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他边开车边和朱元璋侃些“庭审老萨”、“国企改革”、“医疗保险”等重大话题。心不在焉地，正在暗自谋算着一会儿将如何应对罗素红的朱元璋此刻自然没雅兴与心里不装事儿海阔天空乱撇的的哥摆龙门阵。他不接他的茬儿，无不嘲笑地说：“兄弟，下届选总理大哥准投你一票。”乖巧的的哥已经听懂了客人的讽刺，他不无恶意的伸伸舌头歉意地一笑，再不吭声，专注地把着方向盘开车。

    车一路沿街南行，驶至解放路中段，朱元璋叫的哥停下来，递给他一张十元的钞票，并示意他不用找零，极风度地扬长而去。这叫作人的气派！他毕竟当过总经理，是上等品牌中人，决不能让车、船、店、脚、衙，这些下等货色小看了他。尽管他现在虎落平阳受犬欺，走的是背字。漫步向前，他走近再熟悉不过的那座红褐色的六层砖混楼前，二十几年前，它和建在这儿的另外五栋楼同属省直机关有一定级别的官员才能分上的高档宿舍。那时的朱元璋随父母住在这里，他的父亲朱魁是“三八”式的老干部，六十年代任省商业厅粮油供应处处长。在文革中他跟多数的老干部一样蹲牛棚，挨批斗，靠边站，直到“九·一三”林彪反革命集团覆没以后他才重新恢复工作，任新组建的省棉麻公司副厅级总经理。可天总不随人愿，朱魁没赶上改革开放的好硕果，无缘享受现在国家对离休老干部的种种优厚待遇。1980年，他心脏病突发病逝。

    朱元璋家住在五层，虽然房屋的建筑设计是那种卧室大客厅小的老式格局，但改革开放前的年月，三室一厅的套房，已经是极为宽敞。复员当了工人的他有自己的独居非常知足，清晨，他经常心旷神怡地推开窗户俯瞰星罗棋布地生活在他们四周那些古老、破旧、拥挤的四合院儿里普通百姓的日常起居。鸡鸣狗盗，锅碗瓢盆鸣奏着生活的交响曲，太过于普通，过于卑微。朱元璋庆幸，他的血统更高贵。并认定，今后他一定也会生活在生物链的上端。可世事难料，随着时代的变迁，“高贵血统论”已遭世人唾弃，就连这几栋楼也已经失去了往日象征着住户身份的豪华与气派。如今它就像一只疮痍满目的破旧火柴盒，孤零零地被遮挡在宽敞的解放大道东侧新建起的一群点式高层的身后，憋屈地就像一个讨不上饭的老乞丐，显得可怜，孤独又丑陋。

    五年前，朱元璋重病缠身的老母亲去世后这房子过继到他的名下成为他的惟一资产。但根据财产继承法，他和罗素红实际上只是拥有这套住宅三分之二的所有权，另有一间是他姐姐的。因此这房他是能住，不能卖。有时他特后悔，就因为拥有这点破房产，使他不能把自己锤炼成一个完全彻底的、大无畏的无产者。

    此刻人比人不如人的朱元璋心情郁闷地站在楼前感慨万千，他下意识地整理了一下穿在身上的藏蓝色西装，西装很合体，是名牌儿，叫皮尔卡丹。这牌儿靓，是前几年人模狗样的国人都偏爱的。现如今商品太丰富了，西装名品琳琅满目，款式也不断翻新，它才渐受冷落，有点儿像年龄到站的老人迫不得已退居到二三线。

    穿在他身上的这套是前一阵“华宇”超市搞清理积压商品的促销，慧姐用三折价钱给他置办的行头。他爱抚着西装，那面料在他的手指下轻滑，就好似女人肌肤般的细腻，这种感觉使他不由得就想起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慧姐，这阵子他俩各顾各有几日没见面了。在想她的时候他心里涌着一种怪怪的亲切感。

    在慧姐对待他的感情上他清楚地知道，她与罗素红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她俩都不爱他。她们有时拿他的身体找乐，也就是把他当公猴耍，在另外的一些场合里则把他当做一匹驾辕拉车的牲口，鞭挞着使用。这时朱元璋突然间想起他年轻时曾读过的一本外国书叫《玩偶之家》，他记不得那书里写的是些啥，但他感觉眼下自己就像这两个女人攥在手中的玩偶。“他妈的，走着瞧吧，还不知道谁玩儿了谁呢！”他愤然地想。

