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关系哪个更近，任谁都能看清楚。无论得罪哪一位皇子都不划算，有句话叫“疏不间亲”。像裴寂和刘文静闹翻，未必是针对李世民。

    但是到了后期，裴寂的倾向性就有些明显了。玄武门之变，尉迟敬德逼宫之时，李渊第一反应是问裴寂怎么办，在那种情况下裴寂不可能不知道事情将会如何发展，但他并没有顺水推舟地说一番秦王如何如何好的话，当时他什么都没说。可见他心中是绝不支持李世民这么做的，但是明说出来，无疑是自取死路，他也不敢。我觉得裴寂介入太子之争，被迫成分更多一些，而且也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他倾向于太子是不争的事实，而且他也肯定得罪过李世民，但要说他是压制李世民的幕后主使，只怕他还当不起。

    李世民当政后第三年为刘文静平反，同时罢黜裴寂，可见他对裴寂的恨主要来自于刘文静那件事。以后李世民又想起裴寂的“好处”——裴寂的才能主要还是用在他自己身上，对国家的贡献倒的确是有限，说李世民是因为想起裴寂当年的功劳而让他回京，有点匪夷所思，这或许是李渊的意思吧。能让裴寂再次入京，一方面说明李世民的确宽大，另一方面，如果裴寂真像某些书里所写的那样，这第二次征召是不大可能会有的，即使李世民同意，当年秦王府的人也未必会同意。不过裴寂最终没有再次回到长安，在路上就去世了。

    【刘文静】

    提起裴寂，就不得不提一下刘文静。和裴寂的定式一样，刘文静基本上被认定是李世民的人。这个倒没有什么异议。因此裴寂常被描写成坏人，而刘文静则是好人一个。

    其实刘文静绝不是那么好的人。他自认为功劳大过裴寂，但职位却比他低，于是愤愤不平。按说这本是正常的，任谁也不会甘心，但“每廷议多相违戾，寂有所是，文静必非之”，可见不管对错，只要是裴寂所说，刘文静都要反驳，这样的态度就很恶劣了。就因为此事，他甚至恨裴寂恨到要他死的地步，心胸可谓狭窄。这就很过分了，且不提什么国家大事，刘文静这样做是很让裴寂下不来台的，不管怎么说这都有不对之处，何况，他这样做，于李渊面子上也不好看，因为造成功与职不相符的就是李渊，刘文静实际上是在报怨李渊赏罚不当，何况裴寂还是李渊的亲信，刘文静报怨他本身就有点不给李渊面子。有句话不是叫“打狗还得看主人”吗？虽然把裴寂比作狗也有点滑稽，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而李世民和裴寂虽然关系不好，但李世民对裴寂表面上仍是很尊重的，一方面自是顾着父皇，另一方面，也说明李世民待人处世要温和许多，而且也有教养得多。一个“每”字说明刘文静驳裴寂不是一次两次，而是经常，想必李渊和裴寂都隐忍了很久。杀刘文静之时李渊和裴寂的快感大概和若干年后李世民贬萧瑀的心情一样（消灭西秦是在武德元年末，那时刘文静就应该复职了，而杀刘文静则是在武德二年八月，李渊和裴寂至少是忍了八个月）。

    初唐大臣众生相（上）(2)

    然而刘文静依然不知趣地我行我素，这可以说他性情急躁。但是，刘文静倚功自恃的情态也相当明显。他今日可以恃晋阳之功而对李渊如此，他日未必不会这样对李世民，而且裴寂他尚不看在眼里，像房玄龄等人他更是可以不放在眼里。裴寂怎么说都比房玄龄资格老吧。

    李渊不大喜欢李世民和刘文静交往，其一或许是有不希望藩王与朝臣交往的原因——但李世民与朝臣交往又不限于刘文静一个人，都不见李渊如何反对，而且当时李渊对李世民还是很爱护的，应当不至于此。其二，李渊经历了多少年的风霜，而李世民虽然看人的眼光比较独到，但毕竟年轻，还是李渊更老辣一些。他觉得刘文静此人不宜深交，因而反对，也有不希望刘文静把儿子教“坏”了的意思在。我觉得李渊还是有其道理的。因为，刘文静的确心术不正，起兵时他的很多谋划都反应出来他“不拘小节”，或者可以说有些不择手段。李世民的野心的确可说是他教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刘文静倒真是李世民的“启蒙老师”。李世民于唐建国之初可以辞让太子之位（这件事我认为并非为假，理由在前面已经提过），可见当时的李世民还是比较单纯的。当然像他这样的人物早晚都不会安于一介藩王，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说刘文静启发了李世民，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刘文静当时不得意，既然在李渊手下不得重用，那么他想到可以让李世民成为大唐皇帝，从而自己就可以凭着这个功劳飞黄腾达。当时李世民刚消灭薛仁果，可以说他潜伏着的那颗雄心此时也开始发芽，因而二人十分投机。刘文静的脾气上来之后基本上口不择言，再加上怨望深重，很可能说了一些让李渊敏感的话，因而给自己惹了祸。但李世民并不认为刘文静不好，他又不会有李渊和裴寂的那种感受，再加上刘文静这次的确有点冤，所以反对杀他。

