卑鄙手腕，制造纠纷”的人。为了躲过马上就要降临的刑讯逼供，刘敌改用长沙口音对李韶九说：“我是你老人家的部下，……现在幸喜你老人家来了，我只有尽量接受政治教育，承认错误，我相信毛泽东同志总不是ab团，军长总不是ab团，我总唯你三位是追是随，我个人还有什么呢。”李韶九见刘敌这番表态，就放刘敌回去了。1

    12月12日，富田事变爆发。这天上午早饭后，刘敌同独立营长张兴、政委梁学贻秘密开会商量应对李韶九的措施。三人一致认为，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来抓ab团是打击赣西南党的干部“阴谋计划的组成部份”，为了防止阴谋得逞，决定立即逮捕李韶九和红二十军军长刘铁超等人。会后，刘敌即至独立营对战士进行鼓动，率领全营红军战士包围了军部，逮捕了军长刘铁超，释放了谢汉昌等人，李韶九被捉后逃走，军政委曾炳春也跑回家乡躲避。傍晚，谢汉昌、刘敌率红二十军军部直属独立营冲到富田，包围了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释放了在押的段良弼、李白芳等“ab团分子”七十余人。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刘作抚）也被捉了起来（次日即被释放，并被邀请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趁乱逃出富田，跑回家乡。古柏也从“肃反机关跑了出来”。2古柏之妻曾碧漪、陈正人之妻彭儒均趁黑夜逃走。

    这就是震惊江西苏区的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发生后，谢汉昌、刘敌等把所率领的红二十军带到赣江以西湘赣苏区永新、莲花、安福一带，继续展开土地革命，并在吉安县永阳成立了“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谢汉昌、刘敌采取了四项紧急措施：

    一、派遣段良弼携二百斤黄金紧急赶往上海（实际带到上海中央的只有“几十两”），3向中共中央汇报赣西南“肃ab团”及富田事变经过，请中共中央裁决。

    1 刘敌：《给中共中央的信》（1931年1月11日），转引自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页107-108。

    2曾山：《赣西南苏维埃时期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1959年6月12日），载陈毅、萧华等：《回忆中央苏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21－23。

    3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年），页484；另参见何盛明：《陈刚》，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4 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211。

    二、通缉曾山、陈正人、古柏、李韶九。省行委认为，曾山等配合李韶九滥抓“ab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缉拿归案。

    三、争取赣西南特委下属的湘赣苏区西路行动委员会书记王怀的同情与支持（1930年12月9日，毛泽东的老部下、原省行委常委、宣传部长陈正人率一个排兵力去西路行委，贯彻总前委两封信的精神，准备逮捕行委书记王怀，但未果）。在王怀领导下的河西苏区对红二十军的反毛行动受到普遍同情，王怀的观点——红二十军行动不是反革命行为，而是“工人阶级路线与农民路线两条路线斗争”——被迅速传播开来。富田事变当事人之一的曾山在几十年后对此还记忆犹新，他说，当时“河西苏区党员和群众的思想极端混乱，甚至还影响到河东苏区部份人民和部份党员的认识也逐渐模糊起来”。1由此可见，当年毛泽东的极端行为造成的影响是何等广泛。

    四、公开打出反毛泽东旗帜，并试图争取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的支持。谢汉昌、刘敌在向赣江西边转移途中，张贴大量标语和《告同志和民众书》，指责毛泽东有“党皇帝思想”，宣称“党内大难到了”，并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12月20日，谢汉昌、李白芳、丛允中等在永阳镇写了《致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信》，这封信一方面谴责李韶九大抓ab团，对同志滥捕滥杀，同时又抨击总前委偏护李韶九，还附上了伪造的《毛泽东给古柏的信》，离间毛与朱、彭、黄的关系。

    《毛泽东给古柏的信》普遍被认为是一封伪造信，当事人彭德怀的证据可能最有说服力。数十年后，彭德怀在狱中写交待材料回忆此事时说：“这封信是富田事变的头子丛允中写的，他平日学毛体字，学得比较像，但是露出了马脚——毛泽东同志写信，年、月、日也是用汉字，不用罗马字和阿拉伯字。”

    这封伪造的毛泽东致古柏的信，自1930年代后一直未予公开，直到1985 年江西出版的一本有关中央苏区的历史著作中才首次予以全文披露：

    古柏同志：据目前各方形势的转变，及某方来信，我们的计划更要赶快的实现，我们决定捕杀军队cp与地方cp，同时并进，并于捕杀后，即以我们的布置出去，仅限三日内将赣西及省行委任务完成，于拷问段（指段良弼——引者注，下同）、李（指李白芳）、王（指王怀）等中坚干部时，须特别注意勒令招出朱、彭、黄、滕系红军中ab团主犯，并与某方白军接洽等罪状，送来我处，以便早日捕杀，迅速完成我们的计划，此信要十分秘密，除曾（指曾山）、李（指李韶九）、陈（指陈正人）三人，任何人不准告之10/12毛泽东。2

    1 曾山：《赣西南苏维埃时期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1959年6月12日），载陈毅、萧华等：《回忆中央苏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21－23。《周恩来年谱》，页192。

    2 见戴向青：《中央革命根据地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252。

    朱德、彭德怀、黄公略闻知此信有不同的反应。朱德随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驻在黄陂，没有直接领军，因此“离间”能否成功，关键在于手上握有一万兵力的红三军团司令员彭德怀及其副手黄公略。1930年12月中旬，彭德怀接到谢汉昌等人的信并《毛泽东给古柏的信》，当即作出判断，认定此是“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险恶阴谋”，彭德怀迅速草拟一份“不到二百字的简单宣言”，宣称“富田事变是反革命性质的”，表示三军团“拥护毛泽东同志，拥护总前委领导”。至于黄公略的态度则较为暧昧，据彭德怀回忆：“我讲这段话时（指彭分析《毛泽东给古柏的信》是伪造的假信）黄公略来了，大概听了十来分钟就走了。会后我问邓萍同志，公略来干吗？邓说，他没说别的，只说‘老彭还是站在毛这边的。’他就走了。”1

