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非常亲近的男人。
第二天凌晨五点钟华凌就起床了,小陈已经安排好了下面的行程,直接带着华凌奔向了兰山高尔夫球场,兰山是华凌新近入股的一个项目。
华凌希望这一次能像她预料的那样准确地越过前面的池塘,如果这个球能够如她所愿,那么她就将在海南再多休息一个星期,不管北京发生多大的事情,她都要这样调整自己。她像押宝一样地盯着这个白色的球看了许久,慢慢地举起来了球杆,似乎要用自己的意念把这个球打过远方的池塘,随着“当”的一声球高高地飞了起来,她的眼睛目送着球降落的方向,球在空中划了一个优美的曲线,垂直地向地面砸了下来,只听“砰”的一声,球依然落在了水塘里。
这时,电话铃响了,华凌从小陈手里接过了自己的电话,电话在华凌的耳朵上贴了有五分钟,华凌的脸色像浸泡在化学试剂里的试纸一样,逐渐地在变换着颜色。直到脸上的血色全部褪去,她关上了电话向远方走去,一个人在球场的球道上来回地踱步,周围的人谁也不敢说话,远远地望着她的身影。只见她一会儿皱着眉头,一会儿用双手把自己的卷发用力往脸后推,一直推到脑后。
过了大约一刻钟,华凌跟小陈要过电话,又一次拨通了北京的电话,只听华凌问:
“还有多大的可能?”
对方的回答没有听到,华凌轻轻地点了点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闭上眼睛伫立了三十秒钟,又一次拨通了北京的电话,这次她的脸上显示出了刚毅和果敢的神情。像有一场更大的暴风雨就要袭来,她只说了一句话,
“把他的账号和仓库全部给我封了。”然后狠狠地合上了电话,转身对小陈说:
“回北京”。
——完——
5 女十五中校花
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所有的往事便犹如洪水一发而不可收……
记忆中的北京是灰色的,灰的天,灰的墙,灰色的月亮,人们对一座城市童年的记忆并不是城市的全部,往往是一个区、一条街、一个胡同,甚至,只是代表“家”的那个院子。
华凌的母亲姓那名兰,是蒙古八旗的后代,所以在栏杆市还有一个三进的四合院。这仅有的一座空院,既是华凌母亲家族显赫历史的见证,也是他们赖以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
转眼华凌就要高中毕业了。这几天,华凌和乔利华在回家的路上热烈讨论最近在《北京日报》上刊登的几篇《三家村札记》,和在同学们中间争相传阅的《燕山夜话》,都到了家门口了两人还依依不舍。
然而经过一个多月的鼓动和宣传,校园的气氛变了。学生完全从沉闷的学习状态中调整了过来,一个个变得群情激昂。
星期一学校开始组织各班同学在操场上宣誓:“打倒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
“誓死捍卫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成果!”
“打倒‘三家村’黑帮!”
这些口号在学校上空回响,直冲云霄。
6月1日以后发生的一切,更是让华凌他们感到###的惊心动魄。影响最大的中央电台和报纸居然肯定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号召造党委的反,号召彻底摧毁“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十分引人注目。聂元梓在1966年8月2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华北组会议上说:”毛主席在全国公布了这张革命的大字报。这天北京大学爆炸了!北京城爆炸了!全国也爆炸了!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高潮。”
结束了批斗之后,走进磁器口栏杆市胡同,借着昏黄的路灯,她看到墙上大字报里赫然写着父亲和母亲的名字,她很想上去把那张大字报撕掉,但是想到学校白天的情景,她停住了,几经犹豫,终于放下了抬起的手,继续往家走。院门没有锁,虚掩着。推开门,已经有心理准备的华凌还是吃了一惊:
院子里一片狼籍,遍地都是被砸坏的东西。她冲进屋里,灯下,她看到母亲蜷缩在一个小板凳上,地上散落着几只没有后跟的皮鞋,一把菜刀躺在地上,看来小将们就是用这把刀砍下了母亲所有皮鞋的后跟。本来就瘦小的母亲现在看起来好像一个孩子般单薄、无助。
“妈,这是怎么了?”华凌走上前,蹲在母亲面前,扶着她的肩膀问。华凌明显感觉到母亲的身体像寒风中的树叶般颤栗着。
“没了,什么都没有了”。母亲抬起头,面色苍白,两眼没有了任何光彩,一天之间,人好像老了十岁。她喃喃低语,似乎是说给自己,也似乎是说给华凌听的。
第二天,王向荣带着她的大哥和几个永外李村的邻居,大摇大摆地搬进了华凌家。华凌那别致的小屋首先被王向荣占据。
6 迁户口
晚上这顿饭吃得十分沉重,放下饭碗,华凌就躺在地铺上了,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天快亮才迷糊了一会儿。天一亮,她就起来了,匆匆洗了脸,就出门了。
“这么早,你干嘛去啊?”
