奇庄园作客，但是遵从费尔利先生的意思，没去会见这位庄园主人。他们只用信笺互相传话，福斯科伯爵在信中让费尔利先生知道了侄女最后生病和去世的详情。除了已经知道的一些事而外，信中并无任何新的内容，但是，信的附言中却有一段引人注意的话。谈的是有关安妮·凯瑟里克的事。

    以下是这一段话的大意：

    伯爵在附言中首先告诉费尔利先生，经过追踪，终于在黑水园附近找到了安妮·凯瑟里克（有关她的详情，一俟哈尔科姆小姐抵达利默里奇，就可以知道了），再度把她送进了以前从看守中逃出来的那个医院。

    以上是附言中的第一部分。接着就在第二部分中警告费尔利先生，说安妮·凯瑟里克因为长期脱离护理，现在神经病发作得更厉害了，她以前就疯狂地仇恨和猜疑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这种很显著的狂想病现在非但没有痊愈，反而以一种新的形式表现出来。近来这个不幸的女人一想到珀西瓦尔爵士，就存心要为难和损害他，她冒称自己是已故的爵士夫人，妄图以此在病人和护士中抬高自己的身份；她之所以会想到这样冒名顶替，显然是由于有一次偷偷地会见了格莱德夫人，在会见中发现自己和已故的夫人长得异常相似。她以后绝不可能再逃出病人院，但是至少有可能设法写信去打扰已故的格莱德夫人的亲属；如果发生了这类事件，就要请费尔利先生事先准备好如何对待那些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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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科姆小姐到了利默里奇庄园，看到了附言中的这些话。她还接收了格莱德夫人生前穿的衣服，以及她随身带到姑母家的其他一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由福斯科夫人很细心地收集齐了，给送到坎伯兰的。

    以上是哈尔科姆小姐于九月上旬去利默里奇时的情况。

    此后不久她又病了，已经很衰弱的身体再也经不起现在遭到的精神上的打击了。一个月后，身体稍微恢复，她仍旧疑心她妹妹的死并不像传说中的那样。在这一段时期里，她没听到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的消息，但是收到了福斯科夫人的几封信，夫人和她丈夫都向她致以最亲切的问候。哈尔科姆小姐没答复这些信，却派人暗中监视他们圣约翰林区的住宅，以及宅内那些人的行动。

    没有发现任何疑点。接着她又去暗中侦察吕贝尔夫人，结果也毫无所获。

    1吕贝尔夫人是大约六个月前和她丈夫到达伦敦的。他们夫妇来自里昂，在莱斯特广场附近租了一所房子，准备把它装修成寄宿舍，接待大批来英国参观一八五一年开幕的展览会的外国人。附近居民都看不出这对夫妇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他们都是安分守己的侨民；到现在为止，他们一直循规蹈矩，按时交纳房租捐税等。最后是调查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的动态。知道他住在巴黎，在一些英法朋友的小圈子里过着安闲的生活。

    所有这些尝试都失败后，哈尔科姆小姐仍不死心，她下一步决定到当时她估计是安妮·凯瑟里克再度被禁锢的疯人院去。以前她就对这个女人十分好奇，现在当然更加注意她了：第一，她要知道有关安妮·凯瑟里克企图冒充格莱德夫人的传说究竟是否属实；第二，如果那是真的，她要亲自去探听清楚，这个可怜的女人这样骗人又是出于什么动机。

    虽然福斯科伯爵在给费尔利先生的信中没有提到疯人院的地址，但是这一重大的忽略并未给哈尔科姆小姐造成任何困难。安妮·凯瑟里克在利默里奇遇见哈特赖特先生的时候，曾经把疯人院的地点告诉了他；而当时哈尔科姆小姐就根据自己从哈特赖特先生口中听到的话，把那地点以及谈话的其他内容一一记在日记里了。于是她去查了那天的日记，抄下了那个地址，随身带好伯爵给费尔利先生的信，作为一种也许对她有用的证明，然后在十月十一日那天独自出发，首途去那疯人院。

    十一日她在伦敦过夜。原来她打算在格莱德夫人的老教师家里留宿，但是魏茜太太一看见去世的学生的最亲近的人，在激动下十分悲痛，哈尔科姆小姐很体恤她，再不肯留在她那儿，最后是住到魏茜太太已婚的妹妹所介绍的附近一家上等寄宿舍里去了。第二天她去伦敦北面不远的那所疯人院。

    她立即被领进去见院长。

    起先院长好像坚决反对她探望病人。但是她给他看了福斯科伯爵信中的附言，说她就是附言中所提到的“哈尔科姆小姐”，是已故格莱德夫人的近亲，当然是由于家庭的某些原因，很想亲自看一看安妮·凯瑟里克怎样冒充她已故的妹妹，要知道这种狂想症发展到了什么程度，这时候院长的口气和态度就变得缓和了，他不再反对了。也许他感觉到：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拒绝，那非但显得不礼貌，而且会引起误会，使人认为院内的情况是经不起有地位的外界人士调查的。