    有时在想，如果刘文静当时没死，那么日后李世民和他会很融洽吗？不尽然呐。像萧瑀，脾气就和刘文静有相似之处，而李世民讨厌的正是萧瑀的脾气。那为什么李世民隔了许多年还要给刘文静平反呢？这个自然有当时他二人交情的确很深的原因，但还有一个原因，我认为是面子问题。李世民当年为刘文静求情，结果李渊依然杀了他，这于秦王面子上是有些折损的，很令李世民尴尬了一阵。而裴寂在这件事上则因为他无奈的不明智，使得李世民把气全集中到了他的头上。

    总之，刘文静此人是很有才华，起码比裴寂是强了许多，但他的为人却不一定那么好，只是由于他死得早，所以他的缺点来不及全部暴露出来。

    【萧瑀】

    上面提到了萧瑀，不错，萧瑀的脾气是很别扭，不但李世民不喜欢，就是和同僚之间，也是常有冲突。看贞观二十年李世民贬谪萧瑀时下的手诏，其中提到“朕隐忍至今，瑀全无悛改……”这口气可是憋了有二十年啊，这次实在是忍不住了。李世民的特点中有一点就是“忍”，然而，面对萧瑀大人，李世民也有忍不住的时候，可见萧瑀脾气的威力啊。其实要不是萧瑀此次太过荒唐，何至于引火上身？本来李世民是问张亮“既事佛何不出家”，张亮不答，萧瑀却“自请出家”——就算是想为佛家争口气也不是这么个争法。萧瑀大概以为李世民不会同意，但在李世民的字典当中没有什么“不可能”。想来李世民正为每天必须受着萧瑀脾气的折磨而痛苦，这次萧瑀说要出家，于人于己都是个解脱，真是太好不过了，索性就答应了。萧瑀一下子黔驴技穷，没办法，过了一会儿只好又说他不能出家。其实这于萧大人面子上也不是很好看啊，不知他说完这话之后周围有没有人笑。我想李世民多半猜到了萧瑀不会出家，知道他刚才这么说只不过是一时冲动，所以才会同意，也是有意让萧瑀出个丑——这纯属个人猜测，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过如果真是这样，那李世民也真够“坏”的了。

    其实早年李世民对萧瑀十分地尊重，“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这句现在人们还常用的诗句就是送给萧瑀的。由诗意可以看出，李世民对萧瑀的性格脾气早就知道，但萧瑀可以说帮过他很大的忙，李世民当时应该想到了以后面对他要忍耐的事情。后来如果不是顾着当年这份恩情，也许萧瑀遭贬会提早几年。

    萧瑀对李世民的确可以说是帮了大忙的，主要是在太子之争中，萧瑀是倒向李世民一边的。虽然其他的人捆到一起也抵不过一个裴寂，但是多个友军总比多个敌人强，而且作为朝中重臣，萧瑀的话还是有其作用的。但萧瑀自始至终说了些什么，我们却查不出来，不知是有意抹杀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但无疑在李世民眼中，萧瑀是自己人。玄武门之变，李渊一时无计，裴寂也不应话，此时萧瑀和陈叔达一起出来说要李渊把权力下放给李世民。看起来这件事简单，但实际上效果却是很大的，如果当时没人出来这么说，说不定会闹成僵局。

    萧瑀的为人的确还是很正直的，只是太过分明，“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这多少也和他出身高贵有关。李世民也曾经提醒过他要他改一改，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萧瑀至死都还是那个脾气。萧瑀列传中说“骨鲠儒术”，骨鲠二字，可谓十分传神。

    初唐大臣众生相（上）(3)

    【陈叔达】

    如果说萧瑀在武德时期的争斗中帮了李世民的忙，那么陈叔达更可以说是有恩于李世民了。

    武德九年，李渊相信建成、元吉的谮言，要加罪于李世民。在这紧要关头，陈叔达劝住了李渊，说李世民“性刚烈，若加挫抑，恐不胜忧愤，或有不测之疾，陛下悔之何及”！意思不难懂，就是说李世民性情刚烈，如果加以挫抑的话，只怕忧愤过度会生出大病来（这是委婉的说法，实际上就是说李世民会忧愤成疾而最后导致死亡），陛下即使后悔也是找不着后悔药了。可以说，这番谏言很有学问，他抓住了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李渊不是真的想致李世民于死地的心理，因此立时见效，比说些其他的话都有用得多，可谓一针见血。