    要说取舍，落魄的朱元璋当然倾向于慧姐，他觉得慧姐对他总还有些人味。其实慧姐鬼精，久经商海的她就好像长着狗鼻子，嗅觉特灵敏，她能品得出在朱元璋这根老葱上多多少少还有些辣味。算计男人她兜的是大圈子。潜心承算、赢与亏，她的心窝子里就架着算盘。慧姐为获利，恰到好处地笼络朱元璋，既给足他生存空间，又给够他人前的虚荣面子。每逢在她要利用他之前，总会在精神领域给他戴一顶又一顶金光灿烂的高帽儿，细雨和风地用语言的魔力给他灌些飘飘欲仙的迷魂汤，使他男人的自尊舒展到极致。每每事成之后，在物质领域她也会论功行赏地给予犒劳，她大口吃肉的同时也叫他喝些汤。或在床上她莺啼燕吟，花样翻新地叫他欢畅，用荡妇的肢体语言解读他雄性的强悍与威猛。在他金钱上处于捉襟见肘的窘境下她亦会适度地有所布施，她的雪中送炭常能给朱元璋带来一种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但凡命贵即能绝处逢生的暇想。和慧姐相处朱元璋觉得轻松，没压力。他在女人的认知中寻觅到自我，就像盛夏把手放进冰凉清澈的泉水中，特惬意。这阵子他更是鳔胶似地粘牢慧姐，鞍前马后地阿谀着，他跟慧姐信誓旦旦地表白：“鲁迅先生道：人生遇一知己足已，更况你是我寻觅了大半辈子才遇到的红粉知矣，我哪能不珍惜！”其实朱元璋也就是这么一说，蒙慧姐。他心里明镜似的，像慧姐这种历尽了沧桑的女人，如今又变相地作着老鸨，决不是啥好鸟，他与她说白了，就是狼与狈的共生关系。在理性上他明知这女人毒得像罂粟，但在感性上他一步也离不开她，就像瘾君子迷恋海洛因。为生存，他对慧姐有种飞蛾扑火般的畸情。而对即将见面的罗素红，朱元璋则在心灵上更多地是挥之不去的厌恶与恐惧。那种感受就像我们在香喷喷的饭菜里突然间吃出了死蟑螂。

    想想自己如今在社会上不硬戳，混得这副下三烂模样，五尺七寸的汉子朱元璋真有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苍凉感。

    中午时分，朱元璋踏进了属于自家的门坎，此刻他没奢望罗素红能像别家妻子那样问寒问暖，热热腾腾，盘盘盏盏地为他摆好午饭，他只盼望她闭上嘴能通情达理些，雌虎少发威。别叫自己的热臀又坐上了冷板凳。正如他所料，家中果然冷落萧条，看见他，罗素红动也没动，神态木然地坐在八平米客厅里的简易沙发上，昂首喝着一杯半凉不热的白开水，这套沙发还是他们结婚时父母给置办下的。二十载飞驰的光阴苒苒而逝，它就像一位忠于职守的奴仆，默默无闻地目睹着这对浑浑噩噩的男女，朝夕相伴着他们的兴衰败落，他们的喜怒哀愁。此时它实在是已破旧得不堪重负，不情愿地被压迫在罗素红肥硕的块根下，凄婉地哼唱着支属于他们那个年代的老歌。

    沙发对面的窗下立着一件兴盛于七十年代中期的，被紫红色油漆涂抹过的五斗柜，它的中央端端正正地摆放着一台老款长虹牌十八吋彩电。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家里既无冰箱，也没有洗衣机。他们的空空如也的卧室同样是寒酸的，靠墙墩着的那张用劣质钢管焊接成的双人床，它还是朱元璋在工厂当电焊工时的得意之作。它盛载着他俩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飘摇，如今锈迹斑驳得就像只遍体鳞伤的老船躲在无人问津的遗弃港湾无声地哭泣。

    朱元璋的儿子朱继祖刚满二十，是在省财经大学财会专业就读的大二学生。儿子的卧房紧靠在常年紧锁着房门的姑姑寝室的右侧。它恰恰是朱元璋单身汉时的故居，或许这个家里最值钱的东西便是儿子使用的那台配置着“奔三”处理器的二手电脑。

    实话实说，城里人生活普遍达小康的今天，朱元璋家境的贫穷、潦倒与破败，既像历史的缩影，又像活着的化石。面对着它，不由得使那些亲临窘境的过来人一下子就追忆起了昔日中国老百姓物质极匮乏的计划经济年代，心中泛起那些逝去岁月的淡淡的悲凉。

    进化论的奠基人达尔文先生说过：“世界上最能适应生存环境的便是人。”

    一点儿也不假，朱元璋不用世人对他猫哭耗子假慈悲，他有自己的生活观。在他看来现在他的生活状况就蛮好，当代的“阿q”脸不红，心不跳。面对老婆与儿子的指责，他总是振振有词地说：“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累不累，比比万恶的旧社会。”朱元璋自嘲道：“诺大的中国，现如今真正的无产阶级只有我。哪个不服，我敢立马跟他比家产！”朱元璋说：“无论反贪局，黑社会，流氓，小偷，对我是回避三舍，我觉睡得安稳着呢，要是这人穷的连蹦子儿都没几个，别人还鼓捣他作甚！”