“火车站送人。”华凌头也没回,敷衍了母亲一句就快步走了。
今天乔利华就要走了,也是山西,怎么着都要去送她一下。
“火车马上就要发车了”。高音喇叭已经播出了最后一条催促的信息。
“我不下车了。反正都是要去的,与其再难受一次,不如就这样走了反而更好。”华凌突然做出了这样一个惊人的决定。
“华凌醒醒,醒醒。”朦胧中华凌觉得有人在轻轻摇晃她。半梦半醒之间,她觉得自己似乎是靠在别人身上,猛得睁开双眼,果不其然,她的头靠在一个男生的肩膀上。华凌赶紧坐直,为了掩饰尴尬,她赶紧揉揉眼睛。“对不起,我怎么睡着了。”
“没关系,看你睡那么香,不忍心叫醒你,不过马上到站了。”
“华凌,你刚才睡得口水都快流到人家童建新的衣服上了。”乔利华边收拾行李,边拿华凌打趣。
“去你的,哪有啊。”华凌伸手去打乔利华,顺便躲开童建新的目光。童建新?这个名字听起来好耳熟,可是怎么都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听过。
下车的时候,华凌悄悄问乔利华:“童建新这个名字很熟悉,好像在什么地方听过。”
“数学大王你总该记得吧。”
“嗯,记得。哦,他就是数学大王童建新啊!怪不得觉得名字听起来这么熟悉呢。”男26中有个数学大王童建新,这是崇文区高中生中间鼎鼎大名的人物。
已经在这里呆了三个月,华凌觉得她应该回去迁户口了。她找到大队长说她因为来的时候匆忙没有办户口,拿不到安置费,这样队里就无法给解决口粮问题,所以她需要回北京办户口。队长对此没有任何怀疑,就让华凌走了。简单和乔利华凑合了三个月之后,华凌就回到了北京。
回到北京远没有想象中那样美好。她开始惦记在山西稷山县的日子,把那里的生活先归纳、后总结,尽管只呆了短短几个月,但是稷山县的一幕幕亲切熟悉的劳动生活画面总是让华凌回味很久。后来她发现每一幕都有一个主角——童建新,这才是她无法忘记山西的原因。
回到稷山县,华凌没有顾得上洗把脸,就敲开了童建新的房门。几天不见,童建新瘦了,眼睛看起来更加深邃。他们什么都没有说,只是四目相对,所有的思念都在目光中传递。沉默了几分钟,童建新突然伸出双手,把华凌拉到自己怀里,紧紧地搂住了她。
华凌在稷山县已经呆了十个月了。童建新身体文弱,时有胃病发作,疼起来满地打滚,这让华凌十分担忧他瘦弱的身体是否能承受繁重的体力劳动。在这期间,已经有生病或因为其他原因陆续回北京的知青了。华凌和童建新开始商量他们的出路。
“我的户口还在北京,要不我就先回去,然后想办法托人把你的户口也办回去吧。”
7 女人的潜规则
出生之于命运的多舛;性格之于际遇的蹉跎,有时都在一瞬间产生了嬗变。当我因“反对军阀”的家庭出身被时代第一次抛弃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一定要坚守不被命运第二次抛弃的底限。
从北京到山西,从山西回北京,无论是命运的阴差阳错,还是人生的机缘巧合,它让我第一次突然了悟女人的生存法则。我不无谦虚的说:我算得上是一个有魅力的女人,女人的魅力不单是漂亮脸蛋,不单是风摆荷叶的水性杨花,不单是眉若初春的柳叶、脸如三月的桃花。它是我从男人眼神里读出的爱欲渴求;是令男人大起呵护疼爱之心的妩媚气质和让男人倾倒的微妙分寸。因为有青春的资本,我曾希望全天下的男人都爱我;因为有聪慧的后盾,我曾对爱有贪天的娇纵与奢求。在那个性别特征不明显的岁月里,判断男人和女人之间微妙关系的唯一裸露之处就是眼睛。在从山西回北京枯燥而乏味的车厢里,我第一次就从孙明亮的眼睛里就读出了这些丰富的内容,这开启了我受惠于男人弱点的游戏大幕。
当许多人把“文革”十年称为一场浩劫的时候,我却要感谢“文革”这十年。这听起来有些荒谬,但正是在这场疾风骤雨,狂飙突进的政治运动中,我彻底挣脱了旧家庭延续的生活轨迹,以一种始无前列的大无谓精神,完成了从一个没落贵族少女向一个经风雨、见世面成熟女人的转型。以一种超常的速度打碎了束缚女人几千年的锁链,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理想佳境。