    哈尔科姆小姐本人的印象是，院长并不知道珀西瓦尔爵士和伯爵的秘1里昂是法国的一个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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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单说院长同意她探望病人，看来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证明，何况他还随口说出了一个同谋者绝对不会吐露的某些情况，那肯定又是一个证明。

    比如，谈话一开始，院长就告诉哈尔科姆小姐，说安妮·凯瑟里克被送回院里时，是由福斯科伯爵在七月二十七日那天陪同前来的，随身带着必需的命令和证明文件；伯爵还出示了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亲笔签字的说明和指示。院长承认，他重新接受这个住院病人的时候，注意到了她的外貌有些改变。当然，根据他对精神病患者的经验，像这样的改变并不缺乏先例。不论疯人的外表或内心，常常会在某一个时期变得和另一个时期里不同；对疯病来说，病情由好转坏，或者由坏转好，都必然有一种倾向会在病人的容貌上反映出一些变化。他考虑到这些可能性，还考虑到安妮·凯瑟里克的狂想病在形式上有了改变，这肯定也会在她的态度和表情上反映出来。然而，有时候他仍会对他的病人在逃走之前和回来以后的某些差异疑惑不解。那些差异是十分细微的，是你无法形容的。当然，他不能够说出，她是在哪一点上绝对地改变了：不论是身长或者体形和肤色，不论是头发或者眼睛的颜色，以至她的面形等：那种改变他只能感觉到，但不能看出来。总而言之，这件病例一开始就是一个谜，现在它又添了一个令人难解的疑团。

    谈话丝毫也不曾使哈尔科姆小姐联想到此后发生的事情。然而，谈话却给她留下了非常强烈的印象。她变得十分紧张，又过了一会儿才恢复镇静，然后随同院长到疯人院禁锢病人的地方去。

    经过询问，知道所要看的安妮·凯瑟里克当时正在疯人院所辟的园地里散步。一个看护自告奋勇领哈尔科姆小姐到那里去；院长暂时留在屋子里处理一个病人需要他解决的问题，答应等一会儿就到园地里来招待他的客人。

    看护把哈尔科姆小姐引到疯人院内远离开正屋、布置得很精致的一片园地里，向四面望了望，然后拐上一条上面铺了草皮、两边灌木成荫的小径。沿着小径前进了大约一半路程，看见两个女人正向这面走来。看护指了指她们，说：“小姐，那就是安妮·凯瑟里克，她有看守人陪着，看守人会答复您提出的一切问题。”说完了这话，看护就离开了她，回到屋子里值班去了。

    哈尔科姆小姐从这面走过去，两个女人从那面走过来。双方相距十来步的时候，一个女人停顿了一下，急切地向这位陌生女客望了望，摔脱了看护紧拉着她的那只手，紧接着就扑到哈尔科姆小姐怀里。就在那一刹那，哈尔科姆小姐认出了她妹妹——认出了“已死的”活人。

    此后采取的措施之所以能够成功，那是由于幸而当时身边只有那一个看护，没有别人。看护是一个年轻人，她当时十分吃惊，以致起初不能进行阻拦；而等到能够阻拦时，她又急需全力照顾哈尔科姆小姐，因为哈尔科姆小姐发现了这件事，受到巨大的震动，一时已完全无法支持，几乎要昏厥过去。在新鲜空气中和阴凉树荫下休息了几分钟，多少是亏了她天生的毅力和勇气，想到为了落难的妹妹必须恢复镇静，她又控制住了自己。

    看护允许她和病人单独谈话，但讲好了她们两人必须待在她能看见的地方。这时已经来不及问话——哈尔科姆小姐抓紧时间指点了这位不幸的夫人几句话，教她必须控制感情，还向她保证，说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她就可以很快被救出来。想到了遵从姐姐的指导可以逃出疯人院，格莱德夫人就安静下来，而且知道应当如何见机行事。接着，哈尔科姆小姐就回到看护跟前，把口袋里所有的钱（三个金镑）一起塞在她手里，问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可以和她单独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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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护起初吃了一惊，露出怀疑的神气。但是哈尔科姆小姐说，只需要问她几句话，可是这时候因为太激动了没法问，又说绝对无意引诱她玩忽职守，看护这才收下她的钱，约好第二天三点钟见面。那时候她可以趁病人们刚吃完饭悄悄出来半小时，在北面那堵遮着疯人院园地的高墙外边僻静地方和她会晤。哈尔科姆小姐赶快表示同意，再低声告诉她妹妹，叫她第二天听消息，这时院长已经走到她们跟前。她注意到客人的激动神情，哈尔科姆小姐替自己解释，说那是因为刚看见安妮·凯瑟里克时受了一点儿惊。后来，她尽快地告辞走了，也就是说，她刚能鼓起勇气狠着心肠丢下了她可怜的妹妹，就离开了那里。

    一经恢复了思考能力，稍微计划了一下，哈尔科姆小姐就相信，如果使用任何其他法律手段去鉴定格莱德夫人，救她出来，即使能够成功，那也需要拖延时日，而那样就会毁了她妹妹的头脑，尤其是因为在经受了种种恐怖以后，现在她的头脑已经受到摧残。等哈尔科姆小姐回到伦敦时，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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