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异于拿着哥哥的人头去给李渊做见面礼。也许他当时并不知道,但这个理由能不能站住脚呢?要知道,隋炀帝是宇文化及所杀,而李渊听到炀帝噩耗之后,可是大哭了一通的啊,然后又郑重其事地发丧。尽管是做做样子,但这无疑表明李渊当时就和宇文化及划清了界线。李渊能够迅速稳定长安人心,就在于他能尊隋,可以想像,如果宇文化及真来到长安,李渊连脑筋都不用费就可以杀了他。
初唐大臣众生相(上)(4)
其实宇文士及也并不是很忠于隋朝,从他和李渊商议谋反就可以看出来,而且这个时间要早于李渊身边的其他人。只是,既然宇文士及赞同反隋,为什么不和自己的哥哥商量,而是和一个外人商量呢?一般来说,谋反的事情都是找关系越亲密的人越好,“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而宇文化及谋反的时候,也没有找这个弟弟商量。看样子兄弟二人像是互有戒心,但他们又确实没有什么嫌隙。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兄弟二人如此呢?这只怕要说到宇文士及的妻子南阳公主了。正因为弟弟是隋朝的驸马,所以化及谋反的时候不敢通知士及,怕有万一,但他确实是多虑了。从后来南阳公主决绝的态度来看,出事之时宇文士及对他的妻子并没有起到保护作用,后来夫妇两人分离,重遇之时士及要求重为夫妇。这个“重”字,说明当时士及是抛弃了南阳公主的。可见宇文士及是“墙头草,随风倒”一样的人。
归唐以后,宇文士及在秦王麾下。曾看过一篇论文《宇文士及割肉及其他》,说的是李世民和宇文士及的关系问题,那篇文章看法倒也独到,认为李渊安排宇文士及在秦王府,实际上是要他看着李世民。而李世民对宇文士及其实是很讨厌的。这个观点我不完全赞同,但有些地方值得思考。比如李渊这样安排的目的,上述的理由,或许有之吧,但更多的可能是李渊想有个稍微年长一点、自己信得过的人来辅助李世民。李世民身边人虽多,但真正是李渊安排的并且很得重用的人却没有。本来温大雅兄弟倒是好人选,不过相对于李世民,李元吉更需要人来辅助。至于文章中提到武德七年元吉送劣马给世民,世民驯服之后对士及说的话,是有意通过他传达给李渊,这个就不敢赞同了。李世民当时未必会想那么多,而且那样的话让李渊知道总归不好,何况又不是李渊想要害他,传给李渊能有什么作用呢?而且李渊知道这句话是通过建成和元吉等人,而并非是宇文士及。李世民后来对宇文士及大概是有些讨厌,比如说他是奸佞之人,这大概是因为宇文士及本身那种性格和李世民所喜欢的性格不同。但是从很多事情来看,世民对士及还是很不错的。文章认为玄武门事变后宇文士及之所以能够依旧在新太子手下受重用,是因为李渊起到了作用——李渊当时连自己的十个孙儿都保不住,又何以影响世民让他安排重任给自己的眼线呢?总之,我还是倾向于宇文士及是李世民的人。
还有,宇文士及的妹妹宇文昭仪可以说在后宫中也有一定地位,李世民在后宫中不是很得力,因此,他应该很是拉拢宇文士及和他妹妹的。演义中(我指的是小说《隋唐演义》,不是《说唐》)宫门带发生后,李世民写诗辩冤,解诗者即为宇文昭仪。这个是小说家言,但我觉得事实上宇文昭仪的确是帮着李世民的,只是由于张、尹二人更得宠一些,因此收效就不如李建成了。说到宇文士及好的地方,那就是他“抚幼弟及孤兄子,以友爱见称,亲戚故人贫乏者,辄遗之”,以及他的谨慎。赞曰:“士及通变谨密”,亦为一时之称。
【封德彝】
下面一个说说封伦吧,也就是封德彝。
封德彝的情况比较复杂。说是建成的人吧,但他绝对帮了李世民很大的忙,不然不会前后赏赐以万计,而且还让李世民一直把他当心腹;说是世民的人,也不对。《旧唐书》中有一句话,“时高祖将行废立,犹豫未决,谋之于伦,伦固谏而止”,止的是谁呢?我觉得所指当是李世民,这样无论于语法还是语句上下文的意思都比较连贯。
