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厉行“肃ab团”，到了10月，在赣西南三万多共产党员中已“开除的地主富农有一千多人”（“二七”会议要求把“党内代表富农分子不论其阶级如何及过去工作如何，无情的坚决的开除出党”），消灭了一千多“ab团”。3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四分之一被打成“ab团”，也大多被杀。4

    1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页634－35。

    2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页646、648－49。

    3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626、631。

    4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页110。

    在赣西南特委大张旗鼓“肃ab团”时，毛泽东因忙于主持军中事务，并没有直接插手地方的“打ab团”。进入10月后，毛的态度发生转变。1930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江西吉安县城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通报他对赣西南党的状况的看法及准备采取的措施。毛在这封信中继续发展了他在“二七”会议期间对赣西南党团机构的基本观点，指出：“近来赣西南党全般的呈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领导机关”。毛申明，为“挽救这一危机”，决定进行一场以“打ab团”为号召的肃反运动，以对赣西南的党团机构“来一番根本改造”。1

    毛泽东真的相信有如此众多的“ab团”吗？答案是似信非信。

    1927年后，为生存而奋斗的中共长期处在被封锁和剿杀的极端残酷的环境下，作为一种自卫反应，毛习惯将国民党的反共行为给予严重的估计。在激烈的国共斗争中，毛已形成一种思维定式，即：对于国民党在共产党区域的活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若从“警惕性”方面而言，中共高级领导人当中未有超过毛泽东者。在另一方面，连李文林等人也大打“ab团”，毛就更没有理由不相信有大批“ab团”了。

    然而毛泽东又绝对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十分清楚，苏区不可能有这么多的“ab团”。既然恐怖闸门已开，正可顺势引导，将所有公开和潜在的反对派一并镇压下去。

    毛作出了一个惊人之举：在镇压李文林等赣西南领导人之前，率先在自己指挥的红一方面军（红一、三军团）进行大清洗，开展“ab团”运动。

    就在赣西南肃“ab团”的大背景下，1930年11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也在红一方面军（红一、三军团）大开杀戒，开展了“打ab团”运动。

    1930年10月，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攻占吉安，旋又退出，毛并动员彭德怀在打下长沙后退出。毛的这些举措在部份红军指战员中引起不满，军中一时思想混乱。为了消除军中的不稳定情绪，毛在率军退出吉安后，于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在一方面军迅速发动“快速整军”，其主要内容就是在师、团、营、连、排成立肃反组织，捕杀军中地富出身的党员和牢骚不满分子。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四万多红军中肃出四千四百余名“ab团”分子，2其中有“几十个总团长”（指ab团总团长），这些人都遭处决。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 一1919）》，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 年）；页319。以下称《毛泽东年谱》。另参见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90。

    2 毛泽东：《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1930年12月20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印行，1985年）；第14册，页634。

    红一方面军内部的“打ab团”极为惨烈，地富或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过去曾与毛泽东意见相左的同志，人人自危，朝不保夕。

    黄克诚当时任红三军团第三师政委，该师组织科长、政务科长都被当作ab团肃掉。宣传科长何笃才在大革命时期加入共产党，参加过南昌暴动，随朱德上井冈山后，曾在危急形势下将被上司叛变拉走的队伍重新拉了回来。只因何笃才在古田会议前的朱、毛争论中站在朱德一边，从此便不被毛重用，不久即将其调出红一军团，在黄克诚手下当个宣传科长。何笃才与黄克诚有友谊，“两人在一起无所不谈”。何笃才认为，毛泽东这个人了不起，论本事，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毛泽东，他的政治主张毫无疑问是最正确的。但毛的组织路线不对头，“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何笃才并举例说，一些品质很坏的人就是因为会顺从，受到毛的重用，被赋予很大的权力，干坏了事情也不被追究。1果其不然，这位聪颖过人、毫无过错的何笃才不久就被扣之以“ab团”的恶名遭到杀害。

    据萧克回忆，在“肃ab团”达到高潮的1930年11月底至12月初，他所在的师“没干什么别的事，主要精力就是打ab团”，杀了六十人。十几天后，该师又决定再杀六十多人，后经军政委罗荣桓的援救，萧克迅速赶往刑场，予以制止，才救出了二十几人，“但还是杀了二十多人”。2

    毛泽东既然对自己直接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也大开杀戒，那么对一贯与自己唱反调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就更不会有丝毫顾惜了。

    如前所述，李文林在“肃ab团”问题上态度十分坚决，但是到了1930年10月，随着“肃ab团”中暴露出的乱打乱杀现象日益严重，李文林的态度开始转趋冷静，10月初和10月底，省行委已着手部署纠偏措施。但令人回味的是，当李文林的肃反狂热降温时，毛泽东却开始升温了。

    1930年11月，毛泽东“根本改造”的利刃终于刺向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及其所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此次行动更因李文林等坚持执行李立三中央的路线，反对弃攻南昌的主张而更加惨烈。