    在彭德怀的解释和说服下，红三军团的“情绪转变过来了，把愤恨转到对富田事变”，彭又把部队开到距黄陂总前委所在地十五里的小布，亲自请毛泽东来三军团干部会上讲话，以表示对毛泽东的坚决支持。在富田事变后的紧张形势下，彭德怀及三军团对毛泽东的支持具有极重要意义，此举巩固了毛泽东已遭动摇的地位。

    但是事变领导人到处散布的反毛的舆论毕竟已严重损害了毛的声望，毛泽东为了反驳赣西南方面的抨击，亲自出马，毫无愧怍，于1930年12月20日草写了《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

    在这封答辩信中，毛泽东坚持认为“肃ab团”均是有根有据的。他说：红军中“ab团”要犯的口供“多方证明省行委内安了江西ab团省总团部，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为其首要，总前委为挽救赣西南的革命危机，派李韶九同志前往富田捕捉”。毛认定段良弼等为“ab团”首犯乃是证据确凿，他说：“如果段、李、金、谢等是忠实革命的同志，纵令其一时受屈，总有洗冤的一天，为什么要乱供陷害其它同志呢？别人还可以乱供，段、李、金、谢这样负省行委及军政治部主任责任的为什么可以呢？”2毛明知将段等定为“ab团”全靠刑讯逼供，却对刑讯逼供无只字批评，反而指责段等不能为革命一时受屈，而不能为革命受屈就一定是心中有鬼，照毛的逻辑，只要段良弼等自己承认是“ab团”头子，即可证明彼等系货真价实的“ab团”——毛的这种逻辑和思维方式，成为日后极左的审干肃反的常规思路，是造成冤假错案连绵不断的最重要的思想根源。

    在这样的思路下，毛坚持“肃ab团”不仅无错，反而是对革命的巨大贡献。他说：“ab团已在红军中设置了ab团的总指挥、总司令、军师团长，五次定期暴动，制好了暴动旗，设不严厉扑灭，恐红军早已不存在了。”毛声称富田事变将“叛逆的原形完全现出来了”，号召对事变进行坚决镇压。 3

    1 《彭德怀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166。

    2 毛泽东：《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1930年12月20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印行，1985年）；第14册，页634。

    3毛泽东：《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1930年12月20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印行，1985年）；第14 册，页634。

    1930年12月中下旬，毛泽东以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六言体的讨伐富田事变的布告：

    段谢刘李等逆，叛变起于富田。

    带了红军反水，不顾大敌当前。

    分裂革命势力，真正罪恶滔天。

    破坏阶级决战，还要乱造谣言。

    进攻省苏政府，推翻工农政权。

    赶走曾山主席，捉起中央委员。

    实行拥蒋反共，反对彻底分田。

    妄想阴谋暴动，破坏红军万千。

    要把红色区域，变成黑暗牢监。

    ab 取消两派，乌龟王八相联。

    口里喊的革命，骨子是个内奸。

    扯起红旗造反，教人不易看穿。

    这是蒋逆毒计，大家要做宣传。

    这是斗争紧迫，阶级反叛必然。

    不要恐慌奇怪，只有团结更坚。

    打倒反革命派，胜利就在明天。 1

    毛泽东理直气壮，乃是他认定自己就是红军和党的象征。毛就是根据地的中央，就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反毛即是“ab团”，所杀的皆是反革命，何愧之有！在毛的眼里，只要目标崇高——扑灭“ab团”就是保卫革命——即使手段严厉一些也无关紧要。在大恐怖中，总前委和毛的个人权威得到完全确立，毛就在大恐怖中成了江西苏区的列宁！

    2、历时四个月的项英对毛泽东的纠偏

    1931年1月15日，中共苏维埃区域中央局在宁都小布宣布成立，项英正式走马上任。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由项英担任代理书记，取消总前委和由毛泽东担任的总前委书记的职务，毛泽东、朱德等参加中央局。在苏区中央局宣布成立的同时，还建立了归苏区中央局领导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统领江西和全国红军，项英兼任主席，朱德、毛泽东任副主席。至此，从党的法理上，项英已取代了毛泽东的地位，成为江西苏区中共党、军队的最高领导人。

    项英前来苏区及苏区中央局的建立，是处于转折年头的中共实现其将工作重心向苏区转移的重大战略步骤，是落实斯大林及共产国际有关指示的具体行动。1930年7月下旬，斯大林在莫斯科接见前来汇报工作的周恩来，指示中共应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的第一位。7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发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指出：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建立完全有战斗力和政治坚定的红军，“在现时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是第一等任务”。 2

    中共工作重心向江西苏区转移，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如何协调中央与毛泽东的关系，及如何评价毛在江西的工作。从这一时期周恩来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对毛并不尽然满意，但是周恩来却常以自我批评的口吻谈论这类问题。1930年8月22日，周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说：“我们过去一方面屡屡批评农民保守观念的错误，另一方面反对单纯军事游击式的策略，中央还特别提出割据的错误，对于根据地确实注意得比较少，这是工作中的缺点”。3

    1 《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85。

    2 《周恩来年谱》，页183。

    3 《周恩来年谱》，页185。

    既然已经发

本文链接:http://m.picdg.com/14_14910/3210286.html