    朱元璋回家，丝毫没触及罗素红的神经，她从根本上早已经把这个人渣儿从她的生活氛围中剔除了，自从十年前她历经艰苦卓绝的跟踪终于把总经理朱元璋和他年轻美貌的秘书方岚在龙城宾馆五零四房双双捉奸在床的那一刻起，她的心就已经死了。从此之后这对名存实亡的夫妇再也没有性生活。朱元璋曾力图挽回夫妻之间的这种尴尬局面，他也曾跪搓板，背荆棘，声泪俱下地企求罗素红的谅解，但他所做的努力，换来的只是罗素红更加恶毒的谩骂，与嗤之以鼻的轻蔑。罗素红说：“做梦去吧，就算天下的男人都死绝啦，只剩下你这个鸟，我就是手淫也决不会跟你这头脏猪睡觉！”

    朱元璋和罗素红他俩心里打的是同一面鼓，之所以直到现在他们还蜗居在同一个屋檐下，就因为各自都要固守这套残缺不全的房子，凭他俩目前的财力再去购置一处新的住房那真是瞪着眼说白话，天方夜谭。如今这家里电是偷接的，水表是鼓捣的，煤气走字决不会超过二十个字，这个煤气公司规定的底线。

    看了看对自己不理不睬自顾喝水的罗素红，朱元璋同样不以为然。对罗素红的麻木不仁或粗野叫骂他早已是见怪不怪，朱元张璋的对策是聋人骑瞎马——不卑不亢。今天相对他腰杆子硬，口袋里装着票子，人气粗。但打心眼里他实在是不想与她纠缠，就想立马交完钱离开她，于是乎，他强压着他对她的厌恶，强装笑颜地搭讪道：“素红，吃了吗？”听到朱元璋的发问罗素红怒气冲冲地回答：“尽说些屁话，老娘身上穷的连一个蹦子儿都没有，吃你妈个头！”听到罗素红出口伤人的秽语，朱元璋明白她这番语调是对他没能及时回家送钱的报复，他不想接茬儿跟她争辩或解释，他明白跟她永远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讲不清。他心里愤愤不平地想：“他妈的，算老子倒运，遇上这么个浑不吝！”，朱元璋清楚，现在的她就像一滩刚屙下的臭狗屎决不能沾。再僵持下去，这只疯狗的嘴里还指不定吐出颗啥牙来。朱元璋镇定了一下情绪，委婉地说：“钱我带回来啦，这是一千，你数数。”说着他走上前去小心翼翼地把一个薄薄的牛皮纸信封递给四仰八叉着的罗素红。“一千，一千顶屁用，打发要饭的呢！”罗素红斜着眼，用不屑一顾的神情鄙视地望着他：“实话告诉你光儿子交学费就四千八，还有他的生活费，再说啦，我一个大活人，整天给你张罗着这个家，你当我就白干啦，就是雇个钟点工每月你也得发工资。更何况我是你老子点名指姓挑回家的儿媳，你忘了那些年你们全家大小是咋端着我来着，咋的，如今你是嫌我老了，还是因为我给你们老朱家养下儿子，你笃定自己有后啦不待要操理人啦，还是因你爹妈都去了阴曹地府不用我伺候了，我就不值钱啦？告诉你，老娘可是个有身价的主儿，不是你在外面随便日捣的那些鸡，更不是你穿腻了就想扔的旧衣服，想过河拆桥，没门儿！你不把我当老婆，可我还把你当老公呢，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嘛！我这后半辈子可全指靠着你呢。”话音落处，罗素红脸上竟挂着委屈的泪花。

    精于算计的朱元璋，打死他也没想到一向专横跋扈的罗素红今天也会改变了策略，用软刀子割他的肉。她的一番话讲得在理，起码在表面上令他无可挑剔。在这一瞬间，他或许有一点点最后的良心发现，脑海里浮现着一些纷乱破碎的，一下子难以衔接的，逝去岁月的掠影。对往日行为的褒贬评说，特像有一把无形的尺在心中衡量，他隐隐觉得有些对不起眼前这个跟他生活了小半辈子的女人，对不起他的儿子和这个家。于是他压低着嗓门柔声下气地安抚：“这点钱你先用着，回头我再找朋友们去想办法借，你放心，儿子的学费我是一分也少不下的。”

    其实就在这一刻朱元璋说的也还是违心话，就算是给儿子花钱，他同样不痛快。长期以来他们的父子的关系很僵，儿子是坚定不移的“母党”，这几年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他越发叛逆，但凡他跟罗素红有一点点小小的争执，儿子总是当仁不让地护着妈，有时他在与罗素红吵闹的时候嘴里带出个把脏字，在场的儿子一定是用充满着敌视的目光虎视眈眈地瞪着他，甚至在他面前捋胳膊挽袖子怒气冲冲地挪东摔西以示抗议。有一次他在无意中听到儿子跟他妈说：“他要不是我老子，我早就大耳贴子的扇他啦！”听到这话朱元璋很气愤，也很落寞，他无不悲伤地想：“我老朱家再好的种子撒在罗素红这片盐碱地里也长不出啥好庄稼来。继祖，继祖，继个球！”

    朱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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