封伦的阴持两端是很著名的了,不少作品中都安排了他一头给李世民出主意,一头又维护建成太子地位的事。但这实在不能怪他,因为如果走错一步,那可是要赔上性命的。举个例子,一般人们都认为杨修是曹植的人,但实际上杨修也并非不想结交曹丕。曹丕曾送杨修一柄剑,说明曹丕也有意拉拢他。不过文人气质的曹植和杨修更投合一些。后来杨修终为曹植所累,死前于此也不无怨悔。封德彝比杨修可是老道多了,不但阴持两头成功实现,而且还不露痕迹,至少是瞒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能做到此的,古往今来人可不多,封德彝就是其中之一。这样的人也是一种人才,只是这种人才就不必太多了。
以上这几个人,都是隋朝旧臣。若说起来,其实还有很多,像裴矩、屈突通、虞世南等等。裴矩上面提到了,一直是个中间派——所谓中间派,不反对李世民,也不支持李世民,也就是安于现状了,安于现状实际上就是支持李建成。最后裴矩在事变发生之后表现比较热心,当是一种政治投机。裴矩还有一个特点,按司马光的话说就是佞于隋而忠于唐。而屈突通则是忠于隋而又忠于唐。那么忠于隋的话怎么最后降唐了呢?看来还不是死忠的那种。屈突通比李渊还要大些,算来是李世民爷爷辈的人了,但在李世民手下却很是听话,而且很得信任。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就是派他去洛阳镇守。还有虞世南、欧阳询等人,他们是书法家,只怕对政治产生不了太大的影响。此外还有个苏世长,倒有些像是魏征的先驱,但对他的评价却有一个字是“诈”,李渊就说他“卿好谏似真,其心实诈”。苏世长有一件事实在是很好笑,就是他在陕州的时候,他的属下贪污而他却无法禁止,于是在大街上命人鞭挞自己。结果那位鞭者好不给刺史大人面子,心里讨厌他的诡诈,于是痛下毒手,居然鞭出血来了。就这样苏大人一边大呼小叫着一边在旁观者的笑声中逃走了。
初唐大臣众生相(上)(5)
这些人当初和李渊同殿称臣,有些人甚至比李渊的官还要大。如今金殿之上面对当初的同僚,不知会做何感想呢?
初唐大臣众生相·中
初唐大臣众生相(中)(1)
上篇里主要写了很多隋朝旧臣,那么除了他们,还有一些是跟着李氏父子在晋阳起义的功臣,除了刘裴之外,还有温大雅兄弟、唐俭、长孙顺德等等。
【温大雅兄弟】
温大雅最有名的就是他写的《大唐创业起居注》。现在很多人说“起兵时李渊是多么的勇武,而李世民只是个陪衬”,参考的就是这三卷书。不错,新旧唐书是有溢美李世民之嫌,而起居注则是在溢美李渊。不过起居注还是补充了很多史实的,比如李渊下狱都说过什么话,这些新旧唐书是没有的。温大雅算是秦王党的人了,他曾数陈秘策,只是不知说了些什么,李世民后来就是派他去洛阳的(李世民对洛阳很重视,所以派去洛阳的有好几个,张亮、温大雅、屈突通,不过各人时期不同,任务也有所差别)。温大雅对自己的弟弟很好,他改葬祖父时占卜出来的结果是害兄而福弟,温大雅笑笑说如果弟弟能够安康,那么他就含笑九泉了。结果过了一年多就死了。古时的占卜貌似很准,想想真是有点可怕的神秘感。
温大雅的二弟温大临,字彦博,基本上和汉朝的陆贾、郦食其做的工作差不多,属于专业外交人才。史书上说他“声韵高朗,响溢殿庭,进止雍容,观者拭目”,比较引人注目。李渊有一次让李世民去宣诏,宣完之后问旁边的人说:“何如温大临?”史书上说是见重如此,可以感觉到李渊好像是不大甘心让别人压过自己的孩子呢。不过也不必把他想像得多么英俊潇洒,温大临贞观十一年去世时年纪是六十四岁了,推到武德中怎么也是五十多岁,古人重视的是气质……温大临在突厥比较不走运,被扣了好几年。但不幸中的万幸是,颉利可汗没有想出什么类似于公羊下崽这样的怪招来为难他。后来贞观二年唐朝又把他弄了回来,所以不至于惨到像苏武那样一辈子全都贡献在外交事业上。不知在阴山脚下的温彦博,有没有迎着朔风颤抖着唱:苏武留胡节不辱……
如果说温大临有一段时间不走运,那么三弟温大有就更不走运了,曾指导过建成、世民西河一战的温大有本来很有前途,只是死得实在太早,武德元年就去世了。
【唐俭】
唐俭,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李靖征突厥时差点害惨了的那位使者。据说是太宗和李靖心有灵犀,因此才用招降使者来麻痹敌人,也就是说,一旦被敌人发现,那么这个使者多半保不住了,所谓死间者是也。也不知唐俭于乱军之中是怎么逃回的,难道是李世民曾面授机宜?另外唐俭最大的功劳就是及时揭发了独孤怀恩的谋反。当时独孤怀恩打算谋反,唐俭知道后派刘世让去告密。李渊本来乘舟都走到了一半,忽然遇到刘世让,听说此事大惊失色,于是赶紧回去了。如果没有唐俭,李渊这次真的很玄。作为奖励,李渊把独孤怀恩的家产全都给了唐俭。这情形有点像玄武门事变后李世民奖赏尉迟敬德,但齐王的家当可是丰厚多了,不是独孤怀恩可以比的。