    想来，当时建成、元吉所告之事一定很严重，使李渊气到这个地步，但是究竟是什么事情，史书未记，也不便猜测了。只是当时离事变时间较近，又是在张亮事件和东宫毒酒事件之后，会不会与此有关呢？李渊当时“将罪世民”，从陈叔达的话中可以看出来，绝不是批评两句就能完事的，所谓“挫抑”，很可能是废掉其王位，最轻也是剥夺权力，散去府属。

    奇怪的是怎么只有陈叔达一个人劝谏李渊，其他人呢？玄武门之变时，李渊身边有裴寂、萧瑀、封德彝、陈叔达、裴矩等人一起商量解决兄弟之争的事，可以推想一下，武德九年这件事在场的人中，至少还应该有个萧瑀站出来说话。但是没有。要么是因为李渊太过生气吓住了众人，要么就是在场的只有陈叔达。其实陈叔达虽然位居侍中，但与李渊关系似乎并非很密，武德时期关于他的记载比萧瑀等人少了很多，甚至还不如封德彝。道理上按说这么大一件事，实在不该少了裴寂等人。不过，那些人的倾向性这时都比较明显了，所以李渊才会找陈叔达这么个相对“中立”的人商量。

    现在一般都把陈叔达归到了秦王党中，而实际上除了武德九年这件事外，以前还真找不出有力证据说陈叔达倾向于李世民，他是连随军出征都没有过的。后来李世民答谢他时，陈叔达说是为了社稷，这话我觉得有一半倒是真的，陈叔达未必真是秦王一党，只是皇上突然间说要惩办当朝秦王，任谁也得吃一惊，我觉得即使是裴寂，也未必会真会赞成——想想吧，李渊气头上说要惩治李世民，然后裴寂大声叫好的情形会是什么样，消气之后李渊一定又得生气，生那个给他火上浇油的人的气。所以无论是谁，怎么都得劝两句。而后来陈叔达与萧瑀在尉迟敬德面前共同劝李渊，倒有些政治投机的味道了。裴矩也是类似于此，他素来倾向性不明显，何以此时也摆出向着李世民的姿态呢？是因为大势已定。还有，如果李渊此时强硬到底，敬德接下来的任务未必不是杀掉李渊，这样一来，在场众人谁都不保。

    尽管如此，陈叔达还是比较倾向李世民的，无论如何都比封德彝明确。正因为有这两件事，因此可以将陈叔达归到秦王党中。后来李世民当了皇帝，对陈叔达还是很感恩的，“贞观初，加授光禄大夫”，不过，“寻坐与萧瑀对御忿争免官”。对御忿争，的确有损朝廷脸面，但朝上打架的事也不少见，何以一下子就到免官这么严重的地步呢？看一看忿争的人，一个萧瑀，一个陈叔达，都是玄武门事发之后劝李渊让位的人。他们此时会不会是因为争功而吵起来呢？李世民一向不喜欢别人说破自己不想说出来的事（如杜正伦说破李世民要他监察李承乾之事，李世民得知大怒，然后把杜正伦贬为穀州刺史），这次陈、萧二人居然当众吵起来，自然是十分不悦，因此惩罚得这么重也就可以理解了。

    不过陈叔达的情况比萧瑀好了很多，一是他本身性格脾气不至于那么别扭，还有一点，就是他比较知进退。后来陈叔达“散秩归第”，和萧瑀的一直为官比起来，陈叔达和李世民的关系毕竟还是不如萧瑀，也可以说明除了武德九年的一些事外，陈叔达的确是比较中立的，不像萧瑀一直都是比较倾向李世民的。

    【宇文士及】

    小的时候总把宇文士及和宇文化及搞混，当时实在是粗心，但这两个名字有四分之三的字是一样的，也难怪我会搞混。

    宇文士及是宇文化及的弟弟。宇文化及为人不怎么样，宇文士及比宇文化及强了一些，但有些地方还是不足。他还和哥哥在一起的时候，就“潜遣家僮间道诣长安申赤心，又因使密贡金环”，也就是偷偷地向李渊示好。宇文化及有这样一个弟弟也是个悲哀，其情形，就好像楚汉时的项伯。宇文士及也许早就看出来自己的哥哥不可能成功，他唯一替他哥哥着想的一次，就是劝他哥哥一起去长安。但是如果化及答应了，那么他就没命了，凡是投到李渊那里的反王，没有一个能活下来。宇文士及此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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