    1930年5月，赣西南代表李文林赴上海参加了由李立三主持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此次会议要求集中攻打大城市，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李文林返回后，于8月上旬主持召开了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部署贯彻李立三的指示。“二全会”不指名地指责了毛泽东的一系列观点和做法，撤销了拥护毛的主张、被毛派至赣西南特委任书记的刘士奇的职务，并建议上海中央开除其党籍。这一切引致毛的极大不满，毛早已习惯以中央在江西苏区最高代表行事，岂能容忍有人在自己眼皮下以拥护中央为名反对自己？此时毛尚不知“立三路线”这个词语，于是认定“二全会”是“ab团取消派”的会议，并将参加“二全会”的人一律视为“ab团”分子，列入应予“扑灭”的范围。

    1930年10月，红一方面军攻下吉安，在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文件中发现了一张据称是李文林的地主父亲用真名签字的便条，3这张字条究竟是何内容不得而知，然而将李文林与“ab团”联系在一起已经有了所谓证据。

    1 《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100-101

    2《萧克谈中央苏区初期的肃反运动》，载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5期。

    3 参见《龚楚将军回忆录》，页353；但据1987年中共吉水县党史办的调查报告称，李文林的父亲只是富裕中农，且早在1927年5月就病故。参阅《关于李文林被错杀情况的调查》，载中共江西省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党史研究室编：《江西党史资料》，第1辑，页326。

    10月中旬和月底，李文林又在峡江会议和罗坊会议上公开反对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军事作战方针，主张执行李立三有关攻打大城市的指示，与毛的冲突全面激化。由此，毛认定李文林就是“ab团”首领。

    1930年11月底，李文林在宁都县黄陂被拘押。紧接着，一批与李文林有工作联系的人相继被捕。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犯人被刑讯后的口供，于1930年12月3日写信给改组后的江西省行委（李文林被捕后，由毛的老部下曾山领导）——（此信其实是毛泽东所写，大陆学者为避毛讳，有意隐去毛的名字），认定段良弼（省行委常委、赣西南团特委书记）、李白芳（省行委秘书长）等为ab团分子，命令“捕捉李白芳等并严搜赣西南的反革命线索，给以全部扑灭”。毛在这封信中要求省行委接到此信后“务必会同李同志（即李韶九）立即执行扑灭反革命的任务，不可有丝毫的犹豫”，对“各县各区须大捉富农流氓动摇分子，并大批把他们杀戮。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个区域的党与政府必是ab团，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负责人捉了讯办”。1

    李韶九携毛泽东指示信于12月3日前往富田，5日毛又将第二封指示信派两位红军战士给已出发的李韶九和省行委送去。毛在信中指示彼等要从已被捉的人的线索中“找得更重要的人”。为了督促贯彻两封指示信，毛又派出总前委秘书长古柏赶往富田“协助肃反”。

    12月7日下午，时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席的李韶九代表总前委，到达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指导江西省行委实施总前委关于肃反的部署。李韶九向曾山（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和陈正人面交了毛泽东的指示信，随即将省行委和红二十军八个主要领导人段良弼、李白芳、金万邦（省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周冕（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谢汉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刘万清、任心达、马铭等人予以逮捕。

    李韶九对这批同志施用了“打地雷公烧香火”等多种刑法，被打同志“皆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有的人被当场折磨致死，而每一次用刑都有李韶九在现场指挥。据当时资料记载，被害同志“哭声震天，不绝于耳，残酷严刑无所不用其极”。

    12月8日，李白芳、马铭、周冕的妻子来看被拘押中的丈夫，也被当作“ab团”抓起来，被施以严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2

    在惨酷的刑讯下，段良弼供出李文林、金万邦、刘敌、周冕、马铭、任心达、丛允中、段起风等“是ab团首领，并供出红军学校有大批ab团”。

    对于这次刑讯逼供，萧克将军在1982年曾回忆道：“即便过了半个世纪，也不能不令人惨然一叹。我们这些‘过来人’也觉不堪回首。”3

    12月7日至12日晚，在短短的五天时间里，李韶九（于9日离开富田）、省苏维埃主席曾山和总前委秘书长古柏（于8日到达）坐镇富田，厉行肃反。曾山亲自审讯段良弼，所得结果是抓出“ab团”一百二十多名，要犯几十名，先后处决四十余人， 4其中李韶九在未动身前往东固前亲自布置将二十五人处决。

    1 转引自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页98。

    2 《省行委紧急通告第九号》（1930年12月15日），转引自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未》，页105。

    3 《萧克谈中央苏区初期的肃反运动》，载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5期。

    4 曾山：《为“富田事变”宣言》（1931年1月14日），转引自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未》，页105－106。

    在这之前的12月9日，当总前委派来“协助肃反”的古柏赶到富田后，李韶九带一个排警卫，押着被捕的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离开富田，于10日到达红二十军军部所在地东固，立即与军长刘铁超、政委曾炳春研究如何贯彻毛泽东两封指示信，“找得线索来一个大的破获”。

    李韶九、刘铁超、曾炳春根据段良弼、谢汉昌被刑讯后的口供，认定红二十军174团政委刘敌是ab团分子。但因李韶九与刘敌是同乡，李韶九虽然在谈话中已点出刘是ab团分子，但是并没有立即将刘敌逮捕，只是“采用软硬兼施的方法”，迫使刘敌自己供认。刘敌在富田事变后写给中央的信中承认他在同李韶九谈话后，即有了发动事变的念头。刘敌并在信中陈述说，他一向知道“李韶九是素来观念不正确，无产阶级意识很少的一个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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