感谢毛主席,他让我在广阔的天地里,磨练了筋骨,开阔了胸襟,让我一生都记住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谆谆教导。
在那个相对闭塞、物质匮乏的年代里,那些来自五湖四海的男人们组成的生存联盟,被我用自己的游戏规则罩在了一个巨大的空间里。而在这个空间里的男人们,执迷不悟的曲意迎逢、细心的养殖了一株并不为自己盛开的玫瑰,而我却收获了那个时代一个普通女人最多的玫瑰。
这也让我脱离了一个普通女人的基本生活圈子,我的女性朋友越来越少,我的男性朋友越来越多,我变得不了解女人,更了解男人,正所谓“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
因着有:“男人通过征服世界来征服女人”这个说法,才有了吴思先生的《血酬定律》。他一针见血的扎出了人类社会一个根本性的规律:“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因者有:“女人通过征服男人来征服世界”,才使我践行了女人生存游戏的潜规则,女人不是施暴者,却是这个施暴群体的润滑剂;女人不是暴力游戏的竞争者,却是暴力游戏竞争的胜利者。
但我要说明的是,尽管我利用了作为一个魅力女人的自然资源,我并没有出售这些资源,我对圣洁婚姻和爱情的强烈追求,一点也不逊色于那个年代的任何女人,只是在这个潜规则的主导下,我所渴求的幸福婚姻越来越模糊、越来越不确定,我强烈支配男人的心理变成了惯性。
后来,这求生的游戏也变成了我经商中的一条铁律,我娴熟的利用它,把它推向极致,在经济实践中它无坚不摧,无往不胜,让我一步步登上了物质利益的最高峰。
8 两包稷山枣
开往太原方向的列车呼啸着开进稷山站台,站台上的人立刻躁动不安起来。大包小包的行李和摩肩接踵的乘客把站台挤了个水泄不通。
“枣掉了!枣掉了!”那两颗枣刚掉在地上,就被周围急匆匆的脚步无情地踏碎。华凌又气又急,眉头紧锁在一起,撅着两片丰润的红唇,“我的枣,你们怎么回事啊!”华凌带着些哭腔的声音被人潮迅速淹没,她毫无办法。她脚蹬在车厢入口的最上一级台阶,身子还向后倾斜着,张望她的那两粒枣。
“别管枣了,你赶紧找自己的位置吧。”童建新猛地推了华凌一把,
“同志,您是干部吧?”
“哦,你说我啊?对,我是干部。”没等华凌确认,他就自己承认了。而且在说到干部这两个字的时候,下意识地正了正身子。
“您一看就是干部的样子。”华凌看到他的动作暗自好笑,不过还是忍住了,顺势恭维了他一句。
“你是知青吧?”似乎也觉得自己有些紧张了,他开始主动反问华凌。
“嗯,您眼力真好。我是北京知青,叫华凌。”华凌主动自我介绍。
“孙明亮。” 孙明亮的介绍简短而有力,停了一下,他继续问:“你在稷山插队?”
“哦,不,我是上劳动局找知青办。”
“这么巧,我也是上北京劳动局。”
“哦,您要调动工作?”华凌根据自己的常识这样猜测。
“不是,我是找知青办李主任。我手里有五个因病需要返城的知青,在咱们当地安置不了,得上北京去办。”
“哦。”华凌继续跟孙明亮聊着天,脑袋里却反复琢磨“因病返城”这几个字。
“我有个朋友叫童建新,也在咱们稷山插队,你把他也放到名单里吧?”
“不行不行,这名单都是事先商量定了的,怎么能说加就加呢?”果然不出所料,孙明亮二话不说就拒绝了。
“这容易啊,您不能说我们这儿又发现一个病重的啊?”华凌虽然对这事没抱什么希望,但既然开口了,就一定要争取一下。
“这不行、不行,这得运城地区说了才算。”
“那要不咱们回稷山,您把他再给加上?反正咱们也刚出发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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