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子”为目标的“洗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整党运动，它创造了将整党与肃反相结合、以党内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为清洗对象的整党肃反模式的最初形态。“洗党”将打击矛头集中在党内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身上，根据若干资料记载，清洗对象除了叛变、投降国民党者外，主要为知识分子党员：“凡是农民党员都发了党员证，知识分子入党不发（须上级批准）。”1 “凡是有亲戚在国民党反动派办事的、当兵的、不服从指挥的、不愿干革命的、社会关系不好的，就尽量洗刷。洗刷的党员不宣布也不通知，开会不叫他参加，重新立过党员花名册。对犯错误的党员有几种处分：警告、留党察看、开除党籍。”2

    如果说1928年9月在井冈山地区开展的“洗党”规模较小，为时较短，那么1930年2月以后席卷赣西南的“肃ab团”则是一场大规模的残酷的党内清洗运动，它直接导致了1930年12月震惊苏区的富田事变的爆发。

    1 刘克犹：《回忆宁冈县的党组织》，载余怕流、夏道汉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页308。

    2 朱开卷：《宁冈区乡政权和党的建设情况》，载《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研究》，页307。

    1、毛泽东的“肃ab团”与富田事变

    1929年古田会议后，毛泽东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已经初步形成。促成毛领导权威形成的两个最重要条件都已具备：一、中共中央对毛的明确支持为毛的权威提供了法理基础；二、毛的事功突出，在他的领导下，根据地地盘扩大，人口增加，一度与毛意见相左的朱德因军事失利威望有所损失，毛的军事成功为毛的权威提供了事实基础。作为毛领导权威的具体体现，1930年，毛担任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在统一的苏区党领导机构尚未建立的形势下，毛所领导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成为江西苏区党的最高领导机构。

    然而毛毕竟不是中共中央，在苏区内部仍有部份红军和党组织援引中共中央来消极对抗毛的新权威。

    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是中共武装革命的草创年代，一时豪雄四起，在反抗国民党的大目标下，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被暂时掩盖。但在根据地内，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矛盾、留苏干部与国内干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干部与农民出身的干部的矛盾仍然存在，使之可以凝聚的唯一力量来自于中共中央的权威，包括中央提供的意识形态义理系统的理论权威。只是此时的中共中央远离乡村，城市中央对根据地的领导必须通过毛泽东来体现，因此，毛个人的识见、智能、人格因素和作风态度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毛泽东在江西苏区所有武装同志中最具政治眼光，意志最为刚强，且最善用兵打仗，但其人作风专断。1929年7月陈毅赴上海汇报请示中央对朱、毛纷争的意见，中共中央明确表态支持毛。陈毅返赣后，亲自请毛出山，朱德、陈毅为忠诚的共产党员，一切服从中央，重新理顺了与毛的关系，使红四军内部的分歧和矛盾得以化解。

    但是，毛与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分歧却因各种原因而尖锐化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发生了毛泽东“打ab团”的大清洗。

    这场事变的直接原因是，毛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刚刚建立，却遭到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挑战。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有任何违抗自已权威与意志的有组织的反对力量，而不管这种反对力量来自红军内部或是地方党组织。为了维护自己在根据地的权威，毛一举挣脱党道德和党伦理的约束，不惜采用极端手段镇压被他怀疑为异己力量的党内同志。

    毛泽东用流血的超常规手段解决党内纷争，究竟要达到什么目标？一言以蔽之，毛要做江西苏区的列宁。由于此时毛尚未成为中国党的列宁，不具号令全党的法理权威，他才不惜采用极端手段镇压党内的反对派。

    将大规模的恐怖施之于党内和军内，与党道德和党伦理存在巨大冲突。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毛泽东自有办法。他声称：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党和红军已被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所控制，为了挽救革命，必须对之进行彻底改造。这样，毛的镇压就有了思想的旗帜。

    李文林是知识分子出身的赣西南党与红军的创始人之一，1929年2月，毛、朱根据湘赣国民党军队正着手对井冈山进行第三次“会剿”的紧急形势，决定撤离井冈山向赣南发展，在被誉为“东井岗”的东固与李文林部会合。

    毛、朱与李文林部会合之初，双方关系亲密。但是自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2月初，赣西南出现了复杂的局面。随着1929年毛泽东率红四军两度进出赣西南和彭德怀所率的红五军于1930年初分兵在赣西南游击，经历多次组合的江西地方红军和赣西南党团机构，在若干问题上与毛泽东产生了意见分歧，和毛泽东的关系也日趋紧张。

    赣西南方面与毛泽东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

    一、土改政策问题。赣西南方面主张执行中共六大关于“没收豪绅地主土地”的决定，反对毛泽东提出的“没收一切土地”的主张。

    二、军队及地方党机构的归属及人员配置问题。1929年11月底，毛泽东提出合并赣西、湘赣边界两特委，成立新的赣西特委。毛并决定将李文林领导的红二、四团合并到彭德怀部，另成立红六军。赣西南方面则认为此决定须经中共中央及中共江西省委的批准才能生效。

    1930年1月，毛泽东任命红四军干部刘士奇、曾山组成赣西特委，作为领导赣西南等地的最高机构，但是却受到赣西南方面的抵制。为了解决与赣西南地方红军、党团机构的矛盾，毛泽东于1930年2月6日至9日，在赣西特委所在地吉安县陂头村主持召开了由红四军前委、红五、六军军委，及其下属各行委、中心区委、苏维埃党团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江汉波也以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身分参加会议，刘士奇、曾山作为助手配合毛泽东组织了这次会议。

    在“二七”会议上，两个月前经中共中央批准恢复了对红四军领导权的毛泽东，在刘士奇、曾山的帮助下，发动了一场对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团机构负责人的严厉斗争，这场斗争为日后掀起“肃ab团”运动埋下了火种。

    毛泽东等列举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团机构负责人的“严重政治错误”主要有两项：

    一、毛等批评赣西南负责人江汉波、李文林提出的仅“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的主张，是“完全走向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的路线”，指出“由此发展下去势必根本取消工人阶级争取农民的策略，走上托拉茨基陈独秀的道路，根本取消土地革命全部”。

    二、毛等指责江汉波等“用非政治的琐碎话，煽动同志反对正确路线的党的领袖”1——这里所提到的“党的领袖”，是指由毛泽东派任赣西特委书记的刘士奇。

    由毛泽东主持的“二七”会议将赣西南方面的负责人扣上“富农分子”的帽子，宣布开除江汉波的党籍，李文林被调出主力部队，转任赣西南特委常委兼军委书记及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

    2月16日，由毛任书记的红四军总前委发出前委通告（第一号），正式宣布开展“肃清地主富农”的斗争。通告指出：

    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的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若不彻底肃清，不但不能执行党的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败。联席会议号召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的布尔塞维克化。2

    以此通告发布为标志，江西苏区开始了持续两年的“肃ab团”的斗争，很快，“肃ab团”的野火就迅速在赣西南蔓延开来。

    1 《前委开除江汉波党籍决议》（1930年4月4日），载江西省档案馆、《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褊》，上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576－77。

    2 《前委通告第一号》（1930年2月16日），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页173。

    江西苏区的“肃ab团”运动前后历经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30年春至1931年1月；第二阶段，1931年5月至1932年初。“富田事变”则发生在第一个阶段的后期。

    “打倒机会主义领导”在此前还是一个党内斗争的概念，这个1927年“八七会议”前后始出现的概念，也只是宣布改变陈独秀的路线并中止其在中央的领导职务。在这之后，中央虽已愈益强调思想统一，但党内还保留了若干大革命时期民主传统的痕迹。依那时的党道德和党伦理，不同意见仍可在党内争论，中共中央或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则拥有最终裁判权，未闻有将持不同意见的党内同志予以肉体消灭的事例，但是到了1930年，毛却将“打倒机会主义领导”与肉体消灭结合起来。将一个党内斗争的概念转变成一个对敌斗争的概念，这中间需要过渡和转换，毛泽东轻而易举就找到了这个中介环节。他宣布，党内机会主义领导本身就是地富反革命分子，从而将对敌斗争的口号——打倒国民党、消灭地富反革命，与党内斗争的概念“打倒机会主义领导”顺利地衔接起来，一举获得了镇压的正当性，所谓镇压有据，消灭有理。1930年春，在苏区内已流传国民党ab团进行渗透破坏、其组织已被陆续破获的消息，根据地的对敌警惕气氛空前高涨，在这样的形势下，毛完全可以用“镇压反革命”来要求红军和根据地的党组织、苏维埃政权全力支持和服从镇压“ab团”的政策。

    “二七”会议后，革命恐怖的气氛在江西苏区已逐渐形成，赣西南特委在书记刘士奇的领导下，遵照红四军前委关于“各级领导机关已充塞地主富农”、“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的《第一号通告》的精神，率先发动“肃ab 团”的宣传攻势。

    6月25日，中共赣西南特委西路行委印发了《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命令各级组织：如发现群众中有动摇表现不好的分子，应捉拿交苏（维埃）政府究办，凡出来生疏的经过赤色区域必须严格检查，如有嫌疑应即拘捕交苏维埃政府，赤色区域内的民众流通应持所属苏维埃通行条子。……工农群众只有阶级之分，不要顾及亲戚朋友关系，凡是来到自己家里或发现其它地方有行动不对的人不论亲戚朋友，应报告苏维埃拿办。《大纲》同时号召“实行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以“肃清红旗下的奸细”：现在各级苏维埃应加紧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捕杀豪绅地主反动富农分子以示警戒，但是杀人要有反动事实可证，严禁误杀。1

    这份《大纲》虽然提到杀人要有证据，严禁误杀，但是恐怖大门一经打开，事态很快就失去了控制。

    1930年7、8月间，“肃ab团”迅速从基层清洗转移到上级机关。

    8月，李文林出任根据李立三攻打大城市命令而新成立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的书记。在“打ab团”的积极性方面，李文林并不输于前任特委书记刘士奇，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赣西南特委首先选择“工作消极，言论行动表现不好”的团特委发行科工作人员朱家浩作突破口。据赣西南特委1930年9月24日印发的《紧急通告第20 号——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ab团》文件透露，朱家浩被拘押后，“特委即把他拿起审讯”，起初他坚决不肯承认，后“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严审他，才供出来，红旗社列宁青年社，赣西南政府，都有ab团的小组……所有混入在党团特委的赣西南政府的ab团分子全部破获，并将各县区的组织通通供报出来了”。

    这份《紧急通告》还详细规定了“肃ab团”的审讯方法和处决人犯的基本原则，这就是鼓动采用肉刑逼供和对“ab团分子”实行“杀无赦”。《紧急通告》说：

    ab团非常阴险狡猾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肯招供出来，必须要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去继续不断的严形（刑）审问，忖度其说话的来源，找出线索，跟迹追问，主要的要使供出ab团组织以期根本消灭。

    一经发现“ab团”分子，下一步就是枪毙。《紧急通告》要求：

    对于首领当然采取非常手段处决，但须注意，在群众大会中由群众斩杀。……富农小资产阶级以上和流氓地痞的ab团杀无赦。……工农分子加入ab团有历史地位而能力较活动的杀无赦。2

    赣西南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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