【长孙顺德】
长孙顺德是长孙无忌的族叔,自然是李世民一党,参加了玄武门之变。这些都不说了。要说的是,贞观时期他曾贪污别人送的丝绢。李世民知道后,处理方法很别开生面——当然不是朱元璋剥人皮那种别开生面,而是他“不罪反赏”,在殿上又赐给长孙顺德数十匹绢。太宗脑子没有糊涂,他这样做是有他的道理的。他认为如果长孙顺德懂得羞愧,那么赏绢比惩罚他更有效,如果不知道羞愧,那就是一只禽兽,杀了也是白杀。后来长孙顺德因事罢官,一年后,太宗在凌烟阁看功臣画像时想起了还有长孙顺德这么个人,又想起他当初的功劳,顿生怜悯之心,便让宇文士及去看望他。结果看到的是长孙顺德一副酩酊大醉的样子,当是比较狼狈可怜的,“论者以为达命”。长孙顺德好容易这次做了泽州刺史,但不久又因事免职,运气也实在是不好。最后太宗对他的评价是:“顺德无慷慨之节,多儿女之情。”然而长孙顺德死后,太宗还是为他罢朝一日,以示哀悼——不过,这是太宗想偷懒也说不准……
此外还有好多可算是唐朝“嫡系”(一开始就跟着李氏家族)的武将,比如被称作唐的卫青的马三宝(当然他和卫青是比不了的)、殷开山、刘弘基、丘行恭等人。不一一细说了,马殷刘三人小说中常作为无能的唐朝老将出现,而洛阳之战中把自己的马让与李世民的丘行恭则有幸被刻在了昭陵六骏中飒露紫的浮雕上——只是他的帽子好怪,当时是在战场上,难道不顶盔贯甲吗?
每个朝代都少不了一大堆的皇亲国戚,李家自家的人自然也有很多。说到李唐宗室,大部分扮演的都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中的那个鸡犬,其中记载武德以前事迹的只有三个人,其余的人差不多都是从武德时记录的。估计本来他们之间走亲戚走的并不频繁,但大唐一立国,一下子亲人人数就猛涨了若干倍。李渊倒是很大方,也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宗室,基本上都封了郡,因此郡王在武德时期很滥。到了贞观时期,李世民自然不用再担心这个,所以除了有功的之外其余的全都降了公。
有三个人比较有意思,就是李孝恭、李神通和李道宗。
【李孝恭】
李孝恭是李渊的堂侄,武德时为赵郡王,贞观时为河间郡王。大唐开国之初立功最多的,除了李世民,就是他了。如果说李世民一直是在北方对抗劲敌,那么李孝恭则是在清理南方的反王。
初唐大臣众生相(中)(2)
实际上李孝恭得以出兵征萧铣,也是自己争取来的,他数次向高祖进言,所以才会让他去。江南由于有李靖在,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得力助手,再加上李孝恭本人的确有才华,而且当时萧铣的实力也并不太强,因此比较顺利地将江陵拿下。
武德六年,辅公祏谋反。在《全唐文》中,有一道李渊的诏书,《讨辅公祏诏》。诏书中很明确地写着让李世民做江州道行军元帅去征讨,但最后出兵的并不是他,而是赵郡王李孝恭。联系当时的时间,太子与秦王争斗之势已形成,那么不得不令人怀疑,之所以没有让李世民出兵,很可能与此有关。不过当时李世民正在并州防备突厥。但如果此时班师回朝,也是来得及的,毕竟朝廷正式出兵是在几个月后,应该不会很仓促,何况李世民以进军神速著称。莫非李世民此时有意以此要挟?通鉴中有一句话:十月,“秦王世民犹在并州,己未,诏世民引军还。”一个“犹”字不免令人生疑,犹在并州,意思应该是说他仍然停留在并州,这是有主动性的。到了己未日,诏引军还,下诏令他回来,似乎有强制性。联想到此后李世民颇有失宠的趋势,很可能这次触怒了李渊,从此将他搁置。这么解释可能有点儿抠字眼,而且如果这句话再细细品味又可以解释出来一个完全不同的意思:直到十月